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地下党牺牲60年后骨灰还乡

江上齐锋 收藏 2 1512
导读:“听到妈妈死讯的那天,我一点不觉得突然,因为我知道妈妈所做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牺牲的工作。”60年前,当得知母亲朱枫在台湾被害时,朱晓枫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特别意外,“母亲之前被捕过几次,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50年,朱晓枫刚满20岁,作为一名军医,她供职于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失去至亲让她痛彻心扉,可她却没有向组织打听母亲牺牲的具体情况,“没必要去打听,也不能公开纪念,我知道有纪律。”朱晓枫说,尽管她也想着早日把母亲的骨灰接回大陆,可由于种种原因,她也只能是“苦苦地在心里想着”。这一想就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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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妈妈死讯的那天,我一点不觉得突然,因为我知道妈妈所做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牺牲的工作。”60年前,当得知母亲朱枫在台湾被害时,朱晓枫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特别意外,“母亲之前被捕过几次,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50年,朱晓枫刚满20岁,作为一名军医,她供职于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失去至亲让她痛彻心扉,可她却没有向组织打听母亲牺牲的具体情况,“没必要去打听,也不能公开纪念,我知道有纪律。”朱晓枫说,尽管她也想着早日把母亲的骨灰接回大陆,可由于种种原因,她也只能是“苦苦地在心里想着”。这一想就是60年。

在各方友人努力下,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台湾回归大陆。“妈妈终于回来了。”80岁高龄的朱晓枫轻声念出这句时,心中感慨万千。


“妈妈是位时髦开放的新女性”



2010年12月31日下午,记者来到朱晓枫在南京城东的家中时,她与老伴徐锡城正在收拾刚下完的一盘棋。“最近天气预报说在降温,外面太冷,我们就在家里下下棋。”朱晓枫笑着说。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到这间简朴的房子里,却依然难抵冬日的严寒。尽管房间里摆放着一只取暖器,可室温却不太高,两位老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朱晓枫,南京军区总医院退休医生,今年80岁,与82岁的老伴徐锡城一样,两位老人的身体还都特别健康,说起话来也都中气十足。朱晓枫的女儿、女婿都在北京工作和定居,南京的家里就只剩他们两位老人。“在干休所的大院里,很多老战友都住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会去老朋友、老战友家串门聊天,大多数时间我们老两口就在家下棋看书。”朱晓枫说,这样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觉得平静又满足。

虽然在许多场合,母亲的名字都被冠以“朱谌之”,但是朱晓枫更愿意称母亲为“朱枫”,因为这是母亲在党内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母亲而改的。



“妈妈算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是浙江镇海著名的渔商。”朱晓枫说,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祖父对儿女们的态度是非常开明的,所以她的母亲朱枫作为大家闺秀,不但接受了琴棋书画等传统的教育,而且还能进洋学堂接受了西式教育。


尽管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可朱枫还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远嫁给了东北沈阳的一位工程师陈绶卿,也就是朱晓枫的父亲。朱晓枫出生后,当时她的名字叫陈明珍。抗战开始后,朱晓枫随父母辗转回到镇海,可没多久父亲便因病去世了。从这之后,朱枫逐渐接触到一些抗日的积极进步人士,包括她的同学、老师和朋友们。而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成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小时候就是逃难,从东北到镇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又去了武汉,那边有我的一位姨母。”朱晓枫说,“那段抗日流亡的生活特别艰辛。”去武汉那年,朱晓枫才七岁,至于战争、打仗等很多事情她根本搞不懂,只能是跟着大人们颠沛流离。

“我其实也不懂妈妈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见他们一些人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演话剧等,他们主要就是宣传抗日,可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却觉得特别热闹。”朱晓枫说,她还记得当时母亲出演的一出剧目叫《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参加抗战的。


“在我印象中,妈妈算是个很开放的新女性。”朱晓枫记得当年母亲朱枫的打扮都特别时髦。“她喜欢穿洋装,比如背带裤,习惯剪短头发,人看上去显得干净利索。”朱晓枫给记者拿出她母亲当年的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朱枫端庄典雅,显现出大家闺秀的气质。一张照片上,朱枫身着旗袍站在朱家花园中,姿态优雅淡然;在另一张照片中,短发造型的朱枫双目炯炯有神,尽显英姿飒爽之气。

不过,这些老照片中,朱晓枫与母亲的合影却特别少,她只找到一张母亲抱着弟弟与她的合影照片。“主要是我们一家人平时聚少离多,很少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的情况,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朱晓枫说,1939年,母亲朱枫考虑到她和朱晓光都忙着抗战事业,就决定把她送去浙江金华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跟着一群台湾人上课学文化。

