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出身特别共产党人:周佛海陈布雷子女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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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八位出身特别共产党人:周佛海陈布雷子女都是 张作霖之子张学思 张学思(1916~1970),辽宁海城人,生于奉天(今沈阳),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第四子。张作霖早年在辽西一带当土匪,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1924年打败直系军阀后,控制北京政府。1926年6月组织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退回东北,途经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 1928年,张学思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1931年初到北平读书

八位出身特别共产党人:周佛海陈布雷子女都是



张作霖之子张学思


张学思(1916~1970),辽宁海城人,生于奉天(今沈阳),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第四子。张作霖早年在辽西一带当土匪,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1924年打败直系军阀后,控制北京政府。1926年6月组织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退回东北,途经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


1928年,张学思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1931年初到北平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3月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1934年7月,经长兄张学良介绍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获释继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为争取释放张学良进行活动。


1938年2月,营救张学良的工作失败后,张学思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对张学思说: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武汉也保不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诱降,蒋介石已有所动,东北军中已有些爱国将领被捕失踪,你在这里有危险,党决定让你马上从西安赴延安。分手时,周恩来亲笔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绝对保证张学思的安全,派人派车将他护送到延安。


1938年10月,张学思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队长。1940年率队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1943年起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第一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1944年调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参谋长、第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49年4月受命创建海军学校,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3年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海军将领,张学思被拟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但苏联方面却提出异议,说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不同意接收他去留学。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向苏方提出:张学思在青年时代即背叛了家庭,追求进步,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共产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成长、经过考验的优秀军事干部,我们党一直很重视对他的培养。经过周恩来说明,苏联同意了中方的决定。1958年,张学思毕业回国后任海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


“文革”中,林彪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张学思逮捕关押。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当周恩来看到张学思的病情报告时,立刻批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他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周恩来的批示尽管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尽管医院领导和医生及时进行会诊并提出多种治疗意见,但由于张学思被李作鹏一伙折磨得病情太重,再加上他们的抵制阻挠,还是于1970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张学思被迫害致死后,毛泽东、叶剑英指示要认真查清,以便正确处理。周恩来几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和海军党委给张学思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杨虎城之子杨拯民


杨拯民(1922~1998),陕西蒲城人,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长子。杨虎城,曾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12月12日,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于贵州息烽、重庆等地。1949年9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杨拯民1922年出生时,其父杨虎城已经是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军司令了。“拯民”的名字是杨虎城起的,取自孙中山的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表达了对儿子的殷切希望。1937年,杨虎城被迫以国民政府军事考察员的身份出国。临行前,杨虎城在上海专门和前来送行的杨拯民进行了彻夜长谈,嘱其努力进取,将来为国家出力。这次见面,是他们父子的最后一次相聚。


1937年,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上学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十分关心杨拯民的学习生活情况,多次请他到家作客。后来,杨拯民曾任中共米脂县委统战部部长,关中军分区、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曾参加了智取华山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杨拯民立志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甘肃玉门油矿工作。1950年,原起义的杨虎城旧部集体转业,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之师,开赴玉门。组织上调杨拯民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玉门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杨拯民举家迁往西北高原。1957年底,杨拯民领导的玉门油矿由新中国成立初的年产量十几万吨,发展到年产100万吨,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向周恩来打报告要求调杨拯民任副省长。从此,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不久,杨拯民被关进“牛棚”。1967年,杨拯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周恩来写信。没过一星期,杨拯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到家中。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逝世后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杨虎城烈士陵园。


傅作义之女傅冬


傅冬(1924~2007),又名傅冬菊,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长女。傅作义,山西荣河安昌村(今属临猗)人,1931年起任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后,任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1月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条件,率部起义。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1974年病逝于北京。


傅冬,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重要文件,及时提供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交到周恩来手中,对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傅冬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专业。其间,傅冬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党的地下组织吸收为“据点”成员。1945年12月,傅冬在昆明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6年夏天,傅冬从西南联大毕业,来到天津大公报社担任副刊编辑。1947年11月15日,傅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辽沈战役紧张进行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人秘密进入天津会见傅冬,传达党的指示,要求她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立即来到北平,和傅作义谈话,明确告诉父亲,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平津战役期间,傅冬和父亲谈过多次,不时把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同时,傅冬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军统帅部作出正确判断、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冬始终工作在傅作义身边,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过傅冬的作用。


北平解放以后,傅冬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8月,傅冬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在人民日报社岗位上离休。2007年7月2日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周佛海之子周之友


周之友(1922~1985),原名周幼海。祖籍湖南沅陵。他的父亲周佛海,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脱离共产党。1938年底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起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国民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


