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中共军队中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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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不久后便在东北亚形成了对抗格局。几乎同时,在中国东北,国共两党军队也展开了激烈的内战。战争的结局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也关系到与东北一江之隔的朝鲜半岛的发展。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国民党政府与南韩李承晚政府相互建立了各自的关系。在这个历史的漩涡中,中国东北的很多朝鲜族居民加入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并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而在朝鲜战争前夕,中国军队中的数万名朝鲜族官兵①先后返回朝鲜,成为朝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不久后便在东北亚形成了对抗格局。几乎同时,在中国东北,国共两党军队也展开了激烈的内战。战争的结局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也关系到与东北一江之隔的朝鲜半岛的发展。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国民党政府与南韩李承晚政府相互建立了各自的关系。在这个历史的漩涡中,中国东北的很多朝鲜族居民加入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并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而在朝鲜战争前夕,中国军队中的数万名朝鲜族官兵①先后返回朝鲜,成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这段历史显然是战后中朝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研究朝鲜战争起源必然涉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部队是何时形成的,主要人物为何人,他们是如何返回朝鲜的,这一事件与朝鲜战争究竟有何关联?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但始终没有一个较为详尽的说明。②

朝鲜族官兵回到朝鲜的问题,看似简单,但渊源久远,涉及到“日韩和邦”以来朝鲜半岛向中国移民的历史,中朝两国携手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史,以及战后初期中共与北朝鲜的关系。本文从朝鲜移民史的背景入手,对中国朝鲜族所具有的双重特点、朝鲜族部队形成的历史背景、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的经过及其结局进行一番历史考察,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一 朝鲜民族迁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所谓朝鲜族部队的主体,自然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而这些朝鲜族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的移民。

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实行200多年的封禁政策,直到1851年东北地区总人口仅290万。[1](P6)图们江和鸭绿江流域也为封禁区,不仅不许汉人进入开发,更是严禁朝鲜人越江进入。1869年,朝鲜咸镜北道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朝鲜灾民不惜冒犯重禁,越江越境,大量涌入中国东北,这是朝鲜人大批越垦之始,也是迁入中国的开端。[2](P66)到1881年,定居在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已逾万人。此后清政府开始实行“移民实边”的边疆开发政策,实际上废除了封禁政策。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对朝鲜移民的管理,在烟集岗设立专管越垦朝鲜人事务的“越垦局”。其他地方也相继设立相应的行政机构,以便对朝鲜移民进行有效的管理。[1](P104)1885年与朝鲜缔结“吉朝通商章程”,在图们江北岸设立“朝鲜人专垦区”。[1](P124-125)这一时期朝鲜移民大量迁入。有学者认为,清朝政府面对俄罗斯南下中国东北的威胁,对朝鲜移民采取了宽容政策,目的是拉拢朝鲜一同抵抗俄罗斯。[3](P486)与此同时,朝鲜官府也曾多次私自派遣官员,借口管理越境朝鲜人,在鸭绿江流域私设行政组织,与清朝政府发生过一些矛盾。[2](P66)[1](P103)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沙俄乘机侵入东北,进入延边地区。沙俄欲利用朝鲜与日本的矛盾、朝鲜与清政府的矛盾,拉拢朝鲜,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一时期也发生过朝鲜警官越界争管朝鲜移民事件。1901年11月,侵入延边地区的沙俄军官由沙俄驻朝鲜使节陪同会见清驻朝使节,建议中朝订立《中韩陆路章程》,并提出了章程草案。主要内容是按照开港口岸由领事管辖本国移民的惯例,使两国交接官行使领事职权,管理对方边境的本国边民。沙俄的用意在于,让朝鲜管理东北的朝鲜移民,借此向朝鲜索酬,从朝鲜夺取更多的权益。此提议自然遭到中国的拒绝。[2](P70)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剥夺了朝鲜的外交自主权,并认定在中国的朝鲜移民是“帝国臣民”。1907年日本在延边非法设置了“统监府间岛所谓”间岛“,是当时韩、日对中国延边地区的称呼。派出所”,宣布朝鲜移民受统监府派出所保护。详见《朝鲜统治史料》第一卷,第101、105、150页。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金钟国等:《中国朝鲜族史研究(1)》,汉城:汉城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对此,清朝政府针锋相对地提出,外国人在中国不能获取土地所有权,而延边朝鲜族已取得土地所有权,在所有方面与中国人并无区别。详见《吴协统意见书》,《东三省政略》附录。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这实际上是认定朝鲜移民已成为中国公民。日本1910年吞并朝鲜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宣布不管“归化入籍与否”,延边朝鲜族“都是帝国臣民”。日本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10卷,1973年3月,第39页。转引自泉丽:《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1915年日本再次公然宣布,即便是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移民也不丧失帝国国籍。《朝鲜总督训令》,1915年10月8日。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

