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1943-1944):最危难的岁月》(40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最真实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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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幺傻,曾从事过公务员、记者等职,在全国多家媒体工作过,发表文学和新闻作品数百万字,出版有《暗访十年》等文学作品八部,现供职于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


[引子:我为什么要写抗战]


这十几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做暗访记者,一件是寻找抗战老兵。

寻找抗战老兵的念头诞生了很久。早在1995年,那时候我还在政府部门上班,当时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庆祝二战胜利50周年,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欧美的二战老兵们,戴着勋章,鹤发童颜,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就想,我们的抗战老兵在哪里?可惜,我在电视屏幕上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后来,我从政府部门辞职了,做了一名流浪记者,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里,我先后采访了40多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默默谢世。甚至在临终前,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而与日寇殊死抗争,浴血奋战。他们在沉默与凄苦中度过了一生。

麦克阿瑟将军说:“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隐去。”

是的,我们的抗战老兵永远不死,现在,我们就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并且代代相传。


我所采访过的抗战老兵都晚景凄凉,他们中,有人终身未娶,有人身有残疾,有人被贫穷压弯了腰,和那些佩戴勋章的欧美二战老兵比起来,我们的抗战老兵被人忽视了,而且忽视了很久很久。

然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怀有怨言,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很幸福了。”

每次采访完一位抗战老兵,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制自己狂躁而痛苦的心情,无论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还是走在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只要一想到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我终于能够理解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就自杀了,那是一种彻入骨髓的悲愤,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我在采访完我们的抗战老兵后,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我也彻入骨髓,我也无力改变。


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书,写写这些抗战老兵的经历,可是,整整十四年,十四年漫长的抗战岁月,从1931年的“九一八”,直到1945年的日寇投降,材料芜杂,头绪繁多,我不敢下笔,我也无从下笔。我只能不断地阅读描写抗战的书籍,这些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作家们,他们并没有进行田野调查,甚至连抗战遗址也没有去过,仅凭自己的想象和参考资料,就能够下笔千言,妙笔生花。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是对抗战老兵的大不敬。

直到前几天,我买到一本崔永元团队的《我的抗战》,我的思路才豁然开朗。


说实话,我很羡慕崔永元的团队。他们有赞助商提供资金,有历史学家提供指导,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摄影师、编导等一大批人协同作战。

而我,孤立无援,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寻找。

在寻找抗战老兵的路途中,我坐过各种各样的车辆,从火车、汽车,到手扶拖拉机、牛车马车,甚至徒步在山谷间攀援。有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和囊中羞涩,我不得不中途放弃。我想,如果我有他们那样的一支团队,我会找到更多的抗战老兵,让更多抗战老兵的事迹被后代的我们了解和熟知。

然而,崔永元是中国名人,我是无名小卒。我注定了只能独自上路。

我还会继续寻找。

用我卑微的文字,向他们顽强坚韧而风烛残年的生命致敬。


(两点说明:1、因为个人水平有限,年代久远,在叙述中可能会有差错,请大家及时指正。

2、因为暗访过很多黑恶势力和不法窝点,请大家只看文章,别猜测我的信息。)





1943年春天的阳光照耀在长江三峡的上空,日夜不息的江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

一天午后,十几架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的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石牌村的人四散奔逃,抬起头来,能够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和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山顶上,国军的机枪响了,声音急促地连成一片。日军飞机丢下了几枚炸弹,村头的一个柴火垛着火了,浓烟滚滚,遮没了半个天空。一头耕牛沿着江边乱跑,一声爆炸响过,耕牛被炸成了几块。

1943年,冯学佑15岁。那天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上空时,他也跟着村人逃避,他躲避在了一条石缝里,看着日军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黄昏时分,冯学佑才从石缝里钻出来,回到村子。村子里哭声一片,穿着军装的国军帮着村人掩埋尸体。就在这天下午,日军飞机炸毁了学校,死了很多学生娃。

时隔不久,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了山顶上,因为山顶上视线开阔,日军飞机一从地平线上露面,放哨的人就看到了。更重要的是,山顶上有国军的机枪阵地,和这些穿着军装的自己人在一起,农民们放心。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山顶上还有人居住,那些躲避敌机的农民,在这里居住已逾三代。

冯学佑说,日军第一次轰炸是从先一年,也就是1942年的冬至开始的,此后,日军飞机轰炸不断,国军的还击炮声,也连续不断。日军曾经乘着军舰登上岸来,国军又将他们赶下江水。一直到大半年后,日军从这里撤走,才再没有见到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

冯学佑老人不知道,他所见证的,就是后来被国外史学家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石牌保卫战。

这场对中日战争起着决定性意义的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即将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烟尘中,就像那场战争中的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一样。


石牌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一座村庄,位于长江南岸,北岸是峭壁千仞。长江从重庆流入湖北宜昌,在石牌村外转了一个直角弯,石牌村就在这个直角的弯尖上。稍微懂得军事知识的人,一到石牌村,就知道它的地位位置是何等重要。

而且,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转过了石牌村这个弯角,长江两岸无险可守,可以直达重庆,兵临城下,重庆唾手可得。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蒋介石就在重庆。日军占据了首都南京后,如果再占据陪都重庆,中华民族就会亡国灭种。

1943年发生在石牌的这场战役,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当时抗战的形势,用千钧一发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中华民族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座小小的村庄。

守卫石牌村的,是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石牌保卫战,成就了胡琏的一世英名。

1700年前,就是在这里,爆发了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蜀国的刘备举全国之力与吴国的孙权一决雌雄,却被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一举击败。史称“夷陵之战”。三国时期有三大决定性的战役,官渡之战让曹操一举平定北方,他的陆军独步天下;赤壁之战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孙权的水军无人能敌;夷陵之战让刘备此后一蹶不振,尽管据险坚守,蜀国仍然是三国中最先遭到灭亡的国家。

1700年后,还是在这里,中日双方聚齐精锐,在这里一决雌雄。史称“鄂西会战”。鄂西会战中最关键的石牌保卫战,更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一战。

胡琏会不会成为陆逊?


和陆逊一样,胡琏也是书生出身。

胡琏出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座村庄,和当初国共两军的很多将领一样,他出生于穷苦家庭。过去有一句俗语叫做“穷文富武”,是说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上学,富人家的孩子习武强身。练武对体力消耗很大,习武之人饭量也很大,穷人家的孩子都吃不饱饭,哪里还有体力去习武。

胡琏十八岁走出校门后,就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将星闪烁,是历届黄埔军校中所涌现的杰出人物最多的一届。红军中出自黄埔四期的著名战将有林彪、刘子丹、段德昌,国军中出自黄埔四期的著名战将更多:胡琏、张灵甫、陈明仁、李弥、谢晋元……每一个名字都响当当,每一个名字都足以照彻中国现代史的辉煌一页。

毛泽东对国军军师一级的将领评价并不多,然而,他却对胡琏给予了极高的重视。1946年,中原战场上,胡琏的十八军面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取得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毛泽东在对华野和中野高级指挥官的电文中说:“18军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待机取胜”。

然而,胡琏更为人们熟知的是金门战役,在1949年10月份,大陆已经基本解放,国军退守台湾,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叶飞率部攻打金门,结果,三个团9000余人在金门岛遭到全军覆没,这是解放军自建军以来整支部队全部覆没的唯一的一次。当时,国军将胡琏称为“金门王”,军中还有说法:“三个西北王,比不上一个金门王。”西北王,就是国军元老级将领胡宗南。

人们都熟知胡琏的这些故事,唯独不知道胡琏壮怀激烈的石牌保卫战。


1843年,注定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全面抗战已经打了6年,国军精锐几乎要消耗殆尽。一位二战史专家分析说,到这一年,抗日将士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国军急需新兵进行补充。那时候,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穿着肥大的军装上战场,他们的个子还没有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高。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十八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另外四大主力是:整编74师、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十八军也即整编十一师,整编十一师是十八军前期的名称。