1928年,周幼海在上海比德小学读书。1938年随母迁往香港,就读于岭南中学。同年12月,其父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周幼海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并且有同学将这三个字用刀刻在他的书桌上,使他深感耻辱。周幼海曾在校刊上著文表明自己的爱国之心。1939年被日本方面安排到日本读书,仍为同学所不齿。在心灵深受煎熬之际,一位名叫陈国祯的中国同学给他指点迷津,秘密将《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借给他阅读,使他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其父原来也曾是共产党员,认识到走什么道路取决于自己。


1943年初,周幼海被送到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系读书,日军大本营报道部长谷那华雄在报刊上进行宣传,说周幼海再度赴日是“响应日本对华新政策”。周幼海在上海《平报》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在此期间,周幼海有机会阅读了日文版《资本论》、《大众哲学》等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之后,周幼海随同其父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才被释放。


1946年7月,周幼海到上海,由田云樵介绍到淮阴中共华东分局联络部。8月2日,经扬帆、何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特别党员”,改名周之友。随后,被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肃反工作委员会从事策反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干将。他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由于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周之友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策反工作,不时把重要情报报告给田云樵,并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


新中国成立后,周之友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二科副科长(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又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在此期间,他还将分家所得1万美元全部上交组织。


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捕,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10年。出狱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3年,在上海徐汇区京华化工厂“监督劳动”,住集体宿舍。1967年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再度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1975年出狱后,再度到京华化工厂“管制劳动”。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下达了《对周之友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明确指出:“周之友同志在1955年、1967年先后两次被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1985年7月24日,周之友因病逝世。遗有由其口述、经人记录整理的《周佛海末日记》。


陈布雷之女陈琏


陈琏(1919~1967),原名怜儿,浙江慈溪人。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毕业。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代理秘书长等职。是为蒋介石代撰各种文件、文告、指令、文稿的“御用文人”,被人称为是蒋介石的“幕僚长”。1948年11月13日晨,陈布雷在极度失望中服药自尽。


陈琏1919年出生,其母杨氏在她出生时得产褥热去世。后来,外婆把她带回慈溪县城的家中抚养,并为其取名“怜儿”。陈怜儿6岁时跟着姑姑来到上海,始见到父亲陈布雷。1937年南京失守后,陈布雷一家迁到重庆。1938年,陈怜儿考入校址在重庆的四川二中女子高中部。1939年7月,早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陈怜儿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夏天,陈怜儿接到了西南联大的录取通知书。临行前,陈怜儿到父亲办公的侍从室辞行时,陈布雷充满感情地对女儿说:“阿爸给你起了一个名字:‘琏’字,怎么样?古之祭器。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为你死去的生身母亲。”从那以后,陈怜儿就改名叫陈琏了。在西南联大,陈琏曾任中共校总支宣传委员,并结识了已是中共党员的袁永熙。1946年秋天,党组织批准陈琏和袁永熙一起前往北平。陈琏以北平贝满中学历史教师的身份任中共北平南系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委员。袁永熙任中共北平南系地下党负责人。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举行了婚礼。


1947年9月6日,陈琏和袁永熙被国民党保密局北方区逮捕,后被押送南京。1948年1月底,经陈布雷周旋,陈琏被保释出狱。随后,被陈布雷派人送回慈溪老家。同年5月28日,袁永熙也被保释出狱,并去慈溪同陈琏汇合。1948年11月14日陈布雷大殓的那天,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人专程赶来与陈琏夫妇见面,悄悄告诉陈琏“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到‘山那边’去”。“山那边”即解放区。陈布雷大殓后,陈琏和袁永熙悄悄地乘火车来到上海,由翁郁文护送,几经险境,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已获得解放的石家庄。1949年2月3日,陈琏和袁永熙随着全国青委进入北平,被分配在团中央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曾任团中央少年部部长等职。1956年,陈琏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7年,曾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的袁永熙被定为“右派分子”,迫于压力,陈琏与袁永熙离婚。离婚后,她没有再婚。1962年8月,陈琏由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调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文革”开始后,陈琏被诬蔑为“叛徒”,1967年11月19日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xxx称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杨懋修之女吴铭


吴铭(1913~1949),原名杨汉秀,生于四川广安。吴铭的父亲杨懋修是四川军阀杨森的胞弟。杨森曾任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政府主席、重庆市市长、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职。1949年,杨森随败退的蒋介石到台湾,任台湾“总统府”顾问、台湾省“奥林匹克委员会”理事长等职。1977年5月17日,杨森病逝于台北。