一个革命家庭



受妈妈影响女儿14岁入党



在小孩子的眼中,与父母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应该是最幸福不过的。可朱晓枫小时候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特殊的时局背景下,整个国家的形势动荡波及了当时的每一个普通家庭。



看着别的孩子都有妈妈经常陪在身边,朱晓枫却不会太羡慕他们。“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逃难,我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 “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挺快乐的。”


朱晓枫说自己之所以能进“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完全都是母亲朱枫的功劳。抗战期间,台湾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多台湾进步人士退出台湾,转而来到浙江、福建一带组建了“台湾义勇队”,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几十个孩子,孩子们被编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集中在一起读书上学。当时“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李友邦(亲共人士)因为是朱枫的朋友,所以朱枫就把女儿送到“少年团”里读书。

“‘少年团’的经费都是国民政府发放的,不过他们招募来的老师却都是共产党员。”朱晓枫说,因为时局动荡,“少年团”老师们的地下党身份肯定不能暴露,平日里老师们教授语文、算术、外语等纯文化课,也不会刻意去宣传别的内容。“可我能感觉出那些老师们有点不一样,他们身上的气质跟我妈妈很像,而且跟妈妈还都是朋友关系。”

朱晓枫在“少年团”上课,可她并不知道母亲朱枫具体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工作,只知道母亲抗日去了。朱枫经常会不定期去“少年团”,“她偶尔会给我带点好吃的好玩的小东西,然后我给她唱唱歌跳跳舞,她看着就特别开心。”朱晓枫说,有时候母亲朱枫去李友邦的家里,会找人把她喊到那里,大家也就匆匆见一面就各自离开,“我要学习上课,她要忙事业,大家的时间安排都很紧张,所以都没有太多时间见面。” “在我印象中,妈妈从来没直接表达过对我的要求,没有说希望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要我去走什么样的道路,她从来也不会刻意强调什么。”朱晓枫说,“她知道我的生活学习环境是怎样的,所以,从来不会担心我的未来会走偏。”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而且还做过班里的宣传股长。“我记得我们看的那些图书都是进步书籍,后来听说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


虽然母亲朱枫没有明确指引着她去做什么,“少年团”的老师们也不会公然在课堂上宣扬共产党的思想,不过在朱晓枫十几岁的年纪,那些积极进步的思想却已经悄然生根发芽。朱晓枫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而且“少年团”中也

有着秘密的党组织,她就是在这时候入党的。“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音)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其实我比妈妈的入党时间还要早。”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可她只知道自己和语文老师是党员,至于组织中都有谁,她根本无从知晓。“不过,我大概能猜到几个人,从平时的言谈举止中观察到的。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互相不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要整体返回台湾,作为“少年团”的成员之一,朱晓枫也跟随大家一起去了台湾。“当时我也没有自己的打算,因为没法联系我妈妈,所以就跟着大家走了,反正到哪儿都一样,我从小就习惯了远离家人的漂泊生活。”

分多聚少



母亲把女儿送到解放区



与“少年团”的台湾同学们生活6年,朱晓枫说她已经成了大半个台湾人,她可以熟练讲闽南话和普通话,所以到了台湾并没有感觉到水土不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便。这期间,朱晓枫住在了母亲的朋友李友邦家里,一住就是半年。“当时国民党刚到台湾,正要收拾日本人留下的残局,急需招聘一部分人做老师。我的同学都开始自谋职业,教师职业一度非常抢手,可我却一直没事情做。”因为,朱晓枫知道她不会在台湾久留,母亲朱枫和李友邦为她在大陆积极安排工作。几个月后, 朱晓枫顺利搭乘飞机返回了大陆。

“我直接来到了上海,我妈妈当时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总会计师。”朱晓枫认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她们母女俩最快乐的时光,朱晓枫最真切地感受到了与母亲在一起的天伦之乐。“那算是简单的快乐,虽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对方,知道大家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事业,明白她有着怎样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母亲去贸易公司上班时,朱晓枫也会跟着去公司的楼下学习打字,中午饭母女俩一起吃,到了晚上再一起回家,遇到母亲加班,她就会一直等着。空闲时,朱晓枫会跟母亲出去逛法国公园,一起参加母亲的朋友聚会,那段日子的幸福和开心是让她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知道她是地下党,在公司做事也不过是掩护,但是这种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妈妈虽然没有交代我不能说出去,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朱晓枫说。有一次,朱晓枫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指导员,就把指导员带回了家。“我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带回家。我就明白了,家里应该是秘密场所,不能随便暴露。”

