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人还是挺不错的嘛

生长在红旗下 收藏 6 2225
导读:1954年初,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加速大规模援建重工业的请求,引起苏联新领导人的重视。1954年8月,苏联政府在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表示,为中方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在另外14个援建工业企业中也安排国防内容。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分别率领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一系列会谈。10月11日晚,双方签订了《中苏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和《中苏关于苏维埃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文件

1954年初,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加速大规模援建重工业的请求,引起苏联新领导人的重视。1954年8月,苏联政府在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表示,为中方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在另外14个援建工业企业中也安排国防内容。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分别率领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一系列会谈。10月11日晚,双方签订了《中苏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和《中苏关于苏维埃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文件。新增项目大多属于能源、原材料和制造业,得到了苏联自己的多数工厂都没有配备的先进设备。苏联代表团还决定送给中方两项礼物: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83台机床和农业机械无偿赠送给中方;二是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播种面积为2万公顷的国营农场,并提供相应的机器设备。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北京后,去东北参观了实施中的苏联援建项目。


1955年3月28日,中苏又签订了苏联援建16个工业项目的协议,它们分别属于国防、造船、原材料和制造业等领域。薄一波在谈到苏联援建项目时说 :


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么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因此,苏联援建的项目,有的是我方提出的,有的是苏方提出的,经过多次商谈才确定下来。大致是分五次商定的:第一次,1950年商定50项;第二次,1953年商定增加91项;第三次,1954年商定再增加15项,达到156项;第四次,1955年商定再增加16项;第五次,口头商定再增加两项。五次商谈共商定项目174项。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推迟建设,有的项目合并,有的项目一分为几,有的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156项工程”。这“156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期间施工的有146项。


“一五”时期苏联援华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可分为能源、冶金、化工、机械、军工、轻工业和制药工业等五类(见表1),引进方式都是成套设备。在 150项工程之外,1955年以前列入两国协定的苏联援建项目至少还有哈尔滨亚麻厂、新疆乌鲁木齐汽车修理厂、辽宁本溪火电站、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北京自动电话交换机厂、北京广播大楼(主要通讯设备) 。


1953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专家对“一五”时期建设哪些工业项目,注意哪些问题都提出了意见。比如,在机械工业方面,必须发展大型锻压设备、大型钢铁翻砂设备、冶金设备、发电设备、电缆制品、电动机、金属切削机床、矿山设备、化工设备、汽车、电机用钢、绝缘材料、汽车发火装置和化油器、橡胶制品、照明装置、量具和矿井支架等的生产,建设哈尔滨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制造厂、西安电气器材和水银整流器制造厂、西安静电电容器制造厂、西安滚珠轴承制造厂、汽车制造厂(第一期)和年产15000台的拖拉机制造厂等新的机器制造厂。


表1 苏联援华150项施工项目的企业构成


种 类 数 量 种 类 数 量

能源工业 52 机械工业 24

煤炭工业 25 军事工业 44

电力工业 25 兵器工业 16

石油工业 2 航空工业 12

冶金工业 20 电子工业 10

有色金属工业 13 船舶工业 4

钢铁工业 7 航天工业 2

化学工业 7 轻工业和医药工业 3


1956年中苏又签订了若干援助或合作协定。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保存着1956年4月5日尤金大使写给苏联政府的报告,其中讲道:“我拜访了毛并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告之苏联在以下方面的援助:(1)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2)建设一条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站的铁路,毛要我转达他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深深的谢意。” 4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受赫鲁晓夫派遣,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向中国领导人解释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并商谈两国间经济合作。4月7日,两国政府代表团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某些工业部门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补充建设55个新的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冶金工厂(如太原钢铁公司轧钢项目)、机器制造厂、化工厂、人造纤维和塑料厂、电气和无线电工业企业、人造液体燃料厂、发电站和航空工业科学研究所。为建设上述企业,苏联提供的设备、工程设计和其他技术援助的总值应为25亿卢布(约合6.36亿美元),中方将以各种物品来偿还这笔费用 。


建设新企业和发展经济都需要大批机器设备和其他工业品。中国每年都从苏联和东欧进口工业品。比如,1956年7月25日,中苏在北京签订了关于 1956年补充提供货物的议定书,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床、起重机、空气压缩机、水泵、柴油机、发电机、汽车、农业机械、工具和其他货物,中国则以硫磺、水银、烧碱、焙烧苏打、大米、茶叶、毛制品等偿还。 1956年9月7日,中苏签订了12项苏联援华工业项目。