东北沦落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开始推行“日人移韩,朝人移满”的侵略政策,东北的朝鲜移民日益增长,1934年增至72万人,1935年更超过80万人。[1](P111)那时朝鲜和东北都已沦为殖民地,东北朝鲜族的称谓也变得模糊了,有“韩国民族”、“韩国人”、“中国韩人”、“中国朝鲜人”、“朝鲜民族”、“朝鲜人”、“高丽人”等。[4](P704)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认为朝鲜族具有双重国籍和双重使命,提出“朝鲜族要与中国民族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完整,为争取朝鲜独立,收复朝鲜故土而斗争”。《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关于接受中央及省委指示的决议》,1933年5月15日。转引自泉丽:《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6页。实际上,在中国的朝鲜族也确实带着这种双重使命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这便构成了战后朝鲜族部队形成的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约216万人,其中东北地区近170万。日本投降后约100多万人返回朝鲜半岛。到了1947-1949年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口减至110万。参见许秀玉:《历来东北朝鲜族人口浅析》,权立主编:《中国朝鲜族研究(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注意朝鲜族的问题,并初步认定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外,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一般应被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946年1月1日,延边行政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在《新年献辞》中提出:“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鲜族可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7]1946年12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周保中在吉林省民族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虽然中共还没有明确宣布朝鲜族的少数民族地位,但实际上对朝鲜族实施了对待少数民族的平等政策。[4](P703)但与此同时,并没有提出否认他们的朝鲜国籍。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的刘俊秀曾向吉林省委提议,承认朝鲜民族的双重国籍身份,让他们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也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吉林省委表示认同,并向中央报告得到同意。[4](P709)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是这些具有双重国籍的朝鲜族,肩负双重的使命,在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组织和引导他们的骨干,则是来自延安的“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

二 在抗日战争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的朝鲜民族抗日独立运动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在上海建立后移至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及所属“韩国光复军”,二是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三是在延安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前者在战后全部返回到南韩,成为主导南韩政局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后两者,即东北抗联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延安的“朝鲜义勇军”,或返回朝鲜,或留在东北。与本文所述朝鲜族部队的形成有直接关联的,正是这些留在中国的官兵。

1.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移民中国的朝鲜族以东北为舞台,展开了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如1920年以洪範图为首的各路独立军联合部队在今吉林省的汪清县凤梧洞、和龙县青山里与日军展开激战,取得赫赫战果。[6]不过,朝鲜族的斗争很快就纳入了中共的轨道。1925年朝鲜共产党宣告成立,其满洲总局设在黑龙江宁安,东满、南满、北满也建立了基层党组织。1928年共产国际确立“一国一党”原则,宣布朝鲜共产党解散,于是大量的朝鲜共产党人转入了中共。到1931年11月,东北的中共党员人数达2000多人,其中85%为朝鲜族。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东满和北满、南满地区的各县建立了县委组织,很多朝鲜人担任县委书记。[7]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共领导下东北各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如在延边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于1933年初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满游击队”。[8](P71)东满抗日根据地还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当时著名的抗日游击队有磐石游击队、东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等。1935年,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成立后,这些游击队分别成为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拥有20多万人和各种轻重武器。这些队伍中便有大批朝鲜人,其中许多人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如抗联第一军参谋长李红光,原是磐石游击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在与日伪军血战中牺牲。金日成也曾任第一军某师师长。抗联第二军的前身是东满游击队,其大部都是朝鲜人。在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金策任政治部主任,李福林任第一师师长。第六军第一师师长马德一,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也都是朝鲜人,他们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9]