杨懋修曾任川军师长。1924年,杨懋修在争夺宜昌的战斗中身中数弹,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哥哥杨森。从此,杨汉秀便生活在杨森身边。


1926年9月,四川万县爆发了反帝运动。杨汉秀当时正在万县上学。她目睹了英军的暴行,开始投身反帝运动,参加了民众集会和抗英游行。其间,她还认识了朱德。万县反帝运动后,杨汉秀不顾家庭的反对,与教员赵政和结婚,后到上海求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汉秀的丈夫不幸去世,丢下一儿一女。


杨汉秀来到重庆后,在一次回娘家时结识了在杨森府里当家庭教师的女地下党员朱贻清。1940年初夏,杨汉秀安顿好孩子后,改名杨稚华来到成都找到朱贻清。后在朱贻清的帮助下,杨汉秀绕道山西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当年在万县女中就读时通过杨森认识的已是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朱德一见面就认出了杨汉秀。应杨汉秀提出“彻底改,连名带姓都改,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决不姓杨”的要求,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吴,金字旁的铭。”从此,杨汉秀正式改名吴铭。


不久,吴铭来到延安女大学习,后又转入“鲁艺”,成为美术系第五期学员。1942年3月,吴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3月25日,吴铭受党的派遣,与周恩来一同坐军调处的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以大小姐的身份住在杨森的渝舍。之后,她以清理财产为名,到渠县开展工作。后曾两次被捕入狱,均被杨森保释出来。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二”大火。目睹这一场景的吴铭,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火灾制造者。恼羞成怒的杨森一方面为了推卸罪责,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忠于蒋介石,肯于“大义灭亲”,于9月17日命令刑侦处长张明远等人直接到渝舍,将吴铭逮捕,并在溃逃前夕的11月23日下令将吴铭拖进一辆小轿车内勒死,将其遗体抛到歌乐山麓金刚坡的一个废弃碉堡中。


吴铭牺牲后,因为出身问题而长期得不到烈士称号。粉碎“四人帮”后,才正式被承认为烈士。1977年,吴铭的准确牺牲地点被找到。她的遗骨后被安葬在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并在故乡广安县修建了纪念馆。


俞大纯之子黄敬


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的祖父俞明震,曾任清朝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南京水师学堂督办。俞明震之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的父亲,曾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工艺局局长、铁道部技正、陇海铁路局局长。俞启威的堂叔俞大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留学美国、德国。俞大维回国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工署署长、政治部常务次长,交通部部长。1951年到台湾后,历任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防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


俞启威,出生于北京,幼年在南京祖父处读私塾,稍后入金陵大学附小及东南大学附小读书。1924年,俞启威随母至天津,在南开中学、汇文中学求学。1930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加入南国社。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后改称山东大学)物理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山东大学党支部委员、书记,组建海鸥剧社,演出进步话剧。193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捕,同年秋被营救出狱后到上海治病。


1935年,俞启威来到北平,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并改名黄敬。在北平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1月间,与林枫、姚依林等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4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学委书记。5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到上海参与筹建全国学联和全国各届救国联合会的工作。1937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曾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


抗日战争开始后,黄敬离开北平,辗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后任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1938年春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39年,同范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等职)在冀中河间根据地结婚。1942年秋,黄敬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分局书记。1944年冬,赴延安治疗休养。1946年冬康复后到阜平。先后任晋察冀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常委、第三副书记,晋察冀军区第四副政委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部长。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克天津。当天,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黄敬成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副书记、天津市市长。


1952年8月,黄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6年9月,黄敬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6年5月,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1957年起,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黄敬参加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飞机抵达广州后,陶铸派人急送黄敬治疗。1958年2月10日,黄敬病逝于广州。1958年2月13日,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中山堂隆重举行公祭,追悼黄敬。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称其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


王治昌之子王士光


王士光(1915~2003),原名王光杰,直隶天津县人。其父王治昌,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王治昌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农商部。在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王治昌在农商部从参事直至代理农商总长。王治昌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1925年8月20日,昔日留日同学、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王治昌决心退出政治舞台,从此便闲居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王治昌由周恩来任命,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直至1956年病逝。


王士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四哥,1915年生于天津。20世纪30年代,王士光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1936年,王士光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1938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知道王光杰精通无线电技术,是筹建天津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于是,在1938年8月20日,王光杰被姚依林从北平招到了天津。同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


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名叫王新的女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两人于1938年12月26日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光杰和王新一同离开天津,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从此改名王士光,先后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1947年,王士光奉命组建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二、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电子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


“文革”中,身为王光美胞兄的王士光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进监狱长达7年之久。1974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王士光恢复了自由。1974年国庆节,王士光和妻子一起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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