其实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朱枫一直在为女儿去解放区寻找机会。1946年6月,朱晓枫被母亲送到上海的吴淞口,然后从这里辗转到苏北的淮阴。“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因为从那之后,我和妈妈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朱晓枫说。

刚到解放区没多久,国共内战开始,朱晓枫彻底与母亲断了联系,后来她所有的有关母亲的信息,都是间接从他人口中获知。



在解放区,朱晓枫进入到建设大学读书,组织上在听了朱晓枫的个人情况汇报后,让她重新入党。“1947年,正好华东医科大学来我们学校招生,学校开始动员我们班里的同学去学医。”朱晓枫说,其实她不想学医,她想学习文科,可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弃文从医”成为华东医科大学的首批学生。1949年9 月,朱晓枫这批同学在开国大典之前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开始从事传染病、流行病防治方面的相关工作。 牺牲60年后



母亲终于魂归大陆



虽然一直没有母亲朱枫的消息,可朱晓枫心里明白,她母亲一定是在某地秘密做着与党相关的工作。直到1950年,组织上有关领导找到朱晓枫谈话,这才说到母亲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此时距离朱枫被害已经一个多月了。



此时的朱晓枫刚满20岁,听到这个消息后她表现得特别平静。“妈妈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党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她牺牲之前,就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其中有一根手指头还因为受刑而残疾了。”朱晓枫说,对于母亲的死讯,她完全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组织上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到底她是怎样牺牲的,在哪儿,因为什么,这些具体细节我很想知道,可我不会去问,认为也没必要打听。”60年后,谈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朱晓枫已经非常平静,“就算打听到又能怎样?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允许我们去台湾看望的。”朱晓枫说,她与母亲从小就聚少离多,呆在一起最久也就是上海的那三四个月。平时习惯了集体生活的朱晓枫没有表现出撕心裂肺的悲伤,虽然心中极其痛苦,可她知道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 母亲朱枫当年牺牲的细节,朱晓枫还是在书报等史料上看到,这让她心中特别感慨。“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在台湾的时候,当时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直接联络人,他们合作将重要情报送回大陆。因为有人叛变,吴石和妈妈他们都不安全了。为帮我妈妈脱身,吴石帮她安排了飞机到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当时舟山还未解放),可没多久吴石就被捕了,我妈妈也被抓。”朱晓枫说,妈妈是很有气节的女英雄,被枪杀之前还曾经吞金自杀过。

中国人都有“叶落归根”的传统,可母亲的遗骸到底在台湾被如何处理,对于朱晓枫来说,却成了最揪心的牵挂。后来,组织公开举行了纪念朱枫的座谈会,相关资料记载也陆续见诸于世,但是并没有人提及如何接母亲遗骸回家的想法,朱晓枫几乎已经放弃了再去台湾寻访母亲的念头。可是,当有一天家人无意中看到朱枫在台湾的史料照片后,他们就根据这些线索再次开始寻找朱枫的消息。“海峡两岸多位友好人士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这次妈妈能回家,真是不容易。”朱晓枫感慨说,2010年12月9日,母亲朱枫的骨灰终于从台北运送回了北京。

“我没遗憾了,总算了结了心愿。”朱晓枫说,目前她还没去北京,不过骨灰已暂时存放在八宝山。至于以后会将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哪儿,现在还不确定。“妈妈的老家也就是宁波当地政府曾表示过,想把我妈妈安葬在宁波。”朱晓枫说,“我们考虑,安葬在北京比较好些,毕竟我女儿在那边,我也方便去看望。”不过, 朱晓枫也表示,宁波政府方面的热情她完全可以理解,或许她能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朱枫的骨灰分成两份,一部分葬在北京,一部分葬在宁波。

在朱晓枫看来,重回大陆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无论最后如何安葬,母亲朱枫回家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妈妈这一生特别传奇,我们都很敬佩她。现在关于妈妈的很多史料还在收集整理中,我听说宁波方面还想将我妈妈的事情写成剧本,然后再拍电视剧。”朱晓枫觉得这应该算是对母亲很好的纪念方式,她说自己也盼着,希望能早日看见母亲的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链接