1942年夏日军大扫荡,为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斗争,周保中与李兆麟共同做出了东北抗日联军撤入苏联境内轮流军训的计划。抗日联军三路主力,都先后转移到中苏边境地区,设立野营,集结训练。同年秋,经共产国际同意,将中国东北抗联部队改编为抗联教导旅(又称国际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即李兆麟)任副旅长兼政治委员,由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崔庸健出任参谋长。同时,崔庸健还担任教导旅的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10](P406)

国际旅汇聚了包括朝鲜人在内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骨干,1945年8月苏联想日本宣战后,这些人便兵分两路,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其中一些朝鲜人,如姜健、朴洛权、崔光等被派到中国东北地区,任务是在朝鲜民族聚集的地区组织群众,迎接中共军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解放东北和全中国。[10](P406)

2.延安的“朝鲜义勇军”

1925-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搞独立运动的一些朝鲜人直接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随着国共两党分裂和广东暴动,一部分朝鲜革命者到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一部分仍在上海、北京等地继续进行反帝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对外方针是团结东方各民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1]当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时候,活跃在武汉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等举行联席会议,以朝鲜民族联合战线的名义组织了朝鲜义勇队。武汉沦陷后,民族革命党退至广西桂林,青年前卫同盟则分散在洛阳、陕北等地。来到陕北延安的朝鲜青年,也就加入了中共的抗日行列。1940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朝鲜青年已达40名。他们与在红军时代就同中共并肩战斗的朝鲜老战士携手,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抗日武装斗争。1941年1月,在华北、华中前线参加抗日的朝鲜青年组织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同年7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说,无论多么困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也一定会帮助朝鲜同志。详见金日成综合大学编著:《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北京:东方书社1951年版,第133-135页。参见《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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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不到半年,便吸收了大批从重庆、洛阳方面来的朝鲜革命团体的青年,于1941年7月组织了朝鲜义勇军,并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了密切关系。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队曾在致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中称,他们要拿起武器,与新四军一起战斗,一同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因为在他们看来,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是新四军的国土,也是朝鲜革命人民的第二故乡。[12]1942年7月,朝鲜青年联合会又扩大发展为朝鲜独立同盟,仍在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抗日斗争,其武装力量就是朝鲜义勇军。参见《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第133-135页。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指出,朝鲜义勇军是朝鲜革命力量的中坚,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新生的力量,其斗争给八路军、新四军以有力的配合。延安诗人萧三则称朝鲜义勇军可与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相互媲美。[13]



在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还积极参与边区的工作,边区也为朝鲜革命者提供了方便。1941年11月,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和赵一峰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参议员。朝鲜独立同盟书记朴孝三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4]1943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特制定了积极帮助朝鲜革命活动的四项办法:确认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晋西北分盟和华北朝鲜义勇军之合法地位,欢迎朝鲜侨民进入根据地,朝鲜男女青年愿在根据地求学者,可免费进入各种适当的学校。其愿意参加朝鲜义勇军及八路军、新四军者,各级政府可予介绍,对朝鲜革命同志的活动,给以各种便利与帮助。[15]同年4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公布了“晋察冀边区优待朝鲜人民办法”,以保护“愿与中华民族联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或因逃避战难而来边区的”朝鲜人民。[16]1945年2月5日,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延安开学,金枓奉任校长,朴一禹任副校长,旨在为完成朝鲜民族的解放培养干部。朱德、吴玉章、徐特立等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17]



朴一禹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他说:朝鲜独立同盟的任务是加紧培养干部,组织朝鲜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也就是组织朝鲜的八路军。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将起决定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就是朝鲜人民的胜利。[18](P1439)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在延安的朝鲜共产党人与中共亲密无间的关系。



三 中共军队中朝鲜族部队的形成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东北进军的命令,从8月中旬到11月底,开入东北的部队共达13万余人,干部2万名。[19](P402)在8月11日的第六号命令中,朱德宣布:“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20]



