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卖淫养3女儿读书被杀害 警察感动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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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5日,为了护住13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一名中年女子在杭州的出租房内被害。办案时,民警获悉,这名中年女子的丈夫出车祸身亡,她一个人在杭州“打工”,供养着两名古稀老人和三个正读书的女儿。

近日,这则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在网络上热传,并展现了一个温暖的、童话般的结尾——4年如一日,当年那些办案的警察们始终在默默地接力资助着这三个孤女。

坚守背后,是什么打动了他们的心?昨天,本报对话当事的杭州市滨江区3名民警。

陆钧

时任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刑侦大队教导员,现任滨江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吴仁贤

时任刑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现任滨江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沈剑平

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长河派出所所长

关键词 杭州民警资助三孤女

2006年3月25日,为了保住身上的130元现金和一部便宜手机,一名湖北赴杭州打工的中年女子在杭州市滨江区长河镇被害。破案时,杭州市滨江区民警了解到,该中年女子的丈夫打工时遭遇车祸身亡,她一个人在杭州“打工”,维持着两名古稀老人和三个正读书的女儿的生活。

为了让这3个孩子不辍学,滨江区公安分局的陆钧、吴仁贤、沈剑平等近30名民警,挑起了供养这三个孩子的担子。截止到发稿时,民警们4年来已累计捐款近8万元。如今,三个孤女中,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两个小女儿正在读大学。

“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京华时报:最初,是什么触动了你?

陆钧:一位单亲妈妈,40岁了,丈夫早逝,为了供养两位古稀老人和3个女儿,独自一人到杭州谋生,遇难前,她还死死地护住自己的衣袋,想要保住身上仅有的130元钱和一部便宜手机。后来,我们还获悉,案发前几天,她刚刚把挣来的几千块寄给女儿做学费和生活费。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京华时报: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害的?

陆钧:2006年3月25日凌晨,我们接到报警,滨江长河江边一出租房内,一中年女子被杀。后经调查,案发当天,几名同在附近一工地打工的男子吃完夜宵后聊天,也许是认识被害人,他们说去那里“要点钱”。这些人来到被害人的出租房,以“做生意”为由敲门进入,并用凶器威胁她交出财物。被害人拼命抵抗,打斗中,对方连捅数刀,被害人倒下后,他们抢走了手机和130元现金。

京华时报:在案发现场,你看到了什么?

陆钧:接警后,我们马上赶往出租屋,死者是个中年女人,很瘦小。其实那也算不上是个正式的出租房,只是院墙边上搭出来的一个小棚子,不过五六平方米。那么小一个房间,一眼看去什么都看清了,除了一张床,墙上挂着几件衣服,床边有个纸板包装箱,算是她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一些换洗的东西。最起眼的,也不过是一台破电视机,很旧了,就值几百元。

京华时报:当时知道被害者的身份吗?

陆钧:房间里实在太简陋,起初以为那女子是捡破烂的。但办案民警仔细查看现场后,就明白了女子是做什么营生的。后来,3名嫌疑人的交代也证实了我们的推断。

受害者的邻居也交代,她非常节俭,平时除了出门,基本是穿固定的几件旧衣服;吃的,也是随便煮一点东西填饱肚子就行。

京华时报:第一次接触受害人的女儿是什么时候?

陆钧:作为警察,在业务上我们更关心嫌疑人的情况,最初并没有过多考虑受害人家庭条件怎么样。案发后的一天,在长河派出所里,一个身材单薄的女孩子,穿着一件褪色的黄色滑雪衣,一双破了洞的球鞋——她穿的这些衣服在杭州好几年前就没人穿了。她站在那儿,不多说话,眼神特别茫然无助。我问了一下办案民警那女孩儿是谁,民警说是受害人的女儿。我这才知道受害人有个女儿,她是来给母亲处理后事的。

京华时报:你当时什么感觉?

陆钧:觉得这家人真不幸。通过走访,民警找到了被害人的一些湖北老乡,相识的人都说她是个苦命人。她家是湖北农村的一户普通人家,靠种地生活。1994年,受害人的大女儿要上学,丈夫去广东打工为孩子挣学费,却在外出第一年就遭遇车祸去世。事后,肇事司机逃逸,家人至今没得到分文赔偿。

这个中年女子被害时,家中还有一对古稀的父母和三个正在求学的女儿。她的老乡说,看家中种地的收入远远不能供孩子上学,已经40岁的她才听从老乡劝说,于2005年12月到杭州挣钱。

京华时报:怎么破案的?罪犯是不是该给受害者的孩子一些赔偿?

陆钧:我们很快锁定嫌疑人是在附近干活的三个油漆工,这三个人也很快落网。具体的破案手段不方便讲,3个犯罪嫌疑人有一个30多岁,另两个才20岁左右,一个判的死刑、一个死缓,一个判无期徒刑。但杀死她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家里也很穷,都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干一天活也就30块钱,根本没有民事赔偿能力。

我们当时还获悉,3个孩子中,大女儿当时正在上大学,二女儿、小女儿在上初中,母亲不在了,她们肯定要辍学。

“存折上的余额总是‘还有’,从来不会到零。”

京华时报:你们谁先决定帮助那3个孩子的?

陆钧:已经记不得当时哪个同事先说了一句“我们能不能帮帮这3个孩子?”听到这句话后,大家都点头。有位同事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作为职业,被害人从事这个不太光彩;作为母亲,她是伟大的,她是迫于生存压力,才不得不那么做的。

京华时报:资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陆钧:她大女儿到派出所来料理后事时,我们发现她没吃没喝,就给她买了盒饭,后来听她说,奔丧的车票钱都是找同学借的,民警就自发地为她解决了住宿、吃饭的费用,大概给她凑了几千块钱。案子破了后,我们了解到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便自发地为她们捐款,大概有2万块钱。后续的事情都是吴仁贤在具体负责,他做得很好。

京华时报:都有谁为孩子们捐了款?