红色女谍朱枫



朱枫,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是家中的“四小姐”,1905年12月出生在浙江镇海。其父朱云水是镇海当地著名渔商,渔业公会会长,家境富庶。朱枫从小兼习中西方教育,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学生时期,就与陈良修(宁波最早女共产党员)成为好友,并拜师沙孟海(中国当代著名书坛巨擘,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之一)学习书法字画,其后来的名字“谌之”,即为沙孟海所取。

1927年,朱枫远嫁东北,成为张作霖兵工厂大技师陈绶卿的继室,并生下女儿朱晓枫。陈绶卿病故后,朱枫嫁给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并在朱晓光和周围同学朋友的影响下,开始走上抗战道路。1938年,朱枫在湖南生下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枫全家一起到武汉避难,在武汉期间,朱枫参加了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后几经辗转,她又来到浙江金华,并开始接触到台湾爱国志士筹建的“台湾抗日义勇队”,还资助过“义勇队”。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开设书店为新四军供应书刊。1941年,朱枫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去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最后,在朱枫的努力下,朱晓光越狱成功。


1945年春,朱枫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地下党,她在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经理财务。1948年秋,朱枫来到香港,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急需派人进入台湾,并与台湾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在考察人员过程中,组织认为朱枫有台湾的社会关系,所以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9年,朱枫接受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任务,积极准备秘密赴台。可这些行动却不能透露出去,在朱枫寄给丈夫朱晓光的照片背面,她写道:“我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以探望女儿作掩护,从香港赴台。随后,朱枫以李琴云的化名寄居在女儿家中,联系到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后,开始与吴石(国民党“国防部”次长,中共秘密联系的同志)秘密接头传递情报。在台期间,朱枫设法获取了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并成功转到香港,然后送往大陆。就在顺利完成任务,即将返回大陆之前,台湾的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而台湾也开始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

后来,吴石为帮助朱枫离开台湾,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国民党手中的舟山,想让朱枫通过舟山辗转回来。可在1950年2月2日,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在严刑拷问下,他供出了朱枫、吴石等人。很快,吴石被抓,继而朱枫也落入敌手。朱枫在舟山被羁押时,曾试图吞金自杀,但却被监视的人发现救下。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当时朱枫身中7弹,时年46岁。

这是一次跨越60年的寻找:南京的女儿寻找母亲、江苏的作家寻找英雄、台湾的记者寻找历史。而终究,2010年12月9日,他们共同寻找的1950年“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之一的朱枫,跨过了那湾浅浅的海水——“回家”了。

海这边的委托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谍战风云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天气出奇的好。



当日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神色凝重走进机场的贵宾厅,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他小心呵护的是袋内朱枫烈士的骨灰坛,“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刘添财说。

在场的朱枫后人和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都站起来,悄无声息。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这一趟回家之路,朱枫“走了”60年。



因为年岁已高,朱晓枫没去北京,接受母亲骨灰坛全权由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女婿办理,但当天老人的心都在北京,她和母亲已经整整分别64年。朱晓枫最不能忘怀的是母亲就义时的场景:朱枫被几名军警押着奔赴刑场,双手反扣,脖颈、肩头都有绳索绑捆,但一身旗袍的朱枫挺着头,目光坚定,脸上毫无畏惧之色……


这个场景被照片定格。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十六辑上发表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朱枫案” 的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那张历史照片。在写给《老照片》的回应中,朱晓枫表示:“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秦风所谓的“吴石、朱枫案”即1950年轰动台湾的“间谍案”。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在台北马场町被处死刑,身中 6枪而亡。和她一起被害的还有国民党3位将领,其中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此事,当时被港台媒体冠以“吴石、朱谌之(朱枫别名)间谍案”和“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等名称,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吴石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1949年8月,吴石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抵台后便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为尽快取回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香港活动并有子女在台的女情报员朱谌之(化名朱枫)潜入台湾。后因叛徒出卖两人被捕,英勇就义。

一个80岁老人的寻人委托



“母亲牺牲的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意外”,从9岁就被母亲送到全国最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之一台湾少年团的朱晓枫,深知 ... 朱晓枫今年已80高龄,记者赴其家采访时,这位端坐在客厅的老人如同母亲一样,虽然年岁已高但气质甚佳。她还记得和母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 1946年,当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三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那时,朱枫在中共所办的一家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每天中午,朱晓枫都去这家公司与母亲一起吃饭。

3个月后,朱枫把刚刚团聚的女儿又送往苏北解放区,在上海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朱枫对女儿多有嘱托,“还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在解放区不能用”,那时朱晓枫还叫朱倬,为防止路上国民党盘查,朱枫将女儿的名字改成朱明珍。其后,朱晓枫来到淮阴解放区,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