十八军十一师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在淞沪会战中,十一师与强冦松井石根的第三师团在罗店鏖战一月,致使日军遗尸数千具。日军将罗店称为“血肉磨坊”。第三师团是日军的甲种师团,日军师团中,排名越靠前的,战斗力越强。当然,大阪商贩们组成的第四师团除外,这个师团的军人上战场前先算经济账,据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此时,当十八军十一师死守石牌要塞时,另外的四大主力也在各自忙碌,席不暇暖:王耀武和张灵甫所在的74师此刻在湖南石门阻击日军驰援鄂西,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74师的余程万部则要揭开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的序幕;杜聿明的第五军经历了缅甸惨败,翻越了亘古无人的野人山,一路逶迤败退回国,死伤惨重,此战被杜聿明引为一生之耻辱,此时正在加紧练兵;孙立人的新一军从缅甸撤入印度,厉兵秣马,立志报仇雪恨;廖耀湘的新六军,那时候还没有从新一军中派生出来。

胡琏坚守石牌,没有人可以依靠。


胡琏面对的,是实力远远超过他的海陆空立体作战的强冦。

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所以他们历来对海军建设尤为重视,日本的海军,比陆军更强。日本的空军军事实力,当时也位居世界前列,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抗战一开始就消耗殆尽。

中国军人,只能靠在水面上布雷和架起拦江铁索,来阻挡日本舰队的前进。


冯长明是长江上的一个船夫,他和妻子开着一辆柴油机木船,依靠在长江上摆渡为生,他的爷爷当初就在长江上和国军一起布雷。

冯长明小时候听爷爷说,从石牌村向下游,20公里的水域间布满了水雷。水雷是国军对付日军舰队的最有力的武器。那一年,长江两岸的很多老百姓都跟着国军一起布雷,因为布雷是个技术活,他们干不了,就给国军抬雷,划着舢板送饭。一个水雷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两个人抬着,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爬,也非常吃力。

由于长江下游已经被日军占领,所以,布雷就危机重重。日军的快艇经常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进行巡逻,一见到可疑目标,就开枪放炮。而从武汉到宜昌的长江两岸,更是布满了日军的炮楼,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灯,要想在江面上布雷,谈何容易。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石牌村距离武汉的水路仅有一百多公路。而武汉早在四年前的1939年,就已经失守。


为了躲避日军,布雷队只能选择恶劣的天气行动,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夜黑如墨,鬼影幢幢,也只有在这时候,日军的巡逻才会减少,布雷队才会等来时机。每一颗水雷由四个人抬着,两人一组,冒着瓢泼大雨,踩着倾斜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挪地靠近日军控制的水域,遇到陡峭的山体无法攀援,他们只能将水雷小心地放在水中,在后面推着凫游,而等到在曚昽的天色中看到山路,又将水雷抬上岸边。水面上,经常会突然驶来日军的巡逻艇,巡逻艇上的探照灯打开,几百米范围内的景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布雷不能布在岸边,而必须布在水中央。长江三峡,举世闻名,悬崖峭壁,山势陡峭,而三峡就在宜昌段,布雷也在宜昌段。那时候,经常有国军的游击队埋伏在两岸密密实实的丛林和刀砍斧凿一样的山缝中,向过往的日军船只放冷枪打冷炮,所以,日军的船只担心受到游击队的袭扰,在武汉到宜昌段的江面上航行,都会沿着水中央航行。将水雷埋在岸边,徒劳无益。


冯长明的爷爷一直有关节炎,关节炎的毛病陪伴了老人终生,这就是当初布雷时留下的病根。

由于缺少船只,更由于日军防守严密,布雷队只能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沿着岸边走到了合适的水域后,才将水雷放进江水中,人在后面边推边凫。这样的危险性非常大,如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水雷与暗礁相撞,就会引起爆炸。还有,因为在水中不辨方向,无法查看水流,湍急的江水会将水雷和布雷者一起冲往下游,最后雷毁人亡。

1943年的春天,异常寒冷,冯长明的爷爷跟着布雷队下水布雷,惹下了终生未愈的关节炎。

小学毕业的冯长明想不明白的是,那时候的日军舰船在长江上巡逻扫荡,日军飞机在天空中轰炸扫射,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哪里?

中国的海军在抗战一开始,就逐舰打光;中国的空军也是在抗战一开始,就逐机打光。

1943年,我们积弱积贫的民族已经山穷水尽,却还不得不与武装到牙齿的虎狼之师浴血抗争。

中国和日本是世仇。

放眼世界,你无法找到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它一旦强大就要侵略扩张,一旦弱小就会卑躬屈膝。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西方历史学家说,岛国人都具有宽广的胸怀,日本除外。

自唐宋以降,中国沿海地区就屡屡遭受日本的侵扰,远的如倭寇犯边,近的如抗日战争。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都如同中国的跟班小弟一样,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日本也遭受了同样的侵略,不同的是,当清政府在要不要改革中像个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的时候,日本立即进行了军事和****。当清政府穿着长袍马褂慢腾腾地考虑着以哪一种符合礼仪的姿态转身的时候,日本却已经抢先起跑了。

日本和中国同时遭受了漂洋过海的舰队侵略,他们同时意识到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性。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时代,中国的海军舰队位列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而日本的海军舰队才呱呱坠地姗姗学步。当北洋舰队来到日本岛扬威异域的时候,日本的全体国民痛哭流涕。然而,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痛心疾首,发誓此后不再登陆日本,即使他老先生从美国回来,要在日本换船的时候,也在两支船舷上搭块木板,靴子上不沾日本一粒脏土。

甲午海战,日本狮子大张口,中国被迫答应战争赔偿,国库因之告罄。日本拿着中国的赔款大力发展军事,觊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欲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日本口中的满洲,就是满清政府的发祥地东北。

当日本人励精图治,厉兵秣马,准备侵略中国的人,中国人在干什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再一次割地赔款;1911年,清政府灭亡;1912-1931年,内战不休,民不聊生;1931-1937年,日本依托东北的优厚资源,军事力量倍增。

在这四十年里,日本举国一心,欲图中国,军事力量步步增强;中国四分五裂,混战不止,各方力量都被削弱。

就这样,一个巨人变成了侏儒,一个侏儒长成了巨人。


所以,当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军步步设防,节节败退。先失华北,又失东南,最后退缩西南一隅。

那时候,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又是什么样子?

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中国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还不及日本海军的4%。当日军已经有了多艘航空母舰的时候,而中国最好最大的舰艇都在超期服役,最陈旧的舰艇还是甲午海战中侥幸逃生的破烂货。而且,中国最大最好的四艘舰艇,总吨位还不及日本一艘普通的巡洋舰。想要购买,没钱。当时的很多抗战士兵们,上战场的时候,每人配不上一杆最简陋的汉阳造,每杆汉阳造只能配四发子弹。我们这样贫穷的国家,又哪里有钱去购置舰艇。

想想看,如果用这样原始简陋的舰艇与拥有航空母舰的日本作战,那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当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大使馆武官就敢威胁国军海军上将陈绍宽说,如果你们不参战,日舰不会主动攻击;如果你们参战,就将你们全部击沉。

陈绍宽参战了。

然而,用这样的一支舰队与强悍的日军舰队激战,那是以卵击石。

陈绍宽采用了最悲壮的自杀式战斗:沉船。

卢沟桥事变后,淞沪会战前,骄横无比的日本海军有70多艘军舰和700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员,游弋在长江航线,向中国军民示威,他们沿着长江上溯,一直到达武汉、宜昌和重庆。中国海军落后的军舰无法与精良的日本海军抗衡,但是,中国海军做出了自杀式攻击:沉船。

长江流归大海,必经江阴,江阴江面狭窄,易守难攻,史称江阴要塞。江阴以下,江面宽阔,再无险可守。所以,江阴又有“江河门户”,“镇航要塞”之称,自古为军事要地。远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在江阴江岸修筑烽火台;南宋时,韩世忠、辛弃疾等名将曾在此地驻防御敌。明清两代,这里一直是江防要塞,重兵把守。现在,国军就要在这里阻击日军。