吴仁贤:刚开始是我身边的同事,比如时任刑侦大队教导员的陆钧,长河派出所所长沈剑平,预审中队长孔国芳,内勤杨慧琴等人,之后还有我的朋友、邻居等,他们听说这个事情后,都很感慨,都愿意出一份力。人数记不清了,有捐多的,有捐少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4年来,大伙儿累计给三姐妹捐款近8万元。

京华时报:这些钱怎么给孩子们?

吴仁贤:考虑到三个女孩儿都没什么社会经验,如果一次性给钱太多,她们可能会觉得钱来得容易,既管不好钱,也不利于她们的成长。大伙儿在农行高新支行开了一个账户,像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一样地运作起来,善款统一打入这个账户,然后逐月汇到三姐妹的手里。

每个学期开学,我们会把孩子们的学费都汇过去。平时定期给大女儿汇生活费,然后由大女儿负责三姐妹的生活费分配。最多的一个月是1000多元,按当地的消费水平,够孩子们生活需要了。

京华时报:听说帮你们汇款的银行职工后来也自发捐了款

吴仁贤:刚开始我不知道银行捐款了。后来才知道,银行的工作人员听说了我们的资助计划后,全体员工悄悄地给三姐妹捐了2万多元。这个网点,从上到下总共也就10来号人。此外,也有朋友问我要账号的,所以经常有“来路不明”的捐款,存折上的余额总是“还有”,从来不会到零。

“我们告诉大女儿,她妈妈很伟大,可以说忍辱负重吧。”

京华时报:三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吴仁贤:大女儿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二女儿和小女儿还在上大学,二女儿目前身体不太好。

京华时报:和孩子们见过面吗?

吴仁贤:见过两次大女儿,一次是她来杭州实习时,另外一次是不久前她来杭州出差。她看上去和一般的年轻人没什么差别,很阳光,很向上。她就叫我“吴叔叔”,第一次来的时候,还和我女儿见了面,两个孩子聊得很投机。最近一次见面,是她到杭州出差给我打电话,我带着老婆和刑侦大队的同事们,一起请她吃了饭,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交流。不过说到妹妹时,大女儿就皱起了眉头,她们中的老二有先天性心脏病。

京华时报:你也很担心二女儿的病情?

吴仁贤:对。有一次我给大女儿打电话,听她声音感觉很不开心,问她到底怎么了,一开始她不说,再三追问下才说二妹心脏病发作,在学校当地医院救治,情况很危急。她说怕我们担心所以没说,想自己一个人处理。大女儿很懂事,这些年来承受了这么多事情,她比同龄人要成熟。

京华时报:和孩子交流时,会提到她母亲的工作吗?

陆钧:案情通报的时候,大女儿知道了妈妈的工作,因为这是避不开的环节。不过在和孩子的交流中,我们从不刻意提。我们告诉大女儿,她的妈妈很伟大,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吧。孩子也说不怪妈妈,有时候她们会自责,说拖累了妈妈。

京华时报:媒体报道之后,有人愿意帮助她们么?

吴仁贤:有人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但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希望的是舆论不要伤害到孩子。她们渐渐长大了,明白了很多事情。最初媒体联系我时,我还帮着拨电话给大女儿,让他们聊一聊。但现在我特别后悔,因为有媒体老去追问孩子,“你知道你妈妈当年做什么工作吗?”

另外,我们还很反感有的媒体报道时,一味地强调“卖淫女”、“站街女”这样的字眼,公安部已经建议称“失足妇女”了,为了吸引眼球强调那些,我担心会伤害到孩子。

“我们的社会救助系统还需要完善。”

京华时报:有人说,因为你们的救助,她们姐妹3人的命运改变了很多。

吴仁贤:我们每个人捐的钱不多,但这些钱汇集起来,可以让三个女孩儿完成学业,没有让她们因为家庭变故和贫困而辍学。我们帮助她们,其实也并不艰苦,这只是一个平淡、简单的过程。

京华时报:你们打算帮到什么时候?

吴仁贤:目前还在继续,至少要到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大女儿上班第一天就打来电话说,她挣钱了,她要自己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我们没同意,毕竟她刚毕业,大城市生活压力又很大,打拼很不容易,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帮她们完成学业。

京华时报:你在长河派出所工作这几年,类似的救助做得多吗?

沈剑平: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一两次,不过每次情形都不太一样。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一名司机酒后驾驶,车撞到了石头上,司机当场死亡,车上的乘客重伤。肇事司机是外地到这边打工的,人已经不在了,家里也无力赔偿。最后,我们向上级打报告,给重伤者出了医疗费用,最后还给了他3万元的生活补助。

京华时报:需要救助的人这么多,以你们个人的力量能帮得过来吗?

沈剑平: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比如外地被骗过来的失足青年,他们获救后没有车票回家等等。我知道有个铁路民警一年自掏腰包,出了万把块钱,帮助了很多人。其实,我们就想着,遇上了就帮,帮一个算一个。但遇到受害身亡的,我们能出点补助,却不能代替作案者赔偿。

京华时报:你有什么期待么?

沈剑平:我们的社会救助系统还需要完善,因为更多的救助要通过整个社会来完成。我觉得,比如交通肇事逃逸,如果当时抓不到嫌疑人,可由国家先行赔偿给受害者家属,等抓到嫌疑人了,再由嫌疑人来还国家这笔钱,这样做,起码像我们救助的这3个女孩的家庭悲剧就会少发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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