“一五”期间,中苏双方共签订了244个工业援助项目协定和11个非工业项目协定。在这255个项目中,13个属重复计算,10个经双方同意撤消,63个在1957年底建成,其余169个留待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继续建设或对原协议做出修改。经与苏方协商,中方对这169个项目在“二五”时期的执行方案做出了处理:维持原来协定的规模和进度的28项,缩小规模和推迟建设进度的90项,解除苏方承担的设计和设备供应义务的51项 。


苏联和东欧援建项目改变了过去70%左右工业集中在沿海的布局。“156项工程”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抚顺、包头、西安、洛阳、太原、兰州、成都、武汉、株州等城市。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有50个设在东北,32个设在中部;44个国防企业有35个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其中21个安排在川陕两省。之所以这样安排布局,主要是考虑到了以下因素:(1)就资源。冶金化工企业安排在矿产资源和能源充足的地区;机械工业安排在原材料产地附近。(2)有利于改变经济落后地区面貌。(3)军事上的需要。把新企业布置在后方。“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地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可见,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二五”时期的援建工业项目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的技术能力比以前乐观了许多。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去因为不懂而“只好盲目服从”苏联的经验,产生了教条主义:


一、重工业和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来说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了了解。


6月28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又说:“‘八大’决议中有一节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的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争取苏联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如果过分强调苏联的帮助,请问,苏联在当时又依靠谁来帮助呢?……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在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告诫:“没有苏联就不能活(工业、军事),此论不通。”


然而,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人则比较务实,基本上没有淡化苏联技术援助的作用。尽管中苏分歧变得明显,他们仍然在争取苏联增加工业和科学技术援助项目,加紧从苏联引进与国防有关的技术和其他基础制造技术。周恩来支持在“二五”期间继续争取苏联和东欧的技术援助,于1957年8月6日致函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说: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请苏方给予大力援助,并建议由中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协商。1958年5月,周恩来又致函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帮助设计“二五”计划中的48个工业项目,并提供机器设备。同年7月,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援建几个导弹生产厂,希望这几个厂和导弹附属设备制造厂能在1960—1963年投产。“大跃进”期间,苏联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和提供技术资料的项目还是很可观的。


1958年5月,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率团前往莫斯科,商谈苏联援助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项目。8月8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定》。协议规定,苏方无偿向中方转让47个企业制造产品的生产特许权。中国政府将按当时执行的中苏贸易协定以货物偿付苏联技术援助、供应设备和材料的费用。协议规定了3种援助形式和内容,并在3个附件中列出了具体的项目清单。协议还规定,苏方将根据1957年12月28日关于中苏互派专家进行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条件的协定,按照双方商定的人数和期限,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他们将在厂址选择方面提供建议,在编制设计任务书和搜集设计原始资料、企业施工、设计、设备安装调试、企业开工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同时,苏方将根据 1957年12月28日关于中苏专家和工人的生产技术实习条件的协定,接受中国专家和工人到苏联有关企业研究个别的工艺过程和进行生产技术实习。


从1958年11月10日开始,以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方就苏联供应成套设备项目进行谈判。1959年2月7 日,周恩来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78个工业企业的协定》。该《协定》在援助的原则、条件和方式等方面与1958年8月8日签订的47项协定相似。这些项目的总规模同“一五”时期各次协定的同类项目相比,一般都增加了2倍以上。苏方尽可能保证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火力和水力电站、机械制造这3个关键性重工业部门的需要。最后,苏联承诺援助78个大型项目,其行业构成是:9个钢铁企业, 11个有色金属企业,14个火力和水力发电站,31个机械制造、无线电技术、电机制造和仪表制造等工业企业,2个煤炭企业,5个石油企业,4个化工企业, 2个水泥厂。这些项目规模巨大,大部分企业的建设规模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燃气轮机制造厂和银锌蓄电池制造厂的建设、31套轧钢机等设备的制造都将采用当时世界上的新技术。它们对于增强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力量,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苏联援华项目(或企业)的数量,统计范围不同,得到的数据也不相同。按照中国论著,在整个50年代,苏联援建和提供成套设备的项目共计304 项,包括1958年和1959年商定的项目。而苏联论著做了更宽的统计,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数字:1950—1959年苏联帮助中国新建、改建和扩建了 400多个工业企业、车间和其他项目,其中有 100个国防项目。海茵茨希的说法是,1950—1959年苏联援建近300个工业企业和其他设施,其中1/3属于军事部门。根据冈察连柯引用苏联的统计数据,战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265个企业,建成投产的有256个,其中243个是工业企业;苏联提供的全部设备的约50%用于建造军工项目 。


