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乡村选举血案实例

前面我和朋友们在这里专门探讨过农村宗族势力导致的基层治安失控问题 这是一篇现实版的实例 大家看看以供参考 尤其是后面关于上访的评述 说实话 公安介入这种事百分之百不讨好 但是不管又不行 如何避免事件恶化和避免上访是我们的一大问题啊 遇到农村选举突发事件 公安上则一警力不足 不足以震慑闹事者二 易被农村宗族势力利用煽动围攻打砸派出所三易形成上访问题 并且是及其顽强的上访 坐立观望则如此事 一是 无法有效保护群众安全 二是事件容易迅速恶化 三是会形成群体性事件 进退都两难啊 难就难在不能依法执法上 依法执法显然会将矛盾引向自己 出了事不会受到上级领导支持的 不依法执法显然失职愧对警徽贬低警方威信 呵呵 农村派出所想干好绝对是一门艺术啊

河北乡村选举血案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9期出版日期2010年12月13日

由于村委会主任能掌控乡村土地征用、集体资产出售和租赁中的利益分配等,其位置越来越炙手可热。河北遵化市一场村委会主任选举引发的血案,揭开村民选举和乡村治理中矛盾重重之一角

《新世纪》周刊 见习记者 周凯莉



苗东立死于一场斗殴。案发地点是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地北头镇地北头村村民委员会门口。


混战中,一柄匕首刺入苗东立的右肋。这天是2009年11月28日,距离苗东立大婚的日子,还剩七天。


血案20分钟后,苗东立的父亲苗永安赶到现场。50多岁的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苗东立仰面躺在村委会门口的一根电线杆下,地上洇开一滩殷红的血。


这场斗殴缘于袁海东、陈志东的竞选纠纷。当时,袁海东、陈志东是地北头村村委会主任的两名候选人。死者苗东立为陈志东的支持者;斗殴中的另一名死者韩颖则是为袁海东“站台助选”的。


2010年12月6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在遵化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袁海东、马卫东、陈志东、王磊、崔学东等22人被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罪名。庭审持续一天,因案情牵涉未成年人,法院未公开开庭,只有少数被害人和被告人家属旁听了开庭。


庭审当天,法院外近百名特警警戒,气氛森严。而血案之后的地北头村,选举陷入停滞,村委会主任至今由政府临时任命的人代理。与选举纷争相伴的阴影,笼罩乡村。


选举血案


“往死里打,打死了算我的!”一片混乱中,袁海东大声吆喝。20多个来自远近乡里的年轻人,手持棒球棍、砍刀、匕首,趋步向前,团团围住苗东立。


这一天是2009年11月28日。12月6日,袁海东在庭审中承认,他亲自打电话召集这些人到场为自己助选示威,“壮壮胆子”。袁海东称,此前的11月17日19时许,他和陈志东曾经在路上相遇,遭对方持砖头砸伤左额部,经鉴定为轻伤。


当地一名村民回忆,当时的场面“可热闹了”。20分钟内,七八辆车陆续开进地北头村,扬起浓烈的灰尘。这些车辆五花八门,有宝马X6,有丰田越野车,也有夏利,甚至还有当地的红色出租车。


袁海东的妻子马卫东在法庭上承认,一开始,他们带着这些人,赶到几户村民家里“看了看”,索要选票。地北头村的3000多村民中,有投票权的将近2400人。此前的2009年11月24日,地北头村村委会主任的初选结束。一名知情人士称,袁海东的票数比另一名候选人陈志东“差了一大截”。


这天,临近上午10时,袁海东、马卫东夫妇带领20多人赶到村委会。这是一座外墙为红瓷砖的三层小楼,位于地北头镇镇中心,距离地北头镇镇政府不足100米。出村委会大门左拐,直行150米左右,便是地北头镇派出所。


当时,一楼的村委会办公室里,几名上届的村委会委员正在整理委托票。地北头村有将近200张委托票,在外打工的村民通过书面委托书,委托他人行使投票权。现场乱成一团。争抢中,袁海东一方的一个大个子跳上办公桌,一把夺过投票箱。此时,陈志东和他的支持者王磊等人正在隔壁喝茶、抽烟。


王磊在口供中承认,他听到打闹声,看到事情“不对头了”,立刻出门给苗东立打电话,“你赶紧过来!”