中国海军的想法是,将自己的舰艇在江阴凿沉,封锁江阴江面,然后在江岸两边要塞上布置重炮,等到日军军舰从长江中上游游弋回来,来到江阴,无法前进,两岸重炮齐发,将日舰全部击沉。这种战法叫做“关门打狗”。

“关门打狗”战法很精妙,可惜,最后功败垂成。

败在内奸。


“关门打狗”当时是国军的最高机密,就连各战区司令长官比如李宗仁、薛岳他们也不知道,只有蒋介石、陈绍宽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可是最后还是泄密了,泄密者是一个小卒。

这个小卒就是行政院秘书黄浚。

“关门打狗”的机密会议讨论时,有两个人担任会议记录,一个是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另一个是行政院主任黄浚。而黄浚当时已经被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发展为内奸,南造云子是抗战初期与川岛芳子齐名的美色女间谍。日军为了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不但有军人,还有间谍,不但有土肥原贤二这样的男间谍,还有南造云子这样的女间谍。这些间谍都非常出色。当土肥原贤二拿到山西地图时,他手中的地图居然被阎锡山的军用地图还详细;当蒋介石和陈绍宽准备“关门打狗”时,南造云子已经将这个计划的每一细节都报告给日本军方。

南造云子是和黄浚在一个名叫汤山温暖招待所的色情场所相识相知的。黄浚是一个好色之徒,美色当前,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忠义气节早就丢在脑后。

淞沪会战8月13日打响,蒋介石算准了游弋在长江的日本军舰会在淞沪会战打响时回援,就提前一天,在12日下令沉船封锁江面。

于是,国军的8艘舰艇相继凿沉,沉入江底,用来阻挡日本的舰艇。陈绍宽担心这些舰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向船舶公司购买了20艘大船,全部凿沉。可是,船舶全部沉入江底后,才得知,日本舰艇已于先天夜晚,悄然驶入大海。

这是当时一起震惊全国的泄密案,蒋介石严令调查,黄浚被查出。南京保卫战前夕,黄浚被枪决。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多艘航空母舰停泊在上海附近海面,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开始轰炸江阴要塞,于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大战在江阴爆发了。

一方是拥有航空母舰的先进舰队,一方是服役超期的破烂船只;一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集团机群,一方少得可怜的飞机还没有作战经验。

结果不需预测。

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中国所有参战海军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以简陋的武器,和有限的陈旧船只,与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日本海军决一死战。

当时,日本方面参战的是第二、第三舰队,而驻扎在青岛的第四舰队,等待观望;而在日本国内,还有更多的舰队整装待发。中国方面,则集聚了所有海军,破釜沉舟,以死相拼。

然而,现代战争拼的是实力,不是意志。中国海军注定了将会是异常悲壮的结局。

江阴保卫战开始后的一周里,日军只派遣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进行轰炸,中国一艘炮艇被炸沉,日本两架飞机被击落。

陈绍宽预感到日本将会进行血腥报复,而中国的舰艇远远不能与日本抗衡,就来到江阴前线看望这些决战在第一线的官兵,他刚刚介绍完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各舰舰长就齐声表示,誓与舰艇共存亡,决不后退半步。

他们已退无可退,背后就是首都南京,而江阴,是南京唯一的水上屏障。江阴丢失,南京危矣。


这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中日两国的军队都汇集上海一带,史称淞沪会战。在丛山峻岭中,在阡陌稻田中,在丘陵浅滩中,一支支衣着破烂的军队饥肠辘辘地奔跑着赶往淞沪前线,川军从四川赶来了,滇军从云南赶来了,湘军从湖南赶来了……而在长江水域,中国几乎所有的战船和民船也赶往江阴,甚至还有吱呀摇橹的运载粮食的舢板……

抗战初期,我们就是以这样原始的装备,与强大的侵略者抗争。甚至当淞沪会战结束的时候,我们穿着草鞋或者赤脚的川军和滇军还在急急赶往上海的路上。当日本能够把他们的每一个士兵用军舰运往中国沿海的每一个港口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却只能依靠双脚来奔赴炮火连天的战场。


后来,日军舰艇开赴江阴,战争进一步升级。

江阴保卫战持续一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击落了日军20架飞机,而日本击沉了中国几十艘舰艇,精华尽失。

此后,中国海军退出了海战。

然而,中国海军并没有退出这场战争,这些我们民族最优秀的才俊们,沿着长江水域布雷,阻挡日军进攻。

中国每一个布雷的战士,都是中国海军幸存的精华。他们本来可以成为舰长,而现在只能在狂风暴雨中跳进水中布雷。

他们中很多人,永远就沉入了江底。


抗战开始,日本有多少架飞机?可能现在无法统计,但是仅仅在1944年,日本就生产了24000架飞机,那么,抗战开始的日本,飞机数量远远超过24000架。

当时中国的飞机,还不足1000架。

中国海军的舰艇吨位是日本的4%。而飞机数量还不到日本的4%。

中国的海军和空军是在用血肉之躯与日军抗争。

淞沪抗战后的六年,石牌保卫战开始了。

石牌保卫战是中国陆军与日本陆海空军作战。

这六年里,中日之间无日不战,仅仅数十万人以上参加的大会战就有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浙赣会战。国军牺牲在正面战场上的将军数百位,牺牲的战士数百万人。如今,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这些将军的名字,而那些士兵呢?当日本的靖国神社里罗列着一个个域外战死的士兵姓名时,当美国的公墓里为每一个战死的士兵竖起一块纪念碑时,我们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死疆场的抗战士兵魂归何处?难道美国和日本的士兵生命就贵如金玉,我们的士兵就贱如蝼蚁?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这样惨烈,像这样悲壮,像这样万众齐心众志成城,像这样让人悲愤填膺让人欲哭无泪。


石牌保卫战开始前,国军在不断地布雷,日军在不断地扫雷。这种情景很像多年后的一部妇孺皆知的电影《地雷战》,不同的是,电影演的是地雷,国军布的是水雷。

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几名布雷队员被日军巡逻艇发现,日军俘获了他们。

国军准备营救。

布雷队员被关在哪里,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营救,关押地点是什么地形,国军一无所知。

于是,十一师的谍报队队长陈光林前去刺探情报。


范一贵是一名小生意人,他经常坐着柴油机船来往于宜昌市夷陵区的长江两岸。陈光林是范一贵的外公。

陈光林家在距离石牌村20公里的金狮洞,他参军的时候只有20岁,因为出生在本地,对长江三峡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非常熟悉,所以,就自告奋勇前去下游刺探情报。

想来陈光林以前荣立了很多战功,要不然也不会在强将如云的十一师担任谍报队队长。陈光林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能全身而退,而这次,却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我们再也不知道陈光林当时是怎么被日军识破身份的,只知道陈光林牺牲的时候非常悲惨。日军将他绑在树上,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十一师的情报,他大骂日军。后来,日军把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全部集中在一起,告诉说,这就是和皇军作对的下场。残暴的日军用刺刀刺向陈光林,每刺一刀,就有鲜血顺着身体流下来。陈光林依然在大骂日军。因为太过残忍,围观的人都不敢观看,有的妇女发出了哭声。日军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抬起头来,观看这场杀人表演。最后,陈光林遍体刀伤,血尽而死。

陈光林的死亡地点是黄柏阿,读音是这样,具体地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一天是1943年3月18日。


也就在这一天里,日军后方的江苏北部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往事。这件往事现在也很少有人知晓。

这是发生在共产党军队与日军之间的一场血战。

那时候的国军很贫穷。

那时候的八路军新四军更贫穷,国军一杆步枪配四发子弹,而他们一杆步枪连四发子弹也没有。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有他们的拿手好戏,这就是拼刺刀。可以这么说,抗战的老八路老新四都是拼刺刀的好手,在平型关战役中,两个鬼子端着刺刀背靠背,七八个八路军也难以近身,而这个时候,两个鬼子背靠背,一个老八路就能将他们刺个透心凉。为什么?八路军新四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增强了。

