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末代皇帝溥仪为何会被自己的妃子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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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末代皇帝溥仪为何会被自己的妃子抛弃

1924年,末代皇帝被冯玉祥逐出皇宫,溥仪带着文绣乘汽车来到天津的静园,对溥仪感到厌恶的文绣开始行动起来。她逃出了鸟笼般的静园,揭开了末代皇妃“婚姻革命”的序幕。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派兵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于是1925年3月5日,溥仪带着婉容、文绣等人迁居天津,住进了原清朝两湖统制张彪的别墅,世人称其为张园。


张园位于日租界宫岛街,占地十八亩,溥仪在入住之后,将园子里里外外地重新装点了一番。园内有假山石,还有不少的花卉果木,因为溥仪特别喜欢打网球和高尔夫,所以在园内还设置了网球场。不仅园子内的风光秀美,房内的各种摆设也都是高档货,如钢琴购置于意大利,大立钟来之于瑞士,家具是在英国订购的,地毯则是产自于法国。此外,在溥仪的书斋和寝宫内还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紫檀木古玩架,里面陈列着他离开皇宫时从里面带出来的各种稀世艺术珍品。对于他一后一妃的寝宫的陈设,也不乏各类新潮豪华的物饰。虽然眼前居住的别墅很富丽、很豪华,但是文绣的日子却是愈发的凄凉。


还在北京的紫禁城内生活时,溥仪难得有机会迈出宫门半步,但在迁居天津后,溥仪和他后妃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仅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随便上街了,还可以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交活动。


婉容因为少年时曾在天津学习过一段时间,所以她对天津的一切都比较熟悉,同时她又极其善于交际,为了便于自己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所以溥仪每次外出的时候几乎都带着婉容,而文绣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所以她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到天津没多久的时间,溥仪和婉容两个人就把天津市内吃、喝、玩、乐最为有名的地方逛了个遍,包括不同的百货公司、各种游乐场所等等。在天气炎热的盛夏时节,溥仪隔三差五地还会带着婉容乘上自己的专车外出兜风,累了渴了便到起士林、利顺德,买份冰激凌或者刨冰消消暑。而到了隆冬季节,溥仪就带着婉容出席租界内的各种交际晚会,两个人真的是过着神仙眷侣般的日子。

而这样的生活,与文绣似乎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和婉容天天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张园寂寥无比。每当他们从外边玩乐归来,看着婉容神采飞扬的面孔,她的心头总会涌出一股酸水,但是她也只能自己一个人吞咽,因为此时的溥仪相较在紫禁城的时候,对婉容的偏心已经愈演愈烈了。文绣虽然与溥仪和婉容同住一栋楼,但是平日里他们从不曾有任何往来,就像是马路上偶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一般。不来往就不来往吧,反正自己一个人已经孤独这么多年了,文绣经常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但是生性刁蛮刻薄的婉容似乎永远都容不下文绣。现在的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当初让溥仪心中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愿望,但她却并不就此而满足。只要是不出去,婉容在张园里从来就不曾露过笑脸,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她还成天在溥仪的面前说文绣的不是。溥仪当时特别听信她的话,所以文绣与溥仪的感情一天坏过一天。他甚至给婉容和文绣硬性规定了很不公平的“月费”定额,允许婉容每月都比文绣多花一笔钱。

文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不仅仅如此。溥仪在天津虽说是租住在别人的庄园,但是以前在皇室养成的派头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依旧如以前一般,在心情好的时候就给臣下和亲族颁赏。但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件皇室里习以为常的小事,却都没有文绣的份。有一份关于在1926年的溥仪赐赏的记录显示,当时很多的人都领了赏,既有陈宝琛、陈曾寿、温肃一类忠心耿耿的清朝老臣;也有张宗昌、吴佩孚、刘凤池、毕庶澄一类的新兴军阀;还有日本警察署高桥、海军少将有野修身、日本公使芳泽和他的夫人、小姐以及英国的领事、英军司令;而皇后婉容、醇王府的格格们、朗贝勒府的亲属们,甚至连溥仪的乳母、老妈子、御医、随侍和太监们一个都没有拉下;但惟独不见有关文绣受赏的任何记录。