11月4日,朝鲜义勇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行军到达沈阳。在当天召开的全军大会上,武亭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派少数领导干部去朝鲜,大部分指战员留在东北,参加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他号召全体指战员,深入东北各地,广泛发动朝鲜人,扩编队伍,为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积蓄力量。接着,朴一禹宣布朝鲜义勇军总部的命令:全军暂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留在南满,负责扩编第二支队;第三支队赴北满,负责扩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赴东满,负责扩编第六支队。[21](P33)会后进行了改编。第一支队留在沈阳,到1946年2月兵力已扩大到5000余人,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李红光支队,归属辽宁军区,支队长金雄,政治委员方虎山。同时在南满地区组建的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也编入了李红光支队。[4](P57-58)1948年4月该支队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独立第4师,师长王之任,政治委员方虎山。[22](P189)王之任又名王子仁,原名崔仁。独立第4师参加了四保临江的战役、四平战役和解放沈阳的战役,辽沈战役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师。根据东北军区的命令,第166师在沈阳执行卫戍任务。此时,这支朝鲜族部队的兵力已达12000人。[4](P49-52)



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组建后,吸收了原哈尔滨保安总队朝鲜独立大队,成为松江军区直属部队,担任松江军区司令部的警卫任务。内战爆发时,随着朝鲜独立同盟加入中共直接领导的民主联盟,第三支队也改编成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独立8团。1948年1月,独立8团受命到吉林省烟筒山一带,与吉东警备司令部的朝鲜族部队和以朝鲜族为主的牡丹江军区14团合并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1949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后,第三支队又编入第四野战军独立164师491团,并参加辽沈战役。[4](P63-67)



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组建后,立即赴东满地区组织朝鲜民族武装并参加肃清土匪的战斗。第五支队由原太行山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干部和学生为骨干组成,政治委员为朴一禹(兼朝鲜义勇军副司令员),支队长为李益成,参谋长为全宇和李权武,政治部主任为朱爀。[4](P77)1946年1月,第五支队与延边警备1团、2团合并成朝鲜义勇军第15团和第16团。第15团后改称吉林军区独立3团,1948年1月被编入东北军区独立6师,成为该师第16团。1948年11月,独立6师改称第四野战军第43军156师,下辖第466团、467团和468团。其中468团警卫连为朝鲜族,而466团除两个连和两个排外,467团除一个营外,都是朝鲜族。原第五支队的第16团于1946年3月改编成东北民主联军吉东警备一团,后改编为东北军区独立1师1团,其后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0纵队第30师89团。该团参加黑山阻击战后改称第四野战军第47军141师422团,参加了平津战役,后随大军转战到重庆。[4](P82-83)



1945年12月,朝鲜义勇军又在吉林省保安纵队第七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第七支队。原延安朝鲜义勇军的朴勋一和崔明分别担任支队长兼政委、副支队长兼副政委,其骨干大都来自河北的朝鲜义勇军。1946年3月末,第七支队改编为桦甸县保安团,后来又先后改编为民主联军第24旅72团、独立11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4师496团。[23](P1-5)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散建立的朝鲜族部队。日本投降后,国际旅中的姜健(姜信泰)、崔光、朴洛权等人随同苏军到了东北。[24](P292)姜健被任命为东北抗联延边分遣队队长、驻延边苏联红军司令部副司令员,9月5日,奉命从国际旅驻地出发,取道牡丹江到延吉,亲自做群众工作,组织武装力量,建立“民主大同盟”。11月初,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延安干部团到达长春。中共吉林省工委决定派雍文涛等33名干部和警卫人员到延边。抗联干部和延安干部一起,重点发展了一批朝鲜族武装力量。延边朝鲜族具有革命传统,参加共产党武装的热情非常高,有些青年自带武器、自备军装来参军,很快组成了军分区警备旅。警备旅下设6个警备团,共11000多人。1946年7月姜健辞去吉东军区司令员职务返回朝鲜,后来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21](P17-18,22)从1945年9月中旬至10月10日,回到东北的抗联干部还组建了48500人的“吉合国民军”,周保中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支部队活动于牡丹江、吉林、合江省的部分地区。加上延边地区的一批地方部队和基层群众武装,到11月底,东北地方部队已经发展到26万人,其中朝鲜人也不在少数。[25](P290)



