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城市病大爆发之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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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带领的课题组在研究过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15座主要城市后发现,这些城市的居民平均单行上班时间需要39分钟,而欧洲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居民平均耗时仅27分钟。为此,这些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人多消耗288亿分钟、4.8亿小时。以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计算,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  另据统计,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天大概需要消耗食物6000吨、能源5万吨标准煤、水资源10万吨,同时排出大量的废气、废水和污染物。此外,中国城市化中的高能耗问题一直令中国政府备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带领的课题组在研究过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15座主要城市后发现,这些城市的居民平均单行上班时间需要39分钟,而欧洲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居民平均耗时仅27分钟。为此,这些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人多消耗288亿分钟、4.8亿小时。以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计算,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

另据统计,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天大概需要消耗食物6000吨、能源5万吨标准煤、水资源10万吨,同时排出大量的废气、废水和污染物。此外,中国城市化中的高能耗问题一直令中国政府备受外界压力。

城市问题研究者们认为,城市的好处毋庸置疑。一方面,集约使用可产生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另者,人口的聚集使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家庭活动社会化的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文教、休闲、娱乐等活动。但是,当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城市病”也随之而来,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制约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根本需求。

从其它国家城市化发展历史看,“城市病”或多或少都有存在。但中国的“城市病”除了通有病因外,还有自身管理理念和制度方面的问题。

一些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领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城市长远发展需要与“GDP政绩观”的冲突。

作为城市的规划,最少应以30年为计。但许多城市往往是一任领导一个规划,五年一变,缺乏严肃性和稳定性,这是导致城市管理混乱、“城市病”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规划理论,应是战略规划在先,再进行国土规划,最后进行城市规划,但中国许多城市却相反,既无战略规划,国土规划亦很不完整。虽然中国有明确的“城乡规划法”,但在现实运行中,“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的现象仍然存在。

今年10月媒体曝光的重庆市江津区区委书记因“挡风水”为由叫停耗资上亿元人民币的在建楼盘项目,说明行政的越权干预是城市实现科学规划的一大障碍。此外,区域资源配置不均,对“城市病”的形成也有一定作用。有媒体曾经核算,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户口价值高达100万元人民币,这是将学位费、福利、社保以及医疗等条件考虑在内。因此如不从国家层面解决区域均衡发展的问题,人口流动还将以“用脚投票”的方式继续,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难免恶性膨胀。

而在城市居民对宜居期望增高的目下,城市发展应当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已是许多城市管理者的共识。

从2010年11月下旬及12月各地陆续披露的地方“十二五”规划信息看,与城市宜居有关的“幸福指数”将被多个省份写入未来五年规划。在近日举行的福建省委八届十次全会上,“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成为该省“十二五”规划建议草案上出现的惹眼表述。此外,河北、重庆、江苏等地有关“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草稿中,也均有幸福指数的相关提法。

城市对“软性”指标的重视还体现在对以往忽略的一些细节的关注上。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晓苏曾提出了一个引起舆论不少反响的观点,他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因为,婴儿车能不能上街,其后边包括相关设施是否无障碍、道路是否畅通无阻、空气是否足够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闲的时间和空间等。

“婴儿车指数”作为新提出的概念,已被媒体列入年度新词当中。这反映出城市居民们的美好意愿:大城市应该让生活更美好,大城市应该使人们享受天伦之乐,大城市的“幸福指数”应该是最高的。但现在的状况,恐怕与大城市的市民的理想,还有一段难以估算的距离! (本文摘录自香港镜报2011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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