重新审视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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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显然,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毋庸置疑,对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和经手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劣迹,加以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必须指出,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虽是个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但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他竟不顾病体之难,还以当年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外,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词句勉励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总司令”。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军危及到他的阶级利益时,也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预镇压活动。地主阶级士大夫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何尝不是如此。马建忠百般仇视太平军,目之为,“残忍嗜杀”的“流寇”。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也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防止农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于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关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也应作出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它 “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语)“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毕竟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如若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得出其责任并不专在李鸿章一人的结论。从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寿,这个抱定“宁亡外夷,不给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张从速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事实表明,这种“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同时,还不应忽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这次“议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议和”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见,《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李鸿章虽有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这笔烂账却不能统统算在他个人的头上。此后,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另一个重大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更是由西太后一手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李鸿章,不探讨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洋务运动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而,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鸿章也就充当了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应该说,这种“责任”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如果只强调他反动的一面,而不提他进步的一面,其评价就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他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国“自强”?而且还主张向外国学习呢?这岂不与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背道而驰吗?显然,这是由于他敢于正视现实所引起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的、闭关自守的。那时的中国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83页)封建统治者盲目虚骄,在他们眼里,中国无疑是“中国上国”,而别国都是“夷狄蛮□”。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并不吃这一套,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 页)为了获得商品、原料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外国资产阶级猛烈地向外扩张。一八四○年,英国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的神话被打破了。时隔十六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仍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清政府对外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么,对内呢,起事于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军,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横扫江南。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地的劳动人民又相继而起。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震撼了整个中国,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烂的躯体,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百孔千疮,危在旦夕。面对这“外忧内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等人感到已经不能照抄 “老谱”统治下去了。于是,他大声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而“变”的关键在于“资取洋人长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


那么,向外国学什么?“资取洋人”的何种“长技”呢?对外战争使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因此,他的 “自强”之道,自然要从军事改革、即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他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以自强。窃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在这里,李鸿章竟把“船坚炮利”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正因为如此,他不但着手从外国购置新式枪炮,而且还陆续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著名的军事工业。对于李鸿章的这些活动,有的论者认为纯属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动的。依我看,这种观点是欠公允的。不错,说李鸿章军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太平军等不正是他伙同曾、左等人利用洋枪洋炮绞杀的吗。但是,从刀矛剑戟到洋枪洋炮,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加强,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从抵御外侮角度而言,无论怎么讲,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在甲午战争期间加班加点,日夜生产,为前线提供弹药是人所熟知的事。考虑到后一种因素,李鸿章从事的军事工业活动是不能笼统加以否定的。


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李鸿章等人又逐步意识到“自强”与“求富”的连带关系。他逐渐感到只靠“船坚炮利”,还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于是,他又派员兴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矿企业。这些民用企业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尽管这类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它仍为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并渴望追逐高额利润,但又无奈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独立经营的私人资本提供了投资的场所。《申报》曾就当时上海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景况指出:“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见该报1882年6月9日)《字林西报》也说:凡开矿公司“一经禀准集股”,商人们“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见该报1883年 1月22日)这就清楚表明,商人们对“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是抱欢迎态度的。“官督商办”企业在早期还是起到了促进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外国资本的扩张。李鸿章曾自称他办轮船招商局是振兴中国商务,以“商战”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外国侵略者也说他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洋务运动》(八),第400——401页)。而实际上,招商局的成立,的确多少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旗昌洋行就是被它挤垮的。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经过九载经营,使“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同上书,(六),第60页)。因此,难怪李鸿章极其兴奋地指出:“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上书,第6页)他设立上海织布局,同样是为了“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一抵敌产”(《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7)。因之,竭力反对洋商自运机器来华设立棉纺织厂,饬令海关“查明禁止”(同上书,卷78)。另外,外国侵略者还企图在我国架设电线,他更理直气壮地说:“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9)。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纺织、开矿等工业,直到甲午战前未被外国侵略者染指,李鸿章是有一份功劳的。


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将军事工业的重心从陆上移到筹建新式海防方面。如果说在初创军事工业期间,洋务派“御外侮”还强调“不露痕迹”,宜趁“剿发逆”之机,“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后窥其中之秘”(《洋务运动》(三),第467页)的话,那么到筹建海防时,这种对付外来侵略的意图,就日趋明朗化。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太平军等农民起义到七十年代中叶均已被镇压,清政府渡过了它的内部危机;另方面,外部危机却纷至沓来,清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又尖锐起来。对于筹建海防一事,李鸿章极为热心,他指出:“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清史稿》,第 12016页),“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海防,……今议海防,则必鉴前辙。”(《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筹议海防折》,第238页)正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才把北洋舰队建成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虽然后来败于日本之手,但它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抹煞不了的。


培养人才也是李鸿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强”、“求富”,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怎么行呢?!李鸿章首先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根本”。结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学、电学、测量、地图绘制、机器与轮船制造及军事科学的新型技术人才。对于这些,恐怕谁也不能说是件坏事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的上述活动是在反对者群相毁谤的逆境中进行的。在顽固派的眼里,凡“祖宗成法”中没有记载的东西,无疑是“离经叛道”。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曾说:“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兽,春秋患乱臣贼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洋务运动》(一),第251页)他的这番话颇能代表所有顽固派的心理。这样一来,李鸿章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面对此类非议,李鸿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讽讥这些浑浑噩噩的顽固分子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主,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一个封建大员敢如此斥守旧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谓难得。那么,能否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都值得称道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务,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意在给病入膏肓的封建残骸打强心针。其次,尽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满了明显的抵御外侮思想。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综上所述,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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