虽然颁赏没有文绣的份,但是进贡却落不下她。有资料记载说,1928年旧历九月是皇后婉容的生日,按规矩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们都要给皇后进贡,当时她接受的“千秋贡品”包括果品、衣料、化妆品、古玩、首饰、字画、烟酒等,其中也包括文绣进贡的宴席一桌,外加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可是,轮到作为皇上淑妃的文绣过生日时,却无半人问津。自己所有的遭遇,令文绣彻底地寒心了。

时间转眼到了1929年。在张园的庄主张彪因病去世之后,张彪的儿子张挺不愿意让溥仪继续在园子里白住下去,他跟溥仪提出要交房租。而在张庄居住了四年的时间,溥仪对这里的环境也逐渐生厌,正好趁此机会,溥仪和他的家人搬离了张园,住进了原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公馆——乾园。溥仪在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当时他还在为自己的复辟大业奔忙,所以取此名,寓意静观变化,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如秋江静”,“静以养吾浩然之气”。

搬到静园后,溥仪对文绣更加地冷落,他和婉容各自的寝宫都在二楼的东侧,而文绣则单独住在西侧。婉容从与溥仪成婚之初,她就希望溥仪能够真心爱她,想成为溥仪惟一的女人,所以她对文绣的排挤也更加地变本加厉,后、妃之间的明争暗斗接连不断。文绣虽然平日里言语不多,但是她颇有政治头脑,对于溥仪当时一心想完成的复辟大业,她心里并不反对,但是她却不赞成溥仪投靠日本政府。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至此,文绣与溥仪之间的裂痕又加深了一道。

其实在最开始,溥仪对依靠日本实现复辟还有些彷徨,对日本还怀有一定的戒心。所以那时溥仪并不想单靠日本人,而是希望同时能得到西方各国的助力。但是自从郑孝胥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常常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更频繁地往来会晤。

郑孝胥何许人也,为何他会与日本人拉上关系,甚至成了溥仪与日本政府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郑孝胥,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中国清末官僚,伪满洲国总理。清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中福建省乡试解元。1885年开始任李鸿章幕僚,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1892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回国,曾参与戊戌变法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之后,他以遗老自居,是清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日本就任期间,目睹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再次崛起,所以在他的内心,对日本政府抱有很大的敬佩之心。在溥仪后来经历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他都陪伴在其左右。

因此,在溥仪想要开展自己的复辟大业、准备依靠于日本政府的帮助的时候,郑孝胥因为亲眼目睹了日本由没落到复兴的过程,所以他极力唆使溥仪投靠日本政府。溥仪也许是求功心切,所以他听从了郑孝胥的建议,并派他去日本走了一趟。回来后,郑孝胥就告诉溥仪,日本在朝在野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

溥仪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心花怒放,当即就得出了“日本对咱大清不坏”的结论。眼看着溥仪在亲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文绣感到十分痛心,但她又没有能力和地位去说服溥仪,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他俩共同的生活道路亦随着政治裂痕的不断扩展而被阻断了,此时她与婉容的关系也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随着自己受到的冷落和不公正待遇的逐渐增加,文绣心里的积怨也越来越多,后来来自溥仪和婉容的双重欺辱和虐待,更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暗无天日,没有丝毫希望。由于长期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中,文绣变得终日郁郁寡欢,整天以泪洗面,甚至成天都想着自杀一类的事情。

好在她的妹妹文珊当时也在天津,所以她时不时地会来看望二姐。文珊的婚姻也不幸福。她在文绣入宫后一年多,出阁嫁给了庆亲王载振的二儿子溥锐,这溥锐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到处拈花惹草。本来姐妹间因为血脉相连,感情就异常深厚,再加上相同的婚姻遭遇,更使得文绣和文珊之间产生了诸多的共鸣,两姐妹见面之后就互相诉苦,这帮文绣排遣了心中不少的郁闷。