经历了长征和多年抗战的老八路,个个都是宝贝,百炼成钢。而小日本因为多线作战,既在中国战场和中国人作战,还在太平洋战场上和美国人作战,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在英国人作战,兵员严重不足,战斗力急剧下降。可以这样说,先期老鬼子的战斗力,是后期小鬼子的好几倍。

鬼子的单兵作战能力降低了,但是鬼子的武器先进了,所以,国军和八路与日军的作战,仍然很困难。

鬼子擅长拼刺刀,八路也喜欢拼刺刀。为什么?鬼子拼刺刀是因为武士道的熏染,八路拼刺刀是因为缺少弹药。

在那些黑白老电影中,八路一包围了鬼子,打上几枪,就吹响冲锋号,战士们纷纷上刺刀,跃出战壕,将鬼子团团围住拼刺刀。这不是艺术加工,这是实际情况。

都说鬼子拼刺刀厉害,可是后期的八路比他们更厉害。因为没有弹药,八路训练的时候不能实弹演习,只能空枪瞄准,八路的枪法不如鬼子,因为鬼子有大量的子弹可供练习,但是八路的拼刺刀技术绝不含糊。

老电影中的八路长官冲锋的时候,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拿着一把大刀,这也不是艺术加工,这也是实际情况。八路中的军官,甚至师长团长,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后来成为解放军少将的王近山,外号王疯子,一到战场上,就抡起大刀冲上去,据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以王疯子为原型。少林和尚许世友当了军长后,一到战事紧急,还会抡起大刀片带着敢死队上去,气得徐向前威吓说,再遇到许和尚丢下部队只顾自己冲锋,就枪毙了他。当然,国军的一些师长团长也不含糊。赵登禹在29军132师做师长时,刀法在全军数一数二,死在他刀下的鬼子估计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他在战场上抡起大刀片,十几个手持三八大盖的鬼子也不敢近身。而且,29军的官兵刀术都异常精湛,一格一挡,刀锋就奔向了鬼子的脖子,所以,日军只要与29军作战,必定戴上铁围脖,保护脖子。李弥在远征军第八军做副军长时,攻击松山受挫,他手持大刀片带着几百名敢死队趁着夜色摸上去了,天亮后,李弥摇摇晃晃地走下松山,全身浴血,身无完缕,只有眼睛是白色的。

那时候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就是要求战士们多多训练劈杀,掌握高超的劈杀技术。彭德怀,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前线的实际指挥者,总司令朱德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就回了延安。


八路武器不如日军,八路拼杀胜过鬼子,八路的头脑更远远超过鬼子。

八路在与鬼子拼刺刀的时候,不会退下子弹,而鬼子则会退下子弹,握着空枪与八路拼杀。八路能拼杀过,则不会浪费子弹;如果处于不利,就会开枪。日军为什么会退下子弹,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日军受武士道精神鼓舞,头脑僵化,要拼杀则就不开枪;有人说日本的三八大盖设计有缺陷,拼刺中枪容易走火,伤了自己人。

不管怎么说,日军拼刺刀的时候,先退下子弹是不争的事实。


那时候的欧洲战场上,同为邪恶轴心的德国使用装甲部队作战,而日本还在运用冷兵器和武士道作战。日军遇到了积弱积贫的中国,才这样飞扬跋扈,而在比他武器先进得多的苏联面前,则败得像个龟孙子。

在张公子引着东北军一路撤退到了关内,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时,日本自以为他们无敌天下,准备向西侵占苏联,向南吞并中国,然而,诺门坎一战,让日军认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此后,不敢西顾,转而专心南侵。

日本的武器比中国精良得多,但比苏联落后得多。

更落后的是日本的战略战术。

八路的骑兵和日本的骑兵曾有一场决战,结果,以骑术和武器更为精湛的日本骑兵全军覆没而告终。

八路的骑兵是129师的骑兵。那时候的骑兵非常珍贵,平时担任的是通讯、警戒和侦察任务,刘伯承元帅舍不得拿他的骑兵部队去冒险。但是这一次却事出意外。

129师的骑兵部队在执行任务途中,与日军的骑兵部队遭遇了。无论是人数马匹和武器,日军都占优。八路骑兵部队的指挥官让几挺机枪埋伏在马队的后面,一到日军骑兵冲到跟前,就玩命地打。

八路的骑兵做出一副决战的姿态,诱惑日军骑兵冲锋。日军骑兵按照骑兵操典的章程,列队举刀,然后扑了过来。八路的骑兵向两边闪开空挡,机关枪响了,日军骑兵丢盔撂甲。

这支八路骑兵部队的指挥叫曾思玉,1955年授勋时,为中将。

日本没有《孙子兵法》,日军不知道什么叫兵不厌诈。

八路军新四军与鬼子作战,从来不做折本生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八路军新四军的伤亡人数总是少于日军,即使在处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比如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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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斗叫做“刘老庄战斗”。

抗战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很少打过阻击战,因为依靠他们简陋的武器,是无法组织起有效地阻击的,而且,阻击战也就是消耗战,几个人一条破枪的八路消耗不起。所以,八路军新四军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刘老庄战斗,新四军却不得不打起阻击战。

阻击战一方是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战士,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3000名日军步兵骑兵和炮兵。

3000名日军从淮阴城倾巢而出,他们是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的。那时候的新四军代军长是陈毅,新四军还没有发展壮大,它和此时正在印度休整的新一军是同等编制,后来,新四军发展成了第三野战军。

82名新四军战士经过泗阳时,与3000名日军不期而遇。怎么办?打!日军只要出城,就一定有目的。用《亮剑》中新一团团长丁伟的话来说:“他要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成功。”抗战后期的中国军队,只要见到日军,就二话不说,迎头痛击,揍他娘的!

82名战士与3000名日军接上了火,沿着刘老庄外的一条壕沟边打边撤。壕沟一般四通八达,岔路很多,出口很多,只要进入壕沟里,一般都能摆脱敌人。可是,这条壕沟居然是条死沟,没有出口。

于是,新四军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冲上来的鬼子展开血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和大刀砍杀。到了夜晚,82名勇士全部牺牲,而占尽绝对优势的日军也死亡170多名。

那时候的中国士兵,个个都是好汉。


战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每一场小的战斗都有后面的大背景。

刘老庄战斗的背景是日军的扫荡,日军的扫荡是为了肃清自己后方的抗战势力,以便把更多的兵力调往前方。1943年的日军,多线开战,每条战线上都需要兵员补充。

石牌保卫战的背景是鄂西会战,鄂西会战的目的是日军从水路进入战时陪都重庆。

从湖北进入重庆,一定要经过宜昌,从宜昌进入重庆,只有一条水路,这就是长江水路,就是经过石牌村的长江水路。

难道就没有陆路吗?

有,陆路是一条在千沟万壑间盘旋蜿蜒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只能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攀援行走,它的名字叫做川盐古道。

川盐古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需一挺机枪,就能阻挡日本百万大军。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所以,日军想从东边进入重庆,只能走长江水路

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铁路,早在詹天佑所处的清末时代,就准备修建。可是,这条道路工程太过艰巨,投入资金巨大,而清政府又太过腐败,收了四川百姓的钱,却放弃不修路了,便引发了保路运动。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武昌的清军赶去镇压,于是武昌空虚,武昌首义便应运而生,全国各地一起响应,满清政府就垮台了。一条道路推翻了一个王朝,这是谁也不会想象到的。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铁路,直到2010年才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叫做宜万铁路。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还没有建好,还没有通车。

在这里,无论修铁路还是修公路,都是当今世界上最艰巨的工程。


1943年春天,日军之所以选择这条千难万险的水路,实在是孤注一掷。

要进入战时陪都重庆,有四条路:第一条是从南面的云南进入,第二条是从北面的陕西进入,第三条是从西面的青藏高原进入,第四条是从东面的湖北进入。

陕西当时有黄河天堑,陕南有胡宗南的重兵把守,陕北有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要想进入,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就算占领了陕西,还有秦岭需要翻越。而陕西通往四川和重庆的栈道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日军走这条路绝无胜算。青藏高原无人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比百万雄兵更恐怖,何况,要进入青藏高原,谈何容易。所以,日军要进入重庆,就选择了从南从东两条路。

南面是云南,这条路几乎被日军打通。

在石牌保卫战之前,中华民族也曾有一次命悬一线。


抗战时期的国军装备异常简陋,补给异常困难,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中国在独立抗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意识到中国是和他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中国军人拖住更多的日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负担就会变轻。

于是,财大气粗的美国援助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是枪炮子弹。

国和国之间从来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可是,美国援助中国,通过什么途径援助?