总之,到解放战争后期,朝鲜义勇军和其他朝鲜族部队已全部改编成解放军,其战斗序列为166师、164师、156师,以及第38军113师337团7连和8连,40军师直属炮兵营,120师359团2营,118师山炮营,119师警卫2连和山炮营,第47军141师422团,铁道兵第4支队第24线路大队等。[4](P609-610,629-630,659,669)



四 朝鲜族部队回到朝鲜问题的缘起和经过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9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合国安理会宣读麦克阿瑟有关朝鲜战争的报告,指责共产党中国向朝鲜送去“大批原籍朝鲜的久经战斗的军队”。报告说,“所得证据证明,1949-1950年期间,苏联人向北朝鲜提供了军火,而中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提供了经过训练的士兵”。“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军队把许多此类北朝鲜士兵遣返回国”。而“从1950年初到1950年2月中旬”,朝鲜族士兵返回北朝鲜的行动“急速加剧”了。这份报告在美国舆论中造成了不小影响,使得反共浪潮更为高涨,也使中间分子更加犹疑。[26](P94-95)可见朝鲜族部队回国的问题,在战争爆发后已成为西方阵营攻击中国的“依据”。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9月2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年中,确曾有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事实。……朝鲜人民牺牲他们的生命,流了他们的鲜血,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而斗争,中国人民对他们这种侠义行为,永远感念不忘。”“现在中国胜利了,这些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回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借口可以妄加干涉。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参加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英勇斗争,只有同情,只有拥护。”[27]



在中国抗战和内战期间,中共与北朝鲜确有唇亡齿寒的依赖关系,因此需要互相帮助。一方面如金日成所讲,中共在抗日斗争中,为朝鲜培养了“革命干部和义勇军”,[28](P1227)另一方面,在内战时期朝鲜也为中共提供了极大援助。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在蒋介石大举进攻东北的形势下,中共东北局确定了以北朝鲜作为支援南满作战的后方的方针,并在平壤组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主要负责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质的转移工作;借道朝鲜做走廊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他根据地的物质交流,输送人员过境;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质等工作。[29](P197)还成立了图们办事处,建立了联系南满与北满的交通要道。[21](P234-235)后来,朝鲜确实成为了中共军队的避难所和物资通道。在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以7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时,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主动撤出了安东(今丹东)、通化,先后有18000名伤病员及家属、后勤人员撤退到北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境内。[29](P203)当时陈云指示,“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我物资运输燃眉之急”。[30](P521)通过朝鲜北部输送过境的物资,有据可查的,1947年的头7个月就转运了21万吨,1948年全年转运物资大约30.09万吨,此外还有数万过境人员。[31](P628)国民党184师在海城起义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消灭起义军。后184师进入朝鲜境内进行整编,才得以摆脱险境。[30](P516-517)[24](P262-263)



至于朝鲜族官兵回国,早在内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除前文提到的姜健外,还有原延边军分区司令员金光侠、原延边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林春秋、原吉林军区延吉警备第1旅1团团长朴洛权、朝鲜义勇队第七支队支队长朴勋日,以及崔光、金玉顺、石东洙、池丙学、姜渭龙等人。这些干部返回朝鲜时,大都随身带有一批部队。如崔光回国时就选拔了200名左右的人员随行,朴一禹也是率领所属部队返回朝鲜的。[4](P22,109,144)[22](P178,285)[25](P11)[24](P293)此外,还有通过别的途径返回朝鲜的官兵,如1947年8月东北局通知调出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100名学员和干部支援朝鲜。[25](P384)这一时期,返回朝鲜的不仅是军人,还有一批朝鲜族工人和农民。194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吉林省政府的指示,延边地区先后有1299户,4522名工人和农民前往朝鲜,支援朝鲜的经济建设。[32](P4)