(三) 苏联的设备供应问题


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苏联的企业得到了大量的定单。50年代前期,苏联方面成功地组织了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向中国供货。在“大跃进”初期,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接受了生产中国订货的任务。有上百个设计机构承担了中国的设计工作,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为中国制造订货。


1958年5月至8月初,中苏两国代表团商谈47个援华项目时,设备交付进度成为谈判中的最大问题。中方起初要求全部项目于1959年开始交付设备,而且多数在当年交完。但由于“苏方也在跃进,重大设备的生产供应也十分紧张” 。苏方的意见是:从1959年开始交付设备的有26项,1960年开始交付设备的有10项,1961年开始交付设备的有8项,设备交付未定的有3项。汪道涵建议,采取双保险的办法,一方面国外设备照协定订购,同时组织力量在国内制造急需的设备,以保证“跃进计划”。


1959年2月7日签订的78个援助项目需要大量技术复杂的机器设备,向苏联订购的设备多是中国当时不能制造或能制造而数量远为不足的,比如12 个大型民用机械设备制造厂所需的大型、重型或超重型设备。苏联每年可能供应中国的设备数量,同中方起初的要求有很大距离。经过谈判,多数设备的交付时间还是推迟了一些,比如有9个项目是 1963年才开始交付设备。只有少数项目的设计、建设规模和设备交付时间按照中方的要求,因为苏联的设备制造能力有限,如期供货确有困难,中方原来的有些要求在数量上过大或时间上过急。


实际上,78个援助项目所需设备占用了苏联设备制造能力相当大的比重。按照《协定》,3年内苏联每年供应中国的发电设备将占其当年产量的1/6;从1960年到1966年苏联每年供应中国的轧钢设备约占其当年产量的1/3。为了保证向中国供货,苏方拟指定专厂生产,不足时专门建厂。苏联还代中国向捷克订购了1.2万吨水压机。但是,中方须提前几个月或一年甚至2年向苏方提交订货清单。


针对专门项目的机器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的供货,是需要一个准备和生产过程的。通常,中方须提前一段时间提交设备订单,苏方设计机构要针对用户需求作出设计和组织配套,然后要按照设计图纸制造产品。苏方有时不愿意在协定或合同之外随时增加订货,不易提前或推迟交货,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要为难中方,而是在技术和生产组织上有困难。比如,1955年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到了中方随意更改议定书的事:“由于我方计划变更或原提项目不慎重、在讨论中对苏方答复我方之清单又提出撤消项目总数的4.5%,甚至议定书刚签字,有的部就提出撤消项目。”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题为《建设大跃进和兄弟国家对我的技术援助问题》的书面发言,讲述了中方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困难的情况:


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 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 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消、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 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帮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 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候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 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消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消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


苏联的企业要承担事先安排生产任务,设计单位也有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可能为中国的随时需要而预留生产能力,不易随时变更工作计划。他们和上级主管部门(包括外贸机构)当然有理由拒绝或推迟考虑中方随意提出的要求。即使苏方提供了机器设备,中方也未必能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斯卡奇科夫1959年7月 2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记录了周恩来的一段话 :


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混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应当为此而道歉。


实际上,苏方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想努力满足中方的订货愿望。50年代末,苏联向中国出口的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大量增加。1958年两国换货总额超过了预订的年度计划,苏联超额提供了汽车、农业机械、石油、石油产品、动力设备和其他产品。同年底,中苏政府代表团就两国互换货物计划和进一步发展贸易问题在莫斯科进行了贸易谈判,谈判结束后准备起草长期贸易协定。1959年,苏联大量增加了根据原有协定规定的成套设备的供货,同时还向中国大量增加了涡轮发电机、柴油发电机、电源变压器和农用小型水电站装备等电力设备的供货。苏联出售给中国的大型钻探设备、运输工具、轴承和其他国民经济所需货物也较 1958年有所增加。


