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朱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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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朱之瑜(1600-1682),字鲁玙,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浙江余姚人。长兄朱启明,天启五年(1625年)中武进士,后升任至南京神武营总兵,总督漕运军门。朱之瑜就随任长兄寄籍于松江府,为松江府儒学生,拜松江府学者朱永佑、张肯堂和武进学者吴钟峦等为师。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而朱之瑜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就放弃仕途,专注于学问。他曾对妻子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

朱之瑜(1600-1682),字鲁玙,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浙江余姚人。长兄朱启明,天启五年(1625年)中武进士,后升任至南京神武营总兵,总督漕运军门。朱之瑜就随任长兄寄籍于松江府,为松江府儒学生,拜松江府学者朱永佑、张肯堂和武进学者吴钟峦等为师。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而朱之瑜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就放弃仕途,专注于学问。他曾对妻子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




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入侵,五月,福王建号南京,马士英欲笼络名士,为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特征朱之瑜。朱之瑜鄙其为人,不就,故人称徵君;一年内三次拒绝征召,遂遭奸臣嫉恨,次年以“不受朝命,无人臣礼”罪追缉。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以行商为掩护。后清兵南侵,烧杀掳掠,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屠城血案,江南百姓奋起抵抗,朱之瑜遂投身抗清大业。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首次赴日本筹饷,由于日本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




鲁王监国四年(1649年)十月,四明山结寨抗清的兵部左侍郎王翊到舟山朝见鲁王,与朱之瑜相遇,王翊知朱之瑜的义节烈行,与他结成知交。鲁王监国五年(1650年),朱之瑜再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寇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毫不惧怕,誓死不降,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后又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鲁王走避厦门,之瑜的最好师友王栩、朱永佑、吴钟峦等人,先后为国殉节,尤以王栩死事最惨。王翊(1616-1651),字完勋,号笃庵,浙江慈溪人,徙居余姚。鲁监国二年,他聚兵结寨以屯,蔓延四明八百里,气势颇大。朱之瑜和王翊深相缔结,两人经常密商恢复方策。鲁王监国六年(1651年)秋,王翊在清军围寨数月后,顽强抵抗,最终兵败被俘。被俘后,他在狱中每日从容束帻,掠鬓修容。临死前写绝命诗云:“平生忠愤血,飞溅于群卤”,书毕,引笔掷向清帅面孔,仰天大笑:“使汝曹见此汉官威仪也。”清总督陈锦审讯他,王翊坐在地上,从容说道:“成败利钝,天也!毋多言。汝又何知?”至八月十四日行刑,众清狗愤其积年顽强,一齐射杀王翊,射中肩膀、脸颊、脅,胸部也中三箭,王翊依然屹立不倒;清狗又剥耳朵割额头,他始终没有倒下;最后清狗极其残忍地用斧头劈脑袋,王翊遂就义。王翊随从两人,开始不肯下跪,后鞭倒在地,则跪向王翊,并死于王翊旁。见者无不落泪:“非独王公忠,其从者亦义士也!”朱之瑜在海外闻知噩耗,痛言“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




