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0年是中国周边不太平静的一年。这促使我们更加重视与周边的关系,也推动我们思考一些新问题:中美关系是否有“至上”的价值?美国与周边相比,孰轻孰重?到底该如何处理当下的周边危机?这些困惑虽然不是短期内能解答完毕的,但在近期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研讨会中都提到了。



外交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建设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在过去十年,我们是以“不要什么”来界定我们的目标。不要当头,不惹麻烦,大概是这个意思。在近二三十年,这是成功的,因为我们从弱势地位发展起来。但是近几年,中国崛起了,我们再以“不”来界定我们的政策目标,大概是不行了,现在要多一些战略抉择。



徐匡迪(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美友协会长):现在社会舆论中似乎有一种调子,认为中国越强大越好。实际上,我们差得很远。当然我们有必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自信,看到我们的成就,但是不要做过分的渲染,实实在在的做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就很好。特别是要保护和正确引导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但是也要教育年轻人理性的对待国际纠纷,正确引导舆论,避免网络上民族主义偏激情绪的蔓延。总之,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贸易都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任何时候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比如我们现在在装修,把中国的房子装得很漂亮,能不影响邻居么?我们要理解的是,中国埋头搞经济建设,对世界的负面影响是什么?盖起了摩天大楼,就有可能挡住邻居的阳光,所以我们应该搞预防性外交。中国认为埋头搞经济建设,对国际社会就没事,实际上是惹人家。我们的问题是怎么让别人接受。利益向全球拓展时,怎么让别人接受我们的利益拓展。不是告诉别人我们不侵犯别国,别人就接受。外交上,一定要有大的战略考虑,我们这样的地位,外交工作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建设。防止小国勒索我们,防止某些大国联合遏制中国,等等。一定要有预防性外交,才能解决这种问题。总之,中国外交已经不是策略性调整,可能需要性质上调整,根本上的变化。



与周边的关系是否比中美关系更重要?



阎学通:我在想,周边国家的群体是不是比美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对于我们的意义更重要,这值得讨论。如果中美关系的困难解决了,那么一好百好。但是如果中美关系的困难解决不了怎么办?在中美关系是冲突为主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主动改善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美关系有很大的独立价值,不能因为周边小事而被绑架,否则因小失大。以五年为期,中美关系新老问题并存,“3T”老问题包括台湾(Taiwan)、西藏(Tibet)、贸易(Trade)。新问题包括:第一,地区领导权。亚洲很多国家欢迎美国重回亚洲;第二,军事现代化。未来五年可能产生越来越大的中美争议,比如航母、卫星、大飞机等;第三,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让美国吸引国际资源的能力严重下降。美国的政治有脆弱性,美国的底线要维持一个脆弱的一致性,“不爱自己的祖国但要爱美元”。如果美元前景没有了,那就没有人爱美国了。


陶文钊(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近20年我们的睦邻政策是成功的,要有自信。现在美国分化我们的近邻,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十个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印度也提出希望中国帮助他们搞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实施睦邻政策,只是要做的再好一点,有时候不要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以稍微吃点亏。



如何处理当下的周边危机?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现在一些国际危机管理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危机泛化,在各个领域和问题上都能发生。二是危机长期化,以前的危机都是非常短期的,现在则是各种因素交织,处理问题要全面考虑,不能每件事情单独考虑。三是危机多维度的转化,内外危机可以转换。



在危机预防上面,要综合的考量。这里有三个平衡或者失衡问题:第一,维权和维稳的问题。第二,现实和长远利益问题。第三是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另外,对于预防危机,要防止个别事件演变成对我国的长期战略牵制。



崔立如:曾经的六方会谈我们有两个政策目标,长期以来我们是并行推进。一个是“无核”,一个是“稳定”。美日韩的首要要求是“无核”。为了“无核”,他们不惜牺牲稳定,不在乎朝鲜的政权是不是垮台。我们的要求是两个目标并行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起作用的。这与韩国的政策是有关系的。韩国前两届政府的政策是阳光政策,有利于缓和与稳定,与我们的政策目标是相近的。六方会谈前面几年,中韩合作比较好,美国被牵制,所以在小布什政府的中后期,美国也承认,政策目标贴近中韩的目标。美国也承认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但后来韩国政府更迭,阳光政策被废弃,美韩的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原来慢慢疏远的美韩同盟重新紧密起来。朝鲜的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政策选择上,主要还是对美问题。周边与美国的平衡是否能成功,最后还是要看我们的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



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国际格局的过渡阶段正加速形成,但过程漫长。美国对我们是两面的,我们的应对是两手的。两手对两手,都是动态的,因时因事而不同,有所侧重,所以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是均衡的。某一时间某一时段可能合作多一点,或者斗争多一点,最后还是要落到加强合作。因为我们还是为了加速发展,争取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只能通过扩大共同利益,通过加强合作,抑制双边关系上的消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