部队整建制返回朝鲜是在1949年夏天。是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Il)以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访问中国,向毛泽东转交朝鲜劳动党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在会谈时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师正在参加进攻战役。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毛泽东还提醒说,这些师都不是正规军,训练较差,并建议对军官加强军事训练。[33](P187)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在东北的两个师便是上述由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改编的166师和第三支队改编的164师。而在南方参加进攻战役的师则是第五支队改编的156师。



1949年7月13日,金日成决定将朝鲜师调回国,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33](P215)同月,166师官兵在政治委员方虎山率领下从安东入朝,164师在副师长李德山率领下从图们入朝。[34](P878)笔者对当事者高判坤(GoPanGon)访谈记录,2000年7月29日于吉林省蛟河县。这两个师编入朝鲜部队前,都加强了干部的军事训练。164师副班长以上官兵150名从新义州入朝,进平壤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两个月后,去罗南与大部队会合。笔者对当事人金治茂访谈纪录,2000年7月2日于吉林省磐石县。此外,164师还于5月中旬选拔连、营、团级军事干部到东北军区接受军事训练。6月上旬,朝鲜人民军派教官到长春举办干部训练班,对班、排级干部进行正规化训练。[23](P379)临行前,这些部队又补充了大量兵员。1949年7月,吉林省政府和军区指示,补充部队里的朝鲜族战士,仅延边地区一周之内就有1390人报名参军。详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地区大事记(1945.8-1949.8)》,《延边文史资料》第2辑,第259页。



164师返回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为10831名,长枪5297支,刺刀3456把,短枪588支,机关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06支,战防枪8支,自动步枪一支,讯号枪14支,枪榴弹筒32个,掷弹筒67个,六零炮87门,火箭炮3门,迫击炮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2门,马734匹。166师返回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为10320名,长枪6044支,短枪722支,轻机枪281,重机枪91,冲锋枪878支,卡宾枪2支,讯号枪13支,弹筒69个,掷弹筒31个,60炮91门,迫击炮33门,战防炮10门,山炮3门,马945匹。[35](P76-77)到1950年,已经南下的朝鲜族官兵开始回国。



1950年1月8日,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时,苏联外交部致电驻朝大使什特科夫(Shtykov):“林彪曾致电毛泽东称,在人民解放军编成内还有16000余名朝鲜族人,并有整建制的朝鲜族部队,总计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以及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族人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表示希望把朝鲜族人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派至朝鲜。”该电还指示什科特夫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33](P280)



1月11日,什特科夫回电称,金日成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军队中这些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师。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33](P281)同日,中共中央转告朝鲜,表示同意金日成的意见。中央军委给四野的电报说:同意四野所有朝鲜官兵返回朝鲜工作,“中共中央已与鲜共中央接洽好,他们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改编好,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回朝鲜,并选一千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36](P319-320)



1950年1月,金日成派金光侠等人来中国接人,并提出希望能够配备武器。[37](P744)1月底,中央军委下令四野各军和特种部队所属朝鲜族官兵在河南省郑州市集结。到3月初为止,除执行特殊战斗任务者,各路朝鲜族官兵已陆续集结郑州。3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独立第15师,全宇任师长,池丙学任参谋长,杨根任政治部主任。全师下辖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和工兵营、通讯营、反坦克营、警卫中队、野战医院,师级机关有政治部、参谋部、供给部。团级以上干部均由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任命。在郑州市广场召开了第15师成立大会,四野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参加大会并讲了话。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独立15师战斗力较强,其中立大功以上者2000多人,授予“英雄”称号者100多人,且85%以上为中共党员。[4](P681,692)由于独立15师成立时在南方的部队未赶到,实际成立时只有3个团。后赶到的部队是47军中的朝鲜族官兵。3月24日,这支部队到达元山。[38](P342)