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占领,美国只能将援华物质运至印度的利多,然后修了一条史迪威公路,从印度的利多把战略物质运到缅甸,再从缅甸运至云南。史迪威是美国在亚洲战场的最高长官,那条中国战场的生命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中国的抗战形势得以缓解。

然而,日本盯上了这条生命线,他们要切断。

日本派出四个师团的兵力,很快就占领了缅甸,驻守在缅甸的英军不堪一击。为了打通这条生命线,中国派出了自己当时最好的机械化军队第五军,和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新一军,还有其他部队,一共十万人,开赴缅甸,驱赶日军。这支部队以后诞生了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三支: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五大主力中的另外两支:十八军、整编74师,此刻在参加鄂西会战。这支部队后来诞生了一大批名震华夏的战将: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郑洞国、廖耀湘、李鸿、潘裕昆……

远征军初期进展异常顺利,连战连捷,可惜,异域作战,情报不畅,他们在与四个师团的日军浴血奋战时,另外一支日军迂回到了他们的侧翼,这支日军的番号是第56师团。

曾在卫立煌长官部工作过的远征军老兵张子文说,即使到了1943年,日军的作战能力仍然很强,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即使像200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也才能与日军打一个平手。而普通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能够对付日军的一个师团。200师,是中国当时机械化最高的部队,它的师长是抗日英雄戴安澜。

在缅甸战场上,日军一个师团大约15000-20000人,三个师团就是5万人左右。国军是10万人。10万人正面抗击5万人,连战连胜,战绩相当不错。

可是,形同鬼魅的56师团在远征军的背后猛插一刀,国军惨败。56师团来自于北九州,那里民风剽悍,好勇斗狠。

那时候,缅甸战场上还遍布缅奸。

狡猾的日本人一向重视宣传,他们在缅甸宣传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欧洲人的亚洲,要把欧洲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给日本人带路,为日本人送信。当远征军来到缅甸的时候,他们又说“中国人是想把英国人迎进来,把中国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更为踊跃,他们向日本报告远征军的每一步动向,而对日军的动向却守口如瓶。

所以,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与其说是败在战术上,不如说是败在情报上,败在群众工作上。

远征军惨败,日军随后掩杀。远征军分成了两支,在美国受过西方教育的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带着自己的部队进入印度,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而更多的部队跟随受过中国“忠君爱国”传统教育的杜聿明穿越亘古无人的缅北野人山,一定要回到祖国。蚂蝗、饥饿、疾病、瘴气、野人……吞噬者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果,五万将士被茫茫的丛林淹没,包括抗日时期最著名的战将戴安澜。

几十年后,云南省腾冲县有一些人,自费来到野人山收集远征军的的遗物,在一个原始部落里,他们还看到了当地土人用远征军头盖骨做成的饮水器具,和用远征军肋骨雕刻的饰物。


日军一路追杀远征军,进入了云南,来到了惠通桥边。惠通桥,是架在怒江上的一座吊桥。

败兵和百姓乱纷纷地挤上了惠通桥,日军的先遣部队穿着便衣也混在百姓队伍中挤上了惠通桥。

惠通桥一失,日军就会从云南进入四川,进而攻占重庆,这是当时进入重庆的最简捷的一条路。

中华民族的命运,就维系在一座摇摇晃晃的桥上。

就在这时候,极富戏剧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大卡车驶上惠通桥,要逆行过桥,守桥的宪兵不答应,车主不听指挥,宪兵抽打了车主两耳光,让他将车辆倒回去。车主在倒车时,与后面车辆发生碰撞,致使桥面堵塞。宪兵要求将卡车推到怒江里,车主又哭又闹。宪兵气愤不过,将车主拉到岸边,一通枪响,车主死了。

就是这一通乱枪改写了历史。身着便衣来到桥头的日军以为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从衣服里抽出枪支就打,宪兵们这才发现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便点燃了导火索,引燃了预先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惠通桥飞上天。

桥那边的日军看到惠通桥被炸,就划着皮筏子,或者跳进水中拼命凫水过来。刚好此时36师从后方赶过来,将渡过河岸的日军又赶进了怒江里,稳住了阵脚。此后,中日双方隔江而望,直到两年后远征军大反攻。

怒江,愤怒之河,成为阻挡日军北进的唯一天堑。


北进不成,日军只能西征。

西征两条路,一条是长江水道,一条是川盐小道。

川盐小道其实就不是道路,它是几百年来盐夫们踩在丛山峻岭中留下的印痕。清代民国时期,重庆云阳县出产井盐,而鄂西没有食盐,要吃盐只能依赖川盐。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井盐就可以顺利地来到鄂西,然而,运盐的船只要课以极高的赋税。在过去,盐业是政府主要的财政收税项目,古代的盐运使都是油水丰厚的官职。百姓吃不起政府提供的食盐,怎么办?就吃私盐,没有上税的食盐,就叫私盐。专门从事私盐运输的人,就叫贩私盐。从古代到民国,贩私盐的人层出不穷,瓦岗寨的程咬金是贩私盐的,共和国元帅贺老总也是贩私盐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贺老总带着子侄们砍杀的,就是盐税官。

想想看,这样一条穿行在丛山峻岭的,只供盐夫们行走的羊肠小道,又如何能够供千军万马和重炮坦克通行。

所以,走长江水道,是当时日军唯一的选择。


全面抗战直到现在,已经过了6个年头,日军仍然无法攻下重庆。

日本侵略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用40年的时间准备,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强邻在侧,而我们那时候内战不休,内耗不断。

日本看到这种情形,叫嚣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占领中国。可是,日本千算万算,算经济实力,算军事实力,算国内形势,唯独没有算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性格是韧性十足,愈搓愈强,愈到民族危难时,愈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灭亡后,唯独中华民族还屹立不倒。

日本只看到了当时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没有看到当外辱强加于身时,中华民族便会空前团结。

日本失算了。

芦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与蒋介石纷争多年,势同水火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对外。一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莫衷一是,刘湘慷慨陈词2小时誓词道:“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带病亲征,幕僚劝他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后,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再以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而抗战8年中,四川共提供了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

1938年1月,刘湘在抗日前线病发身亡。死前他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鄂西会战,日军同样没有想到,这些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为什么会有这样高昂的斗志。

关于鄂西会战,能够找到的资料很少,如果不是2010年鄂西的一场大雨,人们永远也无法想象当时的将士是在一种怎样严酷的环境中作战。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一场大雨解开了鄂西会战的谜底,让人们认识了这些英烈们。


蒋介石心系石牌,因为石牌危在旦夕。

日军陆路水路一齐开进,兵锋直指石牌。当时,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进驻宜昌,国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坐镇恩施,两地相距200公里,装甲车开足马力,只需三个小时就到了。中日双方几十万精锐就在这200公里的距离上,捉对厮杀。

就在蒋介石给陈诚发电的前一天,5月21日,渔洋关激战竟日,危如累卵。渔洋关隶属于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山峰陡峭,以出产茶叶而闻名。渔洋关是石牌的重要关口,占领了渔洋关,即可取道当阳,逼近石牌。

防守渔洋关的,是戴之奇的121师,这个师的士兵几乎都是新兵,是为了防守鄂西才临时招募而来。渔洋关的工事也极为简陋,很多工事在日军进攻时,还没有修建完毕。日军小钢炮只需一发炮弹,就会将泥土筑成的工事炸毁。抗战老兵熊胜华就在这个师里。