舟山既陷,又无船只,朱之瑜只得暂居安南、筹资觅饷。急于回国报效的朱之瑜,终于在永历十一年(1657年)正月,等来了船只,准备渡海归国。岂料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馀日,与死为邻。原来朱之瑜滞留安南时,恰逢安南国王需要书记员,有人推荐朱之瑜,府吏便把他捉到官府,面试作诗写字。朱之瑜不肯作诗,只写道:“朱之瑜,浙江余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获发从虏,逃避贵邦,至今一十二年。弃捐坟墓妻子,虏氛未灭,国族难归。溃耄尤焚,作诗无取。所供是实。”数日后,安南国王在外营砂召见,朱之瑜长揖不拜。次日又召见,满朝文武大臣尽集,另有数千人持刀环立,朱之瑜认为自己是明朝“徵士”,行跪拜礼有辱国体,仍只作长揖,拱手不拜。差官命他拜,之瑜不拜;又用刀在地上画一“拜”字命他拜,之瑜借其刀在“拜”字上添一“不”字,仍不肯拜;最后差官牵袖按令他拜,他挥而脱之还是不肯下拜。国王大怒,一定要杀他。同行的人也都劝他拜。朱之瑜却说,前天从会安来的时候,已经同亲友作过死别了;今日我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毫无遗憾;我死后,如可收尸,乞题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安南国王天天派人在之瑜寓所附近杀人,先枭其首,再将骨肉剁碎,抛散满地,招致鸟鸢犬豕竞来就食,以此恐吓,但朱之瑜绝不被威逼所屈,始终不拜。威逼不成,又施利诱。安南王请朱之瑜作官,并以“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而汉兴”相诱。他坚辞不就,致书言:“瑜徒以天祸明室,遁逃贵邦,苟全性命,别无他图。如曰中华丧乱,遂欲委质於贵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大王不以无礼诛之,而复以此伤义士之志,是犹与於杀之矣。”忠心赤胆,跃然纸上。安南王赞曰:“好汉子!”仍不甘心,又派人劝说,要为他接取家眷,营造府第。朱之瑜答复说:“去家十三年,绝无婢妾,何有家眷?瑜役毕告归,必不留此,甲第何为?”安南王赞叹:“大人!高人!不独我交趾所无,如此人者,恐中国亦少!”最后,安南王又派人写一“确”字,探问意思。朱之瑜作《坚确赋》回复,以表回国决心。遂得归国。




回国后即长年奔波海上,联络抗清力量。永历十二年(1658年)夏,他第六次东渡日本,暂住长崎。不久接到郑成功来信,邀他回国一同参加北伐,于是即刻动身,于十月十九日返归厦门。明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收复四府二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然而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转而退驻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于是远遁日本避祸,这年冬,最后一次东渡日本。




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他的日本学生安东守约等人多方奔走请求,才得长崎当局的同意,破例特许久留。后日本江户藩主、幕府将军德川光国闻听朱之瑜品德高尚、学问精深,即礼聘他到江户讲学。康熙四年(1665年) 六月,朱之瑜离开长崎去江户,德川光国待以宾师之礼,与他谈经论史、讲古今得失。德川光国认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舜水”为号,“舜水先生”之称始于此时。




朱舜水虽在日本,却念念不忘故国,以“单身寄孤岛,抱节比田横”自勉。他身居异域,依旧身着华服,常常面朝西方,遥望流泪。他的《避地日本感赋》二首,抒发了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避地日本感赋其一


朱舜水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避地日本感赋其二


朱舜水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康熙二十年(1681年),朱舜水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疮,卧床不起。明年四月,即顾炎武辞世三月后,朱舜水在日本大阪逝世,葬于日本茨城县常陆太田市德川家族的墓地内,依中国墓式作坟,碑文题“明徵君子朱子墓”,德川光国率诸朝士临其葬。朱舜水死前遗言:“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甚。”他曾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到中国。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坏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




朱舜水的学术博采众家所长,常谓“千金之裘,非集于一狐之腋”,博通经史,最喜《资治通鉴》,长于《春秋》;道德上,主张忠君爱国,推崇苏武、文天祥的伟大人格。正是这种不尚虚华的学风、扎实严谨的学问和刚直崇高的人格,他的学术于日本发扬光大,当时的日本学者以师事朱舜水为荣,比拟为“七十子之事孔子”。他的学生遍布日本,最著名的有历史学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东守约,日本儒学古学派的奠基人、江户时代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德川家康的孙子、政治家、儒学“水户学派”的始祖德川光国,江户时代著名经学家山鹿素行、木下顺斋等等。朱舜水一生著述不甚多,但几乎全在日本所撰,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等。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他对明朝的八股取士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哗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他还娴习艺事,有巧思,“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机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乃毕。光国欲作石桥,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绘图教制者甚多。”他在日本虽受人崇拜,但他敢批评日本人心胸狭隘、“量窄意偏”,日后必为中华之祸,“不佞视贵国人,……尝怪周虓,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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