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为何特赦被关押的400多名高级战犯

新中国为何特赦被关押的400多名高级战犯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

杜聿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致礼还活着,他更没有想到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博士。

功 德 林 阳 光“特赦”的酝酿过程

1965年7月20日正午,骄阳照在沉雄的机场上空,一片白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410号专机缓缓停在跑道上。当李宗仁走下机舱时,他看到了涌动的欢迎人群。周恩来身边站了一大批国家及各部门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宗仁百感交集,两行热泪不由夺眶而出。最使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上前来与他一一握手的竟有他的旧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虽然在海外他也曾看到中共释放战犯的报道,他误以为这只是一种宣传,即使释放,这些旧时的罪人还不早就销声匿迹,或者去了香港台湾,最好的结局也不过贬为平民百姓,颐养天年。共产党的监狱总不是天堂吧,十来年下来,不死也该瘦一圈了……可是他们不但活得壮壮实实,而且同各方名人知士平起平坐,竟重现出当年的风采!

周恩来、彭真等在机场迎接李宗仁先生归来。思绪波澜起伏间,周恩来将一位瘦小个子、戴眼镜的人物推至李宗仁面前,李宗仁似曾相识:这不是末代皇帝么?他怎么也来了?周恩来在一旁笑着介绍:“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岁了,不像吧?”

李宗仁话似哽咽:“不像,不像……”

以后的岁月里,李宗仁每言及此,都要感叹一番:“纵观上下几十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周恩来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归来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和溥仪一样关押在监狱里的战犯们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呢?

周恩来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到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已经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用了“将来”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6年到7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小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在此事上也很慎重。他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见《党的文献》廖心文:《周恩来与特赦战犯》)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再生之狱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造成监狱,军阀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见蒋介石对其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查出后,必死无疑。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拣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守人员及时发现,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

为了防止他自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

好像是事先统一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

当他被指认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也想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

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议的伟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昔日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他们也惦念昔日师长。当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代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弘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啧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也最深。他发言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高龄,身板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降,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特赦令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夜深人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

杜聿明、宋希濂想到自己当初的顽固立场,真有些后悔……

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所有的战犯们都屏住了呼吸,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杨伯涛的儿子就坐在下面,他竟然没有看见……大厅里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12月4日10时整,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词,宣布特赦10名战犯名单,按序列唱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法官一一授予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叫杜聿明时,他毫无准备,机械地应了一声“有”,立即站了起来。管理员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肃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全文,杜聿明低头深深向法官鞠躬,双手接过通知书,又深深地鞠躬,转身退到长凳上就座。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起来。摄影记者纷纷将这感人的场面摄入镜头。当10名特赦战犯都宣布完,轮到杜聿明讲话时,他走上讲台,顿时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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