121师属于杂牌军中的黔军,在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中,有一句台词说的是黔军,“黔军人手两支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这样靠吸鸦片提神的部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然而,在鄂西会战中,121师的表现让世人震撼。

围攻渔洋关的,有两路日军,一路是13师团的2000人,一路是39师团的4000人。而121师,不仅武器低劣,而且人数也不如日军。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日军激战竟日,日军几十次冲锋,都被打退。天黑后,121师终因寡不敌众,撤离阵地。其中363团几乎伤亡殆尽。

参加这次战斗的很多国军战士都是第一次上战场。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是手持头的农民,而现在为了中华民族免于灭亡,丢下熟悉的头,操起陌生的枪支。很多人刚刚学会了使用枪支,就要上阵杀敌,而敌人,则是训练精熟,杀人如麻的嗜血狂,这群嗜血狂从东北一路打到了华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冷酷的战争机器。日本文化尽管脱胎于中国,但是日本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中国文化中的“仁”,这个变态的民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仁慈,什么叫仁义,他们崇尚的是勇猛和狡诈,所以,日本人从来只会崇拜强者,而不会同情弱者。在日本,对人怀有怜悯之心,会被认为是耻辱。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日本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二战时,他们被美军打得头破血流,两颗原子弹让几十万平民的生命化为云烟,但是战后,日本是对美国最为言听计从的国家。二战期间,日本女子争先恐后做慰安妇,他们认为这是效忠天皇。日本的AV产业如火如荼,从业的女子们认为这不是羞耻,而是造福男人。

抗战老兵冉宏图当初也是121师的士兵,他在参加鄂西会战前,给地主家打短工,仅有15岁。那次,村外的道路上过部队,他跑去看稀奇,被抓了壮丁。当时,他因为害怕而哭泣,年老的父亲从村子里走出来大声呵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打鬼子,哭什么!”冉宏图擦干眼泪,就这样成了一名国军士兵。

冉宏图说,他所在的部队是121师362团,当时的战斗异常惨烈,有一次,师部驻扎在三斗坪,日军侦察到了师部所在地,就疯狂扑向三斗坪,361团为了防守师部所在地,仅仅半天,该团就牺牲了2000多人。

121师因为在鄂西会战中作战顽强,受到陈诚奖赏。后来,杂牌军的121师师长戴之奇晋升为18军副军长。18军,那是嫡系中的嫡系,王牌中的王牌,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


日军占领了渔洋关后,只留下一个大队防守,其余的日军北上进犯石牌。日军的陆军编制为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一个完整的大队1100人。

冉宏图说,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亲眼看到有一个女子,全身赤裸躺在地上,下身插着一根木棍。当地武装和农民,拿着猎枪和捡拾的枪支,埋伏在丛林里伏击掉队的日军。那时候,鄂西的山谷丛林中,全民皆兵。

鄂西会战中,国军将士的斗志不可谓不旺盛,作风不可谓不顽强,地势不可谓不险要,可是,在总体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依然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只能步步后退,因为武器太过低劣。

反观日军,他们天空中有飞机大炮,江面上有舰艇巨炮,地面上有坦克重炮,尽管他们处在进攻的一方,依然能够步步紧逼,因为他们的装备太精良了,武器太先进了。

交战双方,武器根本就不能等量齐观,同日而语。

这是第一次远征军失败,滇缅公路被截断之后,中国远征军组织第二次远征大反攻之前,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最为艰苦卓绝的日子。中国仅有的武器装备,是依靠驼峰航线穿越飓风肆虐的喜马拉雅山从遥远的印度空运而来。国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一共几百万军队,依靠空运来解决战略物质,无异于杯水车薪。

在不久后的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照样打得极为顽强,弹尽粮绝而至死不降。有些无聊无耻的文人编造什么蒋介石不派一兵一卒,对着耶稣像喊阿门,让守城官兵自己想办法;还有文人编造什么守城将军投降,转过身来打国军,这简直是极不负责任。这些文人的脑袋被门扇夹了,被毛驴踢了,这样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岂不让抗日英雄九泉之下心寒齿冷?国军以如此简陋的装备,在鄂西会战中,依靠雄关天堑坚守,尚且步步后退,而在衡阳和常德坚守孤城,国军救援和突围,又如何能够冲破日军的铁甲包围?以后,我会详细写到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还历史一个清白,还抗战英雄一个公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鄂西保卫战中,当日军进犯至渔洋关一带时,为了配合正面战场,活跃在敌后的新四军也来“帮场子”,他们趁日军后方空虚,主动出击,开辟了襄南根据地,牵制了部分日军。


鄂西会战中,日军的战斗意志也同样顽强,他们欲毕其功于一役,从炮火连年的中国战场抽身出来,去支援已经焦头烂额的太平洋战场。冉宏图说,当时在战场上,日军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鬼子从山谷中冲锋,守卫山峰的战士们只看地面,顾不得看天上,有一架飞机被高射炮打中了,冒着黑烟撞在了对面的山峰上。山谷中的鬼子受到两面夹击,面临绝境,就把军旗烧毁了,集体自杀。

鄂西会战中,整团整营国军壮烈殉国的战斗非常多,他们忠勇的故事流传在那些现在已经落光了牙齿的嘴巴里。再过几年,这些故事将会陪伴着他们被深埋在土层里,后世的人们只能依靠想象来回望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全民抗战。当地的老人说,在一个木樨桥的地方,有国军一个营与鬼子接战,枪炮声响了一夜,天亮后,没有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全部牺牲了。有一个地方叫馒头嘴,这里曾经经历了一场大战,日军3000多人进入了国军的伏击圈,一直到了100米以内,国军才突然出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而且,那一天天还下着大雨,国军穿着草鞋,行动方便;鬼子穿着皮鞋,行走笨重。鬼子向两边的高坡攀爬,没有爬两步,就会摔跟头,成为国军的活靶子。大雨过后,空中飞来几架飞机,鬼子的伞兵跳下来,漫天都是降落伞,像礼花一样。一部分国军射杀山谷中的鬼子,一部分国军射杀这些空中的伞兵。这一仗,日军死亡了2000多人。日军有战场上焚烧死尸的习惯。2000多具日军尸体,光焚烧后的骨灰,就有三米多厚。日军来不及将这些骨灰全部带走,就仓皇逃遁。

抗击这股鬼子的是国军第五师,属于是杂牌军中的赣军,师长刘云瀚,作风强悍,此战过后,刘云瀚深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器重,将他调入自己的18军,后来,胡琏担任18军军长,刘云瀚继胡琏之位,担任11师师长。再后来,刘云瀚又一起跟随胡琏守金门,让解放军三个团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然而,局部的胜利仍然不能抵挡日军如潮的攻势,1941年5月下旬,日军还是一步步抵近了石牌。

国军只剩下了最后一张牌:天堑石牌。

这张牌在11师师长胡琏的手中。

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胡琏。胡琏如何出牌?