195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1959—1965年苏联向援建和计划援建的海外企业提供设备及材料的输出量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苏联将为在华援建企业提供机器设备和材料,其输出量分别是:1958年6.5亿卢布,1959年 11.6亿卢布,1960年10.82亿卢布,1961年6.72亿卢布,1962年3.42亿卢布,1963年1.57亿卢布,1964年0.19亿卢布。虽然按此计划作了预期准备,但“该计划未能幸存下来” 。


(四) 苏联技术与新增生产能力


按照计划,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工程”在“一五”时期投产的并不多,大多数要在“二五”时期建成投产,有的预计要到“三五”时期才能完全发挥作用。中国技术基础薄弱,建厂所需的基础资料积累不足且常有变化,翻译和消化苏联的技术资料需要时间,苏联制造的机器设备可能不及时,缺少组织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经验,这些都可能造成工程建设的延迟。为了保进度,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为建设苏联设计的项目创造条件。到1957年底,苏联援建的146个施工项目中有68个全部或部分投产,东欧援建的64个项目中有27个全部或部分投产。投产项目中有飞机、汽车、新式机床、发电设备、矿冶设备等制造企业,也有合金钢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苏联文献记载了其援华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对中国新增生产能力的贡献:


苏联帮助并建成投产的企业的生产能力为:生铁八百七十万吨,钢八百四十万吨,钢材六百五十万吨,煤一千七百二十万吨,洗煤七百五十万吨,铝三万八千吨,氨十五万吨,硫酸二十五万吨,重型机器制造产品六万吨,矿山设备二万吨,石油加工和化学工业设备四万吨,汽轮机和水轮机一百七十万千瓦,发电机六十万千瓦,拖拉机(标准单位)四万二千台,载重汽车三万辆,金属切削机床三千七百台,电站用锅炉七千吨蒸气/小时。在发电站中总发电能力为三百九十万千瓦的涡轮机组投入了生产。


在苏联技术协助下建成的企业的产量1960年在中国的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为:生铁百分之三十,钢约百分之四十,钢材百分之五十以上,载重汽车百分之八十,拖拉机百分之九十以上,合成氨百分之三十,发电量百分之二十五,汽轮机和水轮机百分之五十五,发电机约百分之二十,铝百分之二十五,重型机床百分之十以上,等等。


以上引文中的数字与中国方面的记述(表2)基本一致。


表2 引进技术对新增生产能力的贡献


产品名称 单位 50年代引进装置投产的生产能力 占1960年底累计全国基建新增能力的比重(%)

生铁 万吨 500 35

钢 万吨 650 42

钢材 万吨 489 58

铜 万吨 2.5 21

钨 万吨 4.1 34

原煤 万吨 2570 13

发电机组容量 万千瓦 450 45

合成氨 万吨 22.5 45


二、援建项目中的技术转移


工业是技术的主要载体。为了建设苏联援华的工业项目,苏方机构和人员参加了地质勘测、厂址选择,搜集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各个阶段的设计,提供机器设备,指导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和调试,提供产品设计和技术资料,培养技术管理骨干,直到中方人员掌握生产技术等。中方重视在各个环节向苏联学习,使得科研、设计、生产工艺和设备制造等方面的能力随着设备和技术的引进、消化而逐步提高。这样,苏联工业技术就大规模地转移到了中国。


(一) 生产工艺和成套设备


苏联和东欧国家首先是提供了厂矿的设计,特别是工艺设计和相关机器设备设计、建筑设计等。他们的工程设计院和对口企业承担了援华项目的方案拟订和论证、工程设计、图纸和资料准备等。


苏联和东欧提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煤矿、电站、钢铁冶炼和加工厂、有色金属厂矿、稀有金属厂矿、化工厂、机床工具制造厂、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铁路车辆厂、飞机制造厂、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动力和发电设备制造厂、矿山机械厂、石油机械厂、电工器材厂、仪表厂、无线电厂、特种纸厂、糖厂、制药厂等企业(表3),提升了中国采煤、采矿、冶金、金属加工、炼油、氮肥厂、塑料厂成型车间、合成纤维厂、丙纶抽丝厂、玻璃生产、水泥厂、制药等方面的工艺水平,填补了很多技术空白,使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表3 50年代从苏联东欧引进设备概况表


设备来源 设备类型 数量(项) 建成或基本建成(项) 废止合同(项) 继续建设(项)