1951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她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确切消息,自此改名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我年岁已大了,让母亲‘回家’是我最后的心愿”。自从看到那张母亲就义前的照片后,朱晓枫朝思暮想盼着能将母亲“接回家”。



获知朱晓枫的心愿后,因撰写《朱枫传》与朱晓枫相熟的江苏作家冯亦同找到了山东《老照片》的主编,得知笔名“秦风”的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将来大陆。时值2003年新春,朱晓枫夫妇在冯亦同的陪同下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拜会已结束大陆之行即将返台的徐宗懋先生。


“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冯亦同介绍说。



朱晓枫给徐宗懋留下了委托书,自此徐宗懋在海峡对岸开始了艰辛曲折的寻找。



海那边的寻找



找到阿菊却找不到烈士骨灰



偌大的台湾,因特殊身份就义后朱枫究竟安放何处,后人手中有价值的线索并不多,况且时光已经过去了60年。朱晓枫告知徐宗懋: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朱枫正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已故丈夫陈绶卿前妻所生四个子女中的老么。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马不停蹄开始寻找阿菊,最后在曾任台北市民政局长林正修的帮助下,找到了阿菊!



朱枫当年正是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她被捕后,阿菊夫妇也被逮捕,60年能让阿菊消融往事吗?



当徐宗懋向阿菊提及朱谌之时,刚才还面容和蔼的阿菊突然变脸:“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徐宗懋立刻找出朱晓枫的委托书,老太太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说,朱枫被枪决后,他们夫妇二人“被关了几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阿菊的“朱谌之是共匪”让徐宗懋感慨万千,寻找路上的曲折和情感撞击让这位热心人士身心俱疲:“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海峡的风、海峡的雨让它更显沉重,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关于这道海峡,而是所有愿意付出自己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

77号“骨灰坛”的主人到底是谁?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现住上海的宜兴籍人士潘蓁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潘的父亲也是在解放前赴台,以教师身份做地下工作,至今下落不明。他本是为寻找失踪的父亲而去,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坛署名为“朱湛文”。潘蓁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

接到潘蓁的电话后,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帮忙寻找。出自人道善良和对这段历史的探究心,朱浤源教授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进入了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



朱教授在台北墓葬管理处查询资 料后获悉,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根据资料,此骨灰坛现安置在台北市南郊的富德公墓。



朱教授和朋友数度前往富德公墓,在那里“一个个骨灰坛都由白色编织袋包裹,必须在角落里拿出来看,大约300多个无主的骨灰坛,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然而,当大家好不容易找出“77”号编织袋时,却发现里面并不是“朱谌之”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红油漆写的名字,对不上。”一时,海峡两岸关注此事进展的亲友皆心情压抑,“我们都祈祷,朱枫烈士在天有灵,让我们找到她。”好在公墓管理处对此非常重视,下令一个月的扫墓期过后,展开全面彻底清查与整理所有数百个错置骨灰坛的工作。

5月6日,朱浤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原来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连笔,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归去来兮



烈士骨灰暂放八宝山



时隔六十年后,终于获悉母亲骨灰下落的消息,朱晓枫一家人的欣喜自不待言。



多年来,夫妇俩也曾准备赴台,但因种种原因,几次赴台的计划都搁浅。因为年岁已高、领回母亲骨灰的工作,朱晓枫全权委托在北京的大女婿李扬处理。



“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直接过问了此事,有关方面对李扬说: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事合作,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冯亦同对本报记者介绍说。

其后,朱晓枫一家开始了冗长的办理手续的过程,“我的身份需要公证,我和母亲的关系需要确认和公证”,朱晓枫对本报记者介绍,她找到了读书时的档案,在这份档案里,母亲一栏填的正是“朱谌之”。直到11月底,一切手续才全部办妥。 12月9日,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的朱枫烈士骨灰坛飞抵北京。国家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了一个灵堂,看到刘添财先生亲手捧着骨灰坛,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在场的朱晓枫女儿、女婿非常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李扬说。

交接现场,刘添财讲述了一个小插曲。他说:“我们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下来,在座者无不动容。

目前,朱枫的骨灰暂存在北京八宝山。朱晓枫一家人正在商议如何安葬朱枫烈士。除了北京、南京外,朱枫的故乡浙江宁波也热切盼望能够迎接英雄回家。朱晓枫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清明时,母亲朱枫将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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