1943年5月27日,这一天永远定格在了石牌村村民冯学佑的记忆中,记忆中的这天霞光满天,风和日丽。


这天早晨,已经预感到大战即将爆发的第11师师长胡琏起得很早,走出军营,面向东方,在晨曦中一连写了5封诀别信,连同遗物托人一起转交给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家属。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两封信件,一封是给父亲的,一封是给妻子的。

他写给父亲的信是这样的: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胡琏在石牌的猎猎江风中写这封信,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成功或者成仁,再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孤军奋战,已无别人可以依靠。在他之前,国军的各支部队已经竭尽全力,仍然没有阻挡住日军疯狂而残暴的脚步,而他,则是最后一关。日军要占领石牌,进逼重庆,除非从他的尸骨上踏过去。

成功成仁之间,战死成仁的几率更大,11师,8000子弟兵,面对日军最后的嗜血疯狂,胡琏将军能做的,就是以死相拼。为了安慰父亲,他说,有儿子能够为国尽忠,父亲大人您一定感到欣慰。

胡琏是一个孝子,只有至纯至孝的人,才是至善至忠的人,只有孝子,才能成为忠臣。他在书信的最后,恳求父亲按时吃饭,天冷加衣,他即将与凶残的日军同归于尽,却连这样的细节都替父亲想到了。


他写给妻子的信是这样的: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尽管担任师长,然胡琏秉公为国,家境贫寒,身无长物,能够留给妻子的遗物,只有一块手表、一支钢笔和一本日记,可谓清苦至极。

胡琏托付给妻子的后事只有一件,就是让儿子长大后当兵,为父报仇。此一役,胡琏根本没有想到会活着回来,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写给父亲的信中,多少还能看到一点胜利的希望,那是为了安慰年迈的父亲,而写给妻子的书信,则是安排后事,这已经分明就是一封临死前的遗书了。

60多年过去了,每次读到这两封书信,我都热泪盈眶。


抗战时期,曾有记者采访战场上的国军军人,问:“那抗战胜利后,你打算做什么?”那名军人回答道:“那时侯,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1938年武汉“4.29空战”中,国军飞行员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没有,而是撞向敌机,与日军“红武士”高桥宪同归于尽。陈怀民说过:“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抗战时期,有多少中国军人就像他们这样,为了中华民族能够生存,万死不辞。每每想到这些,就泪如泉涌,再没有什么比从容蹈入死地更令人感动和震撼的了。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勇士。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而不倒,穿越千年而不灭,就是因为每逢民族危难之际,就有这样忠肝义胆的勇士挺身而出,以死报国。中华民族,英魂永存,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那天中午,遗书发出去后,胡琏将军依照古例,沐浴更衣,祭拜山神,对天盟誓。他换上崭新的军服,带着师部全体人员,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凤凰山。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冯学佑的记忆中。

中午12时,烈日当头,将军带着所有人员跪倒在山巅,跪倒在苍天之下,跪拜在列祖列宗的灵位之前。

将军朗声祭天盟誓: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

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

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犹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

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这一幕,我相信也会定格在读到这段文字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中。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乃祖宗披荆斩棘历尽艰辛而留给我们的,任何人也不能从我们的手中夺走,我们捍卫自己的土地,天经地义,名正言顺,列祖列宗的神灵会保佑我们痛歼顽敌,保卫家园。

千钧重担,千钧一发,胡琏和8000子弟兵的肩膀,承担起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他们要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的枪林弹雨,庇护风雨飘摇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让这个在战火中饱受摧残的民族,免于万劫不复,免于亡国灭种。


祭天完毕后,胡琏走下凤凰山,来到了距离前线咫尺之遥的一个叫虫客蚂包的地方,坐镇指挥。8000子弟兵坚壁清野,扼守山经,挖掘战壕,凭险据守,等待日军来犯。

大战即将爆发。

暮云低垂,树丛屹然,群山不语,大战前的夜晚竟是如此寂静,空气中充满了愈来愈浓的硝烟气味。

在厂窖惨案中,因为73军面临绝境,被日军疯狂赶杀,余部转战到了常德一带,退出了鄂西会战。

多年后,从日军的揭秘档案中,人们得知,当时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挫败中国将士的斗志。日军想尽快占领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战事,以便让更多的军队开赴太平洋战场。那时候,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武器装备更为优越的美军,与日军逐岛争夺。

然而,中国军队依靠着山形地势,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军输死抗争,至死不降。


鄂西会战中,与国军第六战区战斗序列对垒的是日军11军司令官横山勇。

横山勇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从时间上来算,应该是蒋百里的师弟,横山勇求学期间,与日军侵略战略的理论家石原莞尔、日军总参谋长饭村穰齐名,当时,他们三人被称为“三羽鸟”。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百里才是日本士官学校里最有名的毕业生,这一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达成了共识。

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维新后,积极扩军备战,要拓宽疆域,首先依靠海军,所以日本的海军要强于陆军。因为日本很早以前就提出“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所以,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精华,而关东军的整体能力又强于海军。

日军对华全面战争开始后,横山勇来到了东北,任日军第一师团师团长。第一师团,是日军最早的六个师团之一。这六个师团和以后的近卫师团,统称为日本第一等师团。横山勇能够担任第一师团师团长,可见天皇对他的重视。

全面抗战开始后,横山勇一直在东北养精蓄锐,防备苏联攻击东北。自从诺门坎战役后,日本才意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尽管经过了严酷的肃反,一大批优秀的苏军将领被集体枪决,但是,苏军的整体实力仍然远远超过日军,蜷伏东北的日军,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就在鄂西会战开始前,横山勇才从东北来到武汉,从第四军司令官的位置,挪到了第11军司令官。原来的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得极为窝囊。

冢田攻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比横山勇早两届。日本人的姓氏,很多都以居住地的特点为姓氏,想来横山勇家的门口横着一座山,而冢田攻家的门口则建了一座坟墓吧。

冢田攻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冢田攻是攻占南京的直接指挥着,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纲要》,又亲自下令“血洗南京”,还一手策划了贻臭万年的“慰安妇制度”。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坏透了的老鬼子。

冢田攻是在鄂西会战前的半年时间担任第11军司令官的,此前第11军的司令官是阿南惟几。日军第11军下辖6个师团,有23万人,是当时在华中地区最强悍的部队。

鄂西会战开展前夕,冢田攻坐着专机去南京开会。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的专机遭到藏在深山中的桂系高射炮连的射击,一炮就击中了座机,冢田攻“壮烈殉职”。

就在冢田攻的飞机被击落的同时,日军的任命书也下达到了武汉,冢田攻被任命为大将。所以,冢田攻之死,诞生了一个记录,他成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被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将领。而日军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则是三本五十六大将,日本海军总司令,他也是坐在专机上被美军炮弹击落的。专机,赵本山解释为拉砖的拖拉机,比较危险,还是少坐为妙。

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倒霉将军,还有好几个:饭冢国五郎、酒井直次、楠木实隆……

饭冢国五郎,他家门口还是有一座坟墓,他死在自己那个亮光闪闪的钢盔上,饭冢国五郎当时戴着优质钢盔舞着战刀让日本记者拍照,突然被中国哨兵发现后,一枪毙命,可见,日本人名字中带个“冢”字的,都没有好下场,名副其实。

酒井直次死在地雷上,工兵都顺利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偏偏他骑着马过去的时候,就一蹄子踩在铁西瓜上。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怪社会。

前几个还没有什么,毕竟是死在战场上,楠木实隆最倒霉了,他死在检阅部队的路上,是被马夫三枪打死的,三枪都是面对面打在胸脯上,想救都没法救了。

抗战时期,日本有近百名将军死在中国战场上,他们死得各有特色,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让人拍案叫绝。


冢田攻死了,横山勇急急上任,他改东北的战略防御为武汉的战略进攻。

横山勇是一个战术素养很高的日本将军。

横山勇接手11军后,仔细研究华中战区,认为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宜昌也是战略要地。此两地的重要性胜过长沙和武汉,于是,向大本营建议发动鄂西会战。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我之所以要详细写到横山勇,因为接下来异常惨烈的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同样都拜此鬼子所赐。


1943年夏天,中日双方的一场大决战在宜昌到石牌之间打响了。日军在攻,国军在守。石牌是国军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防线,日军只要一突破石牌,重庆指日可下,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

国军从宜昌到石牌之间铺开,阻挡十余万精锐日军。几十公里长,几十公里宽的丛山峻岭间,枪弹横飞,杀声震天,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都在反复争夺。鲜血染红了河水,也染红了山岩。

抗战老兵周家华说,当时,30军奉命坚守宜昌外围,他所在的部队赶往前线的路上,凡是看到的村庄,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没有一家房屋是完好的,路过一条山谷,山谷里堆满了死尸,有抗日将士的,也有老百姓的,战士们都是向前冲锋的时候倒下去的,伤口也都在胸前,可见没有一个逃兵,全部战死了。山谷间空气很污浊,有一种腐臭的气味。当时,他们想将这些抗战将士掩埋了,可惜没有时间。战事紧急,他们踩着这些烈士的尸骨赶往前线。