苏 联 成套设备 304 149 89 66

苏 联 单独车间或装置 64 29 35 ——

东 欧 成套设备 116 108 8 ——

东 欧 单 机 88 81 7 ——


中苏签订援建协定后,苏联向中国供应机器设备和技术援助的数量逐年上升:1951年提供了3090万卢布成套设备,1952年提供了3660万卢布成套设备,1953年提供的技术援助数量比1952年几乎增长一倍,1954年技术援助总额又比1953年几乎增长了一倍。按照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保存的资料统计,苏联援华企事业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09亿卢布,其中设备的出口总计达8394亿卢布,技术援助的出口值为1015亿卢布,这大约占苏联年国民收入的7.7% 。《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提供的统计数字是:1950—1959年引进苏联技术设备投资76.9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73亿元),引进东欧技术设备投资 30.8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29.3亿元) 。


如果将所有进出口货物加起来算的话,50年代苏联对华出口总量的95%是设备、黑色金属、交通工具和石油产品,其中包括各种精密仪器、钢材、稀有金属、铁合金、电讯电工器材、医疗器材、石油、化工原料、棉花、糖等物资,并以成套设备为主。由于制造业落后,中国每年必须从苏联和东欧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工业产品。


(二) 技术资料


在帮助中方建设各个项目时,苏联也提供了各种工厂设计图纸、产品设计图纸、工艺设计和其他技术资料,这些是建厂和生产所必需的。除了“156项工程”之外,至少还有几百个大企业也需要苏联提供设计和工艺资料。有些不在合同中的技术资料,如果中方提出来,苏方也可以提供。比如,按照合同规定,苏方只须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吉斯150型载货汽车的设计资料。当中方想要仿造吉斯157型越野车时,苏方提供了这种车的产品设计图纸。


苏联的很多设计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是通过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协商和转交的。到1966年,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开了15次会,苏方向中方提供的资料达6536种。据1957年的中方统计,当时中方已经得到了3646种资料(表4)。


表4 1949—1957年中苏两国交换技术资料统计表


交换的技术资料 苏联给中国的(套) 中国给苏联的(套)

基本建设设计 751 1

机器设备制造图纸 2207 28

工艺过程说明 688 55

总 计 3646 84


中国方面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到一九五九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苏联提供的主要是冶炼、选矿、石油、机车制造和发电等建设工程的设计资料;制造水轮机、金属切削机床等的工艺图纸;生产优质钢材、真空仪器等工业产品的工艺资料。东欧各国提供的主要是工业、卫生、林业、农业等方面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对提高中国工农业的技术水平和新产品的生产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在相互提供技术资料时,采取的是互相支援的优惠办法,不按专利对待,仅仅收取复制资料的成本费用。”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论战复信中说,苏方帮助中国建设了198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向中国提供了1400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该信强调,当时还在对中国的88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苏中关系》一书指出,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联实际上无偿送给中国24000套科技资料,其中有1400个大型企业的设计图 。


中苏合作所交换的技术资料有大项和小项之别,大项由小项构成。这有可能是造成统计数字差别很大的一个原因。统计范围的不同也许是出现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包括军事技术资料的。


技术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文件。接受了苏联的产品设计、工艺和其他技术资料,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苏联的技术标准和工业标准。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技术资料中就包括各种标准。比如,机械工业的技术标准多数是参考五六十年代苏联标准制订的 。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中国还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和期刊。仅在1951年中国就得到了苏联科学院、各共和国科学院和苏联其他各科学机构出版的32000册书刊。 1952年,苏联免费提供了近5000种书籍,其中许多列入了中国出版社的翻译和出版计划。同年,中国出版了756种、860万册苏联书籍的中文译本。在以后的几年里,苏联书籍以更大规模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


(三) 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


通过援建项目的成套设备、工艺资料和其他技术资料,苏联直接向中国提供了重型机器设备、机床、量具刃具、动力设备、发电设备、矿山机械、采油设备、炼油设备、汽车、履带式拖拉机、仪表、轴承、开关、整流器、胶片、重型火炮、坦克、坦克发动机、米格喷气式战斗机、飞机发动机、火箭等产品的设计及其制造技术,以及合金钢、石油产品等加工技术。东欧国家仪表、无线电零件等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另外,还通过科学技术合作和其他渠道向中国提供了机床、汽车、拖拉机、动力机械、铁路机车、电工器材、兵器等产品的设计或制造工艺资料。其中,大多数产品是中国过去没有的类型与规格,或者即使有,也很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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