据当事人回忆,朝鲜族官兵回国的要求十分强烈,他们多数人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自己应继续完成朝鲜的革命,解放还在美帝殖民统治下的半壁江山。笔者先后访谈了41名回国的朝鲜官兵,其中21人说当时回国的目的就是要去解放南朝鲜,32人认为李承晚就是朝鲜的蒋介石,必须打倒。接受访谈的大部分人都说,当时在朝鲜族官兵中要求回国去完成朝鲜革命的呼声甚高,还发生过一些集体要求回朝鲜的事件。笔者2000年对41名当事者访谈记录。



五 在朝鲜人民军中的朝鲜族官兵



返回朝鲜后的官兵随即编入了朝鲜人民军。原164师返回罗南后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第5步兵师,下辖第10、11、12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原164师副师长金昌德少将任师长。原166师返回新义州后整编为第1军团第6步兵师,下辖3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原496团、497团、498团分别成为第13、14、15联队,原166师政治委员方虎山任师长。在郑州成立的独立15师(原156师),整编为第一军团第12师,全宇任师长,原15师下辖3个团分别成为人民军第30、31、32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原47军下属由朝鲜族官兵建立的独立团改编为人民军第1军团第4步兵师第18步兵联队。此时,在朝鲜人民军中,师、旅长以上干部,全部出身于原东北抗联和延安义勇军。参见韩国国防部军事编撰研究所编:《6.25战争史(2)》,汉城:国防部军事编撰研究所2005年,第15-17页。金仲生:《朝鲜义勇军秘密入北》,汉城:明知出版社2000年,第174-193页。另参见笔者2000年对41名当事者访谈记录。



回国后的朝鲜族官兵,随即被要求办理转党手续,即由中国共产党党员转为朝鲜劳动党党员。据一些当事者回忆,开始很多人对转党表示不理解,有情绪。后朝鲜中央请中共方面派人去做工作,才使转党工作顺利进行。笔者对李石勋(LeeSekHoon)访谈记录。李原是47军140师419团2营营部通讯班战士。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164师改编的人民军第5步兵师沿东海岸南下,占领江陵后遭遇美海军舰炮阻击,损失重大。7月底进军浦项地区,与第12师协同作战,同韩军3师和首都师展开了一个多月的激战。9月下旬美国仁川登陆后败退,剩下3000余人编入第4军团。原166师改编的人民军第6步兵师,攻占开城、江华岛、金浦、金浦机场。后沿着西海岸经忠清南道西部占领全罗道的木浦、光州、顺川后,迂回南海岸进军庆尚南道河东、晋州地区。进攻马山时遭遇美军第25师的顽强抵抗,与美军对峙一个多月。撤退时兵力损失近半,后到慈江道整编,以该师为基础组编成第5军团。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41军联合作战。由独立15师整编成的人民军第12步兵师,一部分参加攻占春川的战役,后进攻洪川、元州、忠州、丹阳,越过竹岭进军庆尚北道,7月底攻占安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受损失重大。原47军辖下朝鲜族官兵组成的人民军第4步兵师第18步兵联队,参加攻打汉城的战斗,并首先从北部攻入汉城的中心地区。三天后,该部渡过汉江经水源南下,在乌山歼灭美军史密斯大队,在朝鲜战场创下首次打败美军的纪录。其后又参加了解放大田的战斗,被人称为所向无敌。联队长张教德提升为师长,但尚未赴任就牺牲在平泽。后来该部队参加洛东江战役,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撤退后编入南浦地区第4军团。[40](P174-193)笔者2000年对41名当事者访谈记录。



这些在中国转战南北、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屡立战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7月5日,在占领汉城的战斗中建立卓著功勋的步兵第4师被金日成命名为“汉城第4师”。7月23日,金日成发布命令,特别嘉奖金雄、李权武所率部队的贡献突出。[39](P72)7月26日至8月29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近卫”称号的部队有7支,其中从中国返回的部队就有4支,即第18联队、第4步兵师、第6步兵师和第10步兵联队。[39](P86-89)此外,方虎山于11月15日被授予共和国双重英雄称号,详见《朝鲜中央年鉴1951-1952》,第442页。而获此荣誉称号的包括方虎山仅三人。第12步兵师被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1年5月2日)。[39](P448)



