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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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北方商周之际实际上是有二个燕国的存在:一为商人的子姓燕国,字写作□;一为西周的姬姓燕国,字写作匽。由燕山和玄水也得名于家燕,可以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就应在古代燕山和玄水一带。而商代的燕国也得名于家燕,说明它在商代各宗族与支族中,应该就是嫡系所在的一个方国,也是商人最早建立的一个方国,从时间上说,它应该是与商族的起源同时的。后来商朝的都城南迁,燕国仍然是子姓宗族所居住的中心地带。《逸周书·作雒》说商灭亡时,“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王子禄父就是商纣王之子武庚,他在商亡时向北逃奔,说明商代在北方有比在东方、南方更为强大的基础。王国维先生曾经指出:“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31](P885)又说:“商句兵三,凡纪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蝉嫣相承,盖一时所铸。其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32](P884)还说:“嘉兴沈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城,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此说虽未能证实,然读史者不可无此达识也。”[32](P884)


据此,殷商民族起源于燕地,时间约当虞夏之际,中间经过甲骨二期、商代青铜器早期,也就是祖庚祖甲时期的燕国,一直持续到商代末年,与召公奭新封的姬燕相衔接,积年相加大约已有九百六十余年之久。这是有待于考古学的进一步证明的。


此外,北方的方国尚有北伯、子姓孤竹国、箕子朝鲜、肃慎以及长、发二方国,学者多有论及,也都是可以作进一步讨论的。[33]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顾颉刚先生早年对于西周封燕一事,颇表怀疑。1930年,傅斯年提出:“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认为:“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关。郾城本括郾城、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史书许冲居召陵万岁里,则郾、召为一地,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34] 1940年,顾颉刚写了《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补充傅斯年之说,据《尔雅·释地》“燕之昭余祁”、《山海经》中的管涔山即《淮南子》中的燕京山、《后汉书·西羌传》载季历伐燕京之戎三事均在今山西境内,认为:“合此数事观之,泽以燕名,山以燕名,戎以燕名,是则太岳之北、管涔之南、汾水上游曾一度为燕之领土可知也。”提出燕国初封在今河南郾城,始迁至今山西境内,再迁至河北境。[35]嗣后,童书业、齐思和先生也都有专门的论述,认为燕国迁蓟丘为春秋后百余年之事。[36]而到1964年,顾颉刚先生重新审视商末周初北方环境,很有一番积极的描述,说:“我从1960年冬起,为了翻译《尚书·大诰》而连带研究周公东征后北方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因此从《逸周书》中知道武庚反周失败后北奔,从《史记》中知道殷后有‘北殷氏’,从《左传》中知道周初燕和肃慎之间有殷人的‘亳’,从《吕行壶铭》中知道周康王曾遣伯懋父北征,从《陈璋壶铭》中知道亳邦后属于燕,从《国语》和《书序》中知道周王朝对于肃慎的极意拉拢,又把《史记》在载的燕王卢绾受了汉高祖的怀疑而亡至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这一史实比较武庚这事,于是作出一假设:周武王封武庚于邶已在殷畿北部,当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逃奔到周人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燕之北、肃慎之南的一个地方,另建亳都,国号北殷,地点约在今的辽西一带。这个新国,周人是不愿它存在的,所以特别对肃慎表示好意(这时的肃慎住辽东半岛,与齐隔海相邻,见司马相如文);延至康王时,伯懋父北征,联合了燕和肃慎夹攻北殷,北殷灭后加封给燕,所以燕的北境在西周初期已发展到东北。可是北殷虽亡,殷人随武庚北移的很多,他们继续留居东北,成为东北的土著,在东北各族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37]绎其文意,似已肯定周初“加封”燕国之事。


第四,它证明了在《山海经》、《周易》二书中确实保留着上古时期的真实史料。


《山海经》一书,《史记》、《汉书》均有论及,《汉志》著录在数术略形法家类中。刘歆解释“形法家”之义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则是介于地理与卜筮之间。刘歆称其为“博物”之书,《隋书·经籍志》归类为地理记,其后学者或称之为“古今语怪之祖”(胡应麟)、或称之为“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称之为“古之巫书”(鲁迅)。今人多以为神话书,或列在小说家。