苗东立家所在的地北头镇狼山关村距离地北头村约有5公里左右。和王磊一样,苗东立是陈志东的支持者。11月24日,陈志东曾通过苗东立召集了30余人,在村委会门口,大张旗鼓地进行“助选示威”。


在当地,家境富庶的苗家颇有一些声望。作为狼山关村数一数二的“大佬”,苗永安经营着一家机械加工厂、三座矿山,在遵化城里还持有一家酒店的股份。生于1989年的苗东立,是苗永安的二儿子,初中毕业后一直协助父亲做买卖。


平时村民之间发生纠纷,只要苗永安出面,递根烟,摆桌酒,说上几句“狠话”,一般就能摆平。苗东立显然继承了父亲的能耐,他擅长跟人打交道,每逢乡里发生纠纷、打斗,这个年轻人也热衷出面充当“和事佬”。


和往常一样,苗东立没有拒绝王磊的要求。他甚至大大咧咧地表示:“我能搞定。”袁海东一方的领头者王大力曾是苗永安的“小兄弟”。平时,他和一些小青年一起租住在县城的小旅馆,专门帮人出场造势、打架,一次能赚上几百块钱。


上午10时40分左右,苗东立独自开着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赶到现场。有人依稀记得,苗东立一下车,就冲着王大力喊道:“我爸是苗永安,我们谈谈!”


但是现场一片混乱,有人听到袁海东 “往死里打”的吆喝。双方打成一团,几分钟后,苗东立倒在血泊之中。袁海东一方的韩颖颈部、胸部等处被刺中多刀,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同时,王磊身受刀伤多处,造成脾、胰腺破裂,经鉴定为重伤。还有多人受轻伤。


竞选纷争


命运是如此急转直下。一年多来,苗永安一直懊悔,那天他没把儿子苗东立“带”在身边。他一直反对儿子介入地北头村的竞选纠纷。有一回,他甚至亲自开车,将赶往地北头村的苗东立“揪”了回来。


地北头村的竞选纠纷由来已久。2009年3月,地北头村原村委会主任王金瑞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收押。当时,村里的会计举报,王金瑞涉嫌贪污代课教师补助费3万余元。后来,此案不了了之。


和遵化市其他乡镇不同,地北头镇并不是铁矿、金矿的产地,它以水果罐头加工业闻名。据地北头镇镇政府的宣传资料称,该镇年产水果高达26085吨,是遵化市山楂、黄桃的生产基地,水果罐头远销俄罗斯、韩国等地。以地北头村为例,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可达到1万至2万元。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村委会主任的位置越来越变得炙手可热。尽管只是村民自治组织,但村委会延续了各级政府的通病——“一把手”权力很大,常常不受制约。若竞选成功,村委会主任可以通过控制村委会,掌控乡村土地征用、集体资产出售和租赁中的利益分配。同时,村民申请宅基地,五保户、困难户申请补助等,都需经过村委会主任的签字批准。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20多年来,王金瑞一直是地北头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近几年来,袁海东一直试图挑战“传统势力”,和王金瑞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但屡屡败北。


2009年10月22日,王金瑞因涉案被查而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袁海东开始着手竞选,他挨家挨户“做工作”,收集到800多名村民的签名,联名向地北头镇镇政府提出书面请愿,要求补选地北头村村委会主任。


一些村民并不放心这名候选人。一个村民表示,袁海东的妻子、两个女儿,甚至父母的户口都迁到了天津,“他当上了村主任,怎么会好好给我们办事儿呢?”


另一名候选人陈志东浮出水面。他和袁海东一样,以加工水果罐头发家、致富,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能干人”。


“金元+大棒”路线,是他们在村委会主任竞选中的惯常方式。据唐山市检察院起诉书称,2009年的竞选中,袁海东、陈志东都以拉拢、许诺、买票等方式为己方助选。“一张选票从100元,升到200元,最后甚至到了500元。”袁海东妻子马卫东在口供里说。


一位长期从事基层选举调研的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两个派系势均力敌,是村委会主任竞选中常见的情况。一旦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势力”,实力相当的两名候选人往往会出现恶性竞争,进而发展至贿选、上访、恶性斗殴等状况。


地北头镇镇政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对镇政府下派各村维持选举秩序的工作人员来说,最头痛的就是选举作弊行为。


按照惯例,村委会选举均会设立固定投票箱,箱旁用布帘或者竹席围成秘密投票点。村民可以在选票上圈上心仪的候选人之后,再将选票投入箱内。另一种方式是流动投票箱,由3位至4位村委会委员主持,前往行动不便的村民家中,方便其投票。


但是,秘密投票原则往往难以落实,那些贿选的候选人并非“冤大头”。唱票时,各大派系一般会派人站在监票人身边,盯住选票。按照约定,在贿选中收钱的村民需要在选票上做上相应的记号,有时在票角上涂抹一个小小的蓝墨水点,有时则画上蝌蚪大的阿拉伯数字。通过简单的算术和一些监控渠道,这些候选人往往可以掌握自己付出的金钱代价所收获的选票数量。


地北头村坊间传闻,在斗殴那天,袁海东在汽车后备箱里放了30万元人民币。


而村民们对“买票”的行为也习以为常。“给我钱,我干嘛不要!”一个村民笑笑说。一些村民为了不得罪人,甚至两边的钱都收,不过,投票时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填写选票,“等最后谁当上村长了,就把钱还给他!”