后来有一天,文珊和一位表姐妹玉芬一起来看望文绣。玉芬是当时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孙媳妇。她长相上乘,为人干练有谋略,但是在婚姻问题上也很不幸。她所嫁的冯家少爷(冯国璋的长子长孙冯曙山)也是一纨绔子弟的典型,整天除了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外别无他事,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以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夫妻感情。但是身处这样的环境却令玉芬长了见识,有了经验,她成了一位思想开放、敢于追求婚姻自由的新女性。思想上的共通点与生活中相似的遭遇,让文绣与玉芬成了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的密友,玉芬和文珊一样,也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之一。

这天当玉芬又一次听了文绣的哭诉后,她就劝文绣离婚,勇敢去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当她从玉芬的口里听到“离婚”二字,着实让文绣吃惊不小,以前可从来不曾听说过这回事儿啊。看着文绣充满了惊讶与疑问的面孔,见多识广的玉芬向文绣解释道:“现在是民国时代,溥仪又被撵出宫来,他也不再是小皇上了,也要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请律师写状子,告溥仪虐待妻子,和他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

顿了顿,玉芬又说:“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

听了玉芬的建议,本来觉得生活已变得毫无希望的文绣心里似乎又见着了一丝亮光,但是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再加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女人跟皇帝离婚的啊。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她就把文珊找来,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文珊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所以在她二姐刚刚说完她想离婚还没来得及询问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就表示非常赞成。她看文绣脸上仍有迟疑,就急着说:“二姐呀!难道还没过够?和溥仪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早离婚早好。”

文绣在得到了两个最亲近的人的鼓励之后,又和文珊、玉芬在一块儿前前后后地合计了一番,她终于下定决心和溥仪离婚。几天之后,在玉芬再次前来探望的时候,文绣偷偷地交给了她1000元,请她与文珊一起用这笔钱在外边打点打点,聘请律师。1931年8月25日,文珊来到静园,帮助文绣开始她的“婚姻革命”。当天下午3点左右,文珊向溥仪提出申请说,她姐姐的心情很不好,她想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当天心情不错的溥仪竟然立马就答应了,只是派了一名太监跟随她们出去。但溥仪万万没有料到,这是长期预谋后的一次惊人之举,他这一次不假思索地答应,让文绣从此再不曾跨进这座静园的大门,犹如当初他随手画的一个圈就将文绣的命运锁在了深宫大院里一般。

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和新思想的感召下,中国皇宫有史以来的“妃子离婚案”就此拉开了序幕。文绣姐妹俩坐上溥仪的专用汽车出了静园大门后,她们就令司机一直开往国民饭店。下车后,两人直奔该饭店的37号房间。文绣的随从太监紧走了几步,疑惑地跟在主子的后面进入了房间。刚踏进房门,文珊突然转身对太监说:“你先回去,妃子留此不去,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随从的太监听到文珊的话后大为吃惊,赶紧双腿长跪,苦苦哀求淑妃回去。然而,早已打定主意的文绣态度异常坚决,她只是从衣袖中取出3封密函交给了太监,然后说:“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万般无奈的太监只得颤颤地从文绣手接过信,怀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离开饭店。

原来,文绣在逃出静园前,就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通过文珊和玉芬的帮助,她聘请了三位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他们帮助文绣拟写了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逃离静园后致溥仪的信件,在这几封信中,他们明确告诉溥仪,他们已经接受文绣的诉讼委托并正式代理了这桩离婚案件,在信件中他们向溥仪说明了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并在文绣出静园之前就在国民饭店租好了房间,就等文绣行动;与此同时,文绣也没有闲着,她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利用文珊每次探望自己的机会,分批陆续带出并暂时存放在她家里,以备出静园后的应急之用。这所有的一切都计划得周密、细致,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末代皇帝离婚案”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将全国的舆论炸翻了,文绣马上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一时间,赞誉者有之,抨击者有之,分成两派。文绣的律师与卫道士唇枪舌战,闹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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