《山海经》旧题夏禹及伯益(又作伯翳)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三篇,不著作者姓名。刘秀(刘歆)《上山海经表》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何焯校为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郝懿行著《山海经笺疏叙》,援引《周官》、《左传》二书,确信其事,说:“因知《五臧山经》五篇,主于纪道里、说山川,真为禹书无疑矣。……亦知此语必皆为后人所羼矣。然以此类致疑本经,则非也。”而怀疑此书的学者,则多指出书中多有后人羼杂的内容。如胡应麟《山海经考证》说:“案《经》称‘夏后启’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由其延续夏商周三代,断定为战国人杂录。与此种意见相反,则有啖助的“口传”及“祖师之目”说。啖助《春秋集传纂例》说:“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


笔者认为,“口传”及“祖师之目”说是较为合理的解释。《尚书》是虞、夏、商、周四代典籍的汇编,《山海经》可能也存在世官世畴所汇编的内容。借用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的话,“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8](P3)由于王亥故事的被证实,《山海经》中夏商之际的若干内容已经可以断言是真实的。《易经》和《山海经》都可以肯定是历年久远的古史,《山海经》的年代较《周易》尤其久远。刘歆说《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山海经》古有图,历代学者多已论及。陶渊明诗:“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郭璞著《山海经图赞》二卷,已佚。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说:“古之为书,有图有说,《周官》地图,各有掌故。”胡应麟《四部正讹》所说更为详尽:“《经》载‘叔均方耕’、‘讙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意应尔。及读王伯厚(王应麟)《王会补传》引朱子曰:‘《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余意顿尔释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则得其实”。现在得知《大荒东经》中“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一段记述是与卜辞中的“王□”对应着的。由卜辞“王□”进而确认了《诗经·商颂》“玄鸟生商”的记述,而“玄鸟生商”的背后又是先商的物候与历法知识以及生育原则。目前所发现古代最早的汉字是晚商的甲骨文,汉字的发明应当更早于此,不过古代先民在记录和传达重要事件时,为便于记录和保存,可能会使用图象。金文中的一些文字,既是“合文”,又是“徽号”。卜辞“王□”既是文字,也是图象。先商时的人们是将物候、历法及生育原则凝缩地表达在这个图象中了。古代先民用以记录和表达他们思想的方法可能与后世是不一样的,可以推测“图象”是他们记录和表达思想的一种有效方法。这其实就是一种语言,一种话语系统。《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王问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王□”的图象,在《山海经》使用文字记述时,就可以是鸟首。《山海经》中的人物形象,多有所谓鸟首、鸟身者。其中又有许多关于“动作”的记载,看来像是在描述一幅图画而使其“定格”。这些记载除上述之外,还有“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方浴日”、“方浴月”等许多。“方”字意为“正在”,所表述的是极短的片刻,《山海经》的作者似是在将这极短的片刻永恒地凝固住,其用意极可玩味。另外一些记载虽没有“方”字,但仍是其意,如说“欧(呕)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呕)丝”,都是固定的图象。其形象当然可以总括之为该氏族的“图腾”,但是在所谓“图腾”背后,尚隐含着重要的史实,其中多与该氏族所分掌的职守有关,特别是多与当时的天文、地理、纺织等技术性职业有关。


由此可以得知,是先有一些重要的史事,然后才有“图象”的记录和表达,以及对这些“图象”的离奇说明。春秋以后,孔子、屈原、司马迁对“古有此学”的“图象”已不能解释,因而视为怪异,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39](《史记·大宛列传》)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像“玄鸟生商”这样的记述,对于已经不能解释的人看说,即使想要作伪也是作不出来的。当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有“神话之历史化”、[40](P349)“纯神话变成历史故事”[41](P5)之说。就先商王亥的史事而言,这个过程恰恰相反,不是“神话历史化”,而是“历史神话化”(关于《山海经》“历史神话化”,最近的研究有胡远鹏《〈山海经〉:从神话回归历史》,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九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主张“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可能会埋没《易经》、《山海经》等书中的大量史实。


总之,在《古史辨》第三册的自序中,顾颉刚先生曾说明“其编纂的次序,以性质属于破坏的居前,属于建设的居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在《古史辨》第三册为上编的第一篇,应当是“性质属于破坏”的。但是,顾颉刚先生又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42](顾颉刚先生序P19)《〈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无疑可以说是这种“一事的两面”的最佳典型了。笔者认为,此文是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研究之一,这应当是不违背顾颉刚先生的研究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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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本文中有若干难以输入的字,暂时空出,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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