当时,30军的军长是池峰城。池峰城被人熟知,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在那场国军杂牌部队大胜的战役中,池峰城是师长,隶属于西北军,坚守运河,部队伤亡极大,几乎弹尽粮绝,池峰城向集团军司令孙连仲请求:“给西北军留点种子吧。”孙连仲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在过去军阀混战中,军阀都是保存实力,见机行事。而这次,孙连仲斩钉截铁:“士兵打光了,你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贵为集团军司令的孙连仲,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夜晚,池峰城组织敢死队57人,每人一把大刀,一把驳壳枪,戴日军钢盔,穿日军军服,腰间挂满手榴弹,突袭敌营,终于把日本人击退了。天亮,敢死队归队,止剩13人。

94军121师抗战老兵熊胜华说,当时的战役非常惨烈,每个士兵上战场前,先写好灵牌,交代战友,如果有谁活着回来,就逢年过节给自己烧张纸钱。有些会写字的战士,还写家信,信中慷慨激昂,视死如归。那时候上战场,大家都没有想着活着回来。

熊胜华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名叫王家大包的山上,山下是一条溪水,溪水另一边的山上驻扎着日军,中日两军隔溪而望。有时候,国军会趁着夜色朦胧,偷偷涉过溪水,爬到敌人营地的附近去抓哨兵。还有一次,他们故意引诱敌军夜晚来袭,骗日军陷入包围圈,一举消灭日军100多人。

121师师长戴之奇,这时候已露头角,几年后,他在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青年军中担任201师师长。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战败自杀。


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电给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石牌天堑,应派一师防守。”

陈诚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十一师和自己的爱将胡琏派在石牌防守。

石牌狭窄逼仄,无法摆放更多的人马。

5月26日,在宜昌及周边地区激战正酣时,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要胡琏等诸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

胡琏带着一师人马,依托江防要塞,严阵以待。前方,江风猎猎,枪炮声声,石牌保卫战即将打响。


石牌峨峨,江水汤汤。

士兵们在写信,驻守石牌要塞的18军11师师长胡琏也在写信。士兵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胡琏也抱定了必死决心。

远征军征战失利,中国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局面。抗战老兵张子文说,那时候日军在缅甸抢走了美军所有的援华物质,国军处境非常不好。没有美援战略物质,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拿着空枪与日军拼杀。

中国通往外界的出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日军占领,现在唯一的一条抗战生命线也被切断,陆路,海路,都无法走通,而中国的空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强敌环峙,孤立无援,中华民族随时就会覆灭。生活在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自己的民族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蒋纬国说,那段日子里,父亲蒋介石情绪最低落,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在浴室里长啸。此前和此后,父亲蒋介石都没有过这种情况。

浴室之外,蒋介石内心再焦虑,也要故作坚强;而只有在浴室里独自面对时,蒋介石才露出自己心中的脆弱。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蒋纬国是一个好青年。

蒋纬国是蒋介石的次子,远征军失利的这一年,他只有26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曾有一次,在火车上,蒋纬国坐在窗口的座位上看书,来了一个小连长,小连长喝令蒋纬国起来,把座位让给他。蒋纬国站起身来,没有说“我爸是李刚”,而是把座位让给了小连长,站在旁边继续看书。过了一会儿,蒋介石侍从室的几名警卫满车厢找蒋纬国,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小连长看到侍从室警卫的臂章,听到他们称面前这个青年为“蒋公子”,大惊失色,浑身颤抖。警卫们要带走小连长军法从事,蒋纬国制止了。警卫们教训了小连长几句后,就和蒋纬国离开了。

后来,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时候,蒋纬国到青年军第206师任少校营长,师长是衡阳保卫战的民族英雄方先觉。以后,我会详细写到方先觉。


滇缅公路被截断,中国战场陷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岁月。这种艰苦甚至持续到了远征军大反攻取得胜利的1945年。

那时候,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将近200万,装备精良,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的日军也高达100多万,同样装备精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胶着厮杀,难分难解,如果日本再将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美军必败无疑。

所以,美国决定再次援助中国。

雷锋叔叔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麦克阿瑟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军队拥有和日军同等的装备,只需三个月,中国军队就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非常好,吃苦耐劳,极具韧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只是武器太落后了。

当日军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中国有很多士兵还手持大刀长矛上阵作战。过去很多黑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都不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怎么援助中国?

这就是后来的“驼峰航线”。

一直到今天,“驼峰航线”都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的航线。然而,为了绝境中求得生存,也只能选择这条途径。

“驼峰航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开始,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全长将近1000公里。这一路上,飞机需要穿越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航程艰险无比;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为山峰太过高耸,飞机只能在驼峰一样的山谷间寻隙航行,所以这条航线就叫做“驼峰航线”。

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质,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质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学佑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军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军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更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国军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被人们得知。

宜万公路是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一条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尚未通车,而宜万铁路直到2010年才通车,所以,67年前的日军进攻重庆,除了走长江水路,再别无选择。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几千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十一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再不会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爬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是的,我国虽有13亿人,但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要活得有尊严。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走动,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站立了很久,流着眼泪。

那些坟堆是在一座山脚下,2010年夏天的一场大雨过后,这里被冲出了3000具尸骨。那些尸骨全是预四师的。

预四师才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傅乐平那次来的时候,在易升泉家住了一个夜晚。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国军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把他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现在,奶奶已经离去多年了。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

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鄂西会战的时候,在师范学校上学,他和比自己大几岁的温副官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谈论到天亮,谈论历史,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述说志向。易顺仓去了师范学校后,他们还有书信来往。后来,易顺仓一直保存着温副官写给他的信。易升泉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易顺仓还拿出温副官写给他的信,念给儿子听。易升泉说,那些信都是用毛笔写在黄纸上,有一封信引用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熬其筋骨……”易升泉听不懂,父亲一句话一句话解释给他听。父亲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那时候的父亲易顺仓有40多岁,“40多岁的人念起书信还在哭啊。”易升泉感慨地说。

温副官来到野战医院的时间,刚好与冯学佑所说的日军轰炸石牌村的时间重合。这段时间,就是鄂西会战的时间。

鄂西会战结束后,预四师要开拔,温副官和父亲易顺仓难分难舍,他们说了一夜话,第二天天亮,温副官离开了。临走前,他送给父亲易顺仓一个笔筒,一双象牙筷子,还有一件日本军官的大衣。

这一走,温副官再也没有了消息。

易升泉推断说,温副官可能是以后牺牲在战场上,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看望父亲易顺仓,还有他的救命恩人周仁丰。温副官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

那个笔筒和那双象牙筷子,易顺仓一直珍藏着,文革中,害怕带来祸患,只有都砸毁了。那件日军军官的大衣,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铜纽扣。

父亲易顺仓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宜昌市夷陵区的中小学任教,退休的时候是初中语文老师,已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温副官来到他们家,偷偷地问易顺仓:“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易顺仓问:“有啊,怎么了?”温副官说:“我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野战医院没有吃的,他快要饿死了。”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伤痕累累。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塞进老乡的嘴里,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嘴巴不会动了,没有力气咀嚼了。温副官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快地,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

那时候国军预四师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然而,野战医院缺少食物,又缺少医药,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

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国军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世人震惊。易升泉说,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解放初期,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任阳光暴晒,风雨浸淋。文革初期,有人把抗战将士的尸骨架火焚烧,作为肥料,撒在田里。


将温副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中医周仁丰,命运和这些抗战将士一样悲惨。

宜昌刚刚解放,周仁丰就被当地民兵抓起来,因为他给国军的官员治过病,就要枪毙他。那些年,周仁丰的眼中只有病人,没有什么阶级,没想到给自己惹来了祸端。一位在宜昌任职的高官,听说周仁丰要被枪决,骑着快马从宜昌赶来,可是,还是晚了一步。他赶到的时候,枪声已响。

这位高官解放战争时期在鄂西山中打过游击,周仁丰曾经救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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