有村民这样解释给当选者退钱的原因:“人家当了‘官’,更不能得罪。”


金钱之外,“大棒政策”也常常被使用。闻名乡邻的地痞、小混混,常常在选举期间出面给候选人“站台助选”。在固定投票箱、流动投票箱旁,常出现这些人的身影。他们大声吆喝,甚至采取恐吓的方式:“赶紧投XX,不然有你好看的!”


难了之局


对苗家来说,喜事变成了丧事。


苗东立的婚事曾是当地人翘首的“大热闹”。苗永安曾对着乡亲宣布,苗东立的婚事要大办两场,一场在城里的酒店,一场在狼山关村的大院子里,每场都要摆上50桌。


在苗东立死后的第七天,他的未婚妻因悲伤过度,四个月的身孕流产。苗永安走上了“疯狂的复仇之路”。他跑到地北头镇派出所,提出质疑:“从派出所到现场,距离不足200米,可你们一个小时都不出警!”


一名当地的民警声称,每年村委会主任竞选期间,遵化市的乡村常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斗殴事件,一个派出所往往只有十来名民警,无法有效地控制形势。


一年多的时间里,苗永安自行印发了上万张“通缉令”,张贴在市政府、公安局、刑警大队等政府机关门口,或者高速公路入口、汽车站等交通要塞。被“通缉”的是几名逃亡在外的涉案人员。苗永安声称,他悬赏3万至4万元,征集有价值的线索。


在那场斗殴之后,除袁海东、马卫东、陈志东等主犯被警方迅速控制,不少涉案人员匆匆逃脱。2010年8月7日,苗永安得到线报。他和遵化市公安局六名警察,赶到涉案人员屈保华所在的村庄。在村南一间废弃的选铁厂里,苗永安打着手电筒,亲手擒住了屈保华。


12月6日早晨6时左右,苗永安带领随行30余人在遵化市法院门口张开布告,要求袁海东、马卫东等人“杀人偿命”。苗家作为受害人,还专门委托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赵荔参与诉讼。


庭审一直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法庭外,唐山市派出60名特警,协助遵化市法院30余名法警,维护秩序。


这场选举斗殴致死案在当地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但也不过只是掀开了当地乡村选举中矛盾重重的一角。


一位前来围观的村民表示,他对“买票”的行为早有耳闻。在遵化市一些盛产铁矿、金矿的乡村,一张选票甚至能卖上四位数的价格。当地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竞选者开着宝马X6,后备箱里是几麻袋钞票。他站在空场中央,村民则握着自己的选票,每当填完一张选票,竞选者便扔给村民几张“老人头”。更夸张的是,每年的选举季节,村委会附近的饭馆生意常常会变得特别好,一天能卖出几十箱啤酒,和几十条香烟。候选人往往会款待从十里八村过来“站台助选”的支持者。


一位长期从事基层选举调研的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在江苏、浙江一些曾经贿选泛滥的地区,“金钱+大棒”路线早已过气。候选人发明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比如向村民分发煤气票、香烟、食用油、汽油等物资,一不会让乡镇政府感觉“尴尬”,二则显示对村民的“公共关怀”。


地北头镇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表示,农村的贿选情况十分复杂,宗族势力、派系势力错综复杂。在一般情况下,镇政府难以将农村的贿选情况彻查到底。另外,贿选查证需要人证、物证,很难坐实。并且,如果贿选额度较小,一般只能批评、教育了事。


很多人将矛头指向政府的“不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对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由乡级或者县级政府负责调查处理。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很多地方对村民选举中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是出自“维稳”考虑,担心触碰矛盾引发上访。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相对于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更为重要的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缺乏竞争性,整个社会缺乏民主选举的历练和制度环境。


在地北头村选举血案发生当天,即2009年11月28日,地北头镇政府在一份名为《地北头镇关于补选地北头村委会主任工作的情况报告》中称,“鉴于事态严重,该村及时召开了党员、代表会宣布推迟选举。在镇村两级的稳控下,目前该村村民情绪稳定,生活秩序平稳。”


截至目前,在镇政府的安排下,地北头村一直由原来的村委会副主任代行村委会主任职权。有村民并不看好这种“缺乏效力”的临时代理人制度,称“只是传达指示的传声筒”。


在地北头村,下一场选举何时进行,如何进行,一切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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