战争结束后,据不完全统计,回国的4万多朝鲜族官兵在战斗中牺牲的约30%,被俘的约20%,余下的约30%定居朝鲜,20%自战争结束至1957年陆续返回中国定居。举一例,1982年黑龙江省五常县共有45000多名朝鲜族,其中有209人为战争后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官兵。按人口比例估算,回到中国的朝鲜族官兵大概有10000人左右。1981年曾调查过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官兵,当时生存的大约有6000人。参见金中生:《朝鲜义勇军秘密入北》,第256-260页。



据朝鲜目前已公开的资料,到战争后期和战后,从中国返回朝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命运各有不同。除姜键(姜信泰)、张教德等在战争中牺牲,武亭因“不执行军令、战斗指挥不当、犯有军阀主义”,于1950年12月被撤职,1951年在平壤病故外,详见金日成:《当前局势和任务》,《金日成选集(4)》,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54年,第140页。有关武亭病故前的一些情况,参见《金日成同志回忆录》,第412-413页。金枓奉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昌德任总参谋部干部局局长、总政治局纪律委员长,全宇任第5军团长、副总参谋长,池炳学任军团长,朴孝三任第9师师长、副总参谋长,李益成任总参谋部队列补充局局长,朴勋一任党中央农业部长,王之任任第6军团长、副总参谋长。[40](P123,127-128,130,135,185,189)朴一禹因“反党宗派活动”于1955年12月被罢免,《关于朴一禹的反党宗派行为》,1955年12月2-3日,《决定集》,平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955年,第52-56页。方虎山战后任人民军陆军大学校长,受朴一禹事件牵连而退役。详见金中生:《朝鲜义勇军秘密入北》,第195页。原朝鲜独立同盟的崔昌益(时任副首相)、尹公钦(时任商业相)、徐辉(时任劳动相)等人于1956年因“宗派事件”被免职。《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必奎(LeePilKyu)、朴昌玉(ParkChangOk)等的宗派阴谋》,《劳动新闻》,1956年9月5日。



从以上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出,中国东北朝鲜民族的出现,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特别是日本在东北亚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历史遗产,而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东北朝鲜族双重国籍的特性,也构成了朝鲜族部队形成、改编和回国的复杂背景。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内战中,中朝已经结成革命纽带和情谊,这就使得朝鲜族部队在朝鲜需要的时候回国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况且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既然事实上具有双重国籍,那么他们在自己愿意的时候回到朝鲜也是合乎法理的。



目前披露的俄国档案证明,平壤第一次提出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在1949年9月,但遭到莫斯科的严厉制止。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再次提出只能靠军事行动解决民族统一的问题,斯大林1月30日复电表示同意。[33](P230,255-260,305,309)因此,第一次决定朝鲜族官兵回国时(1949年4月),无论金日成还是毛泽东都没有要向南方发动战争的意图(那时美国还在南韩有大量驻军),平壤加强军事力量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南方的北进。第二次朝鲜族部队回国是林彪提出的,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战事已经结束,军队将要面临大规模减员,而朝鲜族官兵多有思乡情绪。那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意见还是一致的,都认为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尽管不久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但毛泽东直到5月14日,即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近1个月后,才知道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朝鲜的计划。[41](P189-191)因此,以朝鲜族官兵回到朝鲜为根据指责中国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是毫无道理的。





延安派的下场,在一些资料看到的结果不仅仅是免职

包括维基百科等资料明确指出,方虎山等都是被金日成迫害致死。

4楼泰麓

关键是韩国人的反应很可笑 想利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占领中国东北

 以下是引用懵懂书生 在第3楼的发言:
以前听过有关于解放战争中朝鲜支援东北的事,在此证实了

很多部队要求回朝鲜,但在转党时,又闹情绪。回到朝鲜的战士,到底想的什么呢?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也许各占一半吧

只能说解放祖国是心愿,但是干完了活人家还想回来,毕竟这些人都是在东北长大的,过习惯了,估计认为退了党想回来就难了

听原四野的老干部讲在东北剿匪故事,说朝鲜族的土匪特别凶悍,有的整村子都是土匪,死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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