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骂“不是人”有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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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的骂人话,真是多样,近世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恐怕就是“他妈的”了。鲁迅 写过《论“他妈的”》一文,称这句詈语为“国骂”。由“他妈的”,鲁迅又谈到古籍中出现过的骂人话: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的,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 鲁迅把古代的骂人话分为三级:一般的、较厉害的、更厉害的。其中“较厉害的”一级,实际是骂人“不是人”,是“禽兽”,这种骂法,我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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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骂人话,真是多样,近世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恐怕就是“他妈的”了。鲁迅 写过《论“他妈的”》一文,称这句詈语为“国骂”。由“他妈的”,鲁迅又谈到古籍中出现过的骂人话: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的,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


鲁迅把古代的骂人话分为三级:一般的、较厉害的、更厉害的。其中“较厉害的”一级,实际是骂人“不是人”,是“禽兽”,这种骂法,我以为是极厉害的。我甚至感觉,它比“而母婢也”和“赘阉遗丑”还厉害,因为婢者、阉者毕竟还是人。


在中国人的骂詈之语中,骂人“不是人”,是“禽兽”,应该说是至辱之词。平时人们骂人,常骂某人是“小人”、“奸人”、“恶人”,虽也很厉害,但毕竟还承认他是人,但若骂他“不是人”,是“禽兽”,或是更进一步骂为“禽兽不如”,那么,也就是说此人坏到头了,应该被开除出人类了。这实际反映出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道德观、荣辱观:全无德行的人简直不能算人,而只能与禽兽同类。


《后汉书·刘宽传》中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骂人“不是人”,是“禽兽”的厉害程度。传载:


宽简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师以为谚。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


这段记载颇为有趣,也颇能说明问题。刘宽,东汉灵帝时曾任太尉,性宽厚,好饮酒,其奴仆则更有嗜酒之好,被遣买酒时,竟先痛饮一番,大醉而归。客人忍受不了这个奴仆的醉态和误事,遂大骂其为“畜产”。“畜产”即畜牲、禽兽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不是人”。客人骂便骂了,刘宽却担起心来,他生怕这个仆人自杀。何以一句詈语,就可能让人自杀呢?刘宽解释了原因:“苍头是人,却骂他是畜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吗?”刘宽知道,奴仆虽然身份卑贱,但若辱其不是人,他也会羞愤至极,感到难以忍受。从《刘宽传》的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在东汉,骂人“不是人”,是“禽兽”,是多么严重的骂詈之词,是极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


这类骂詈之语起自何时,我不得确知,但先秦的文献中已经出现,是可以肯定的。《列子》说,夏桀、殷纣虽状貌七窍,皆同于人,但有禽兽之心。《孟子》、《荀子》、《管子》中都提到“禽兽”这句詈语。以后历代,此类骂人话更是绵延不绝。鲁迅所举的“老狗”和“貉子”,分别出自汉代班固的《汉孝武故事》和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惑溺》。前书记栗姬骂景帝为“老狗”,武帝深恨之。后书记晋武帝时人孙秀的妻子蒯氏骂孙秀为“貉子”,孙秀大怒。隋代,隋文帝杨坚曾骂太子杨广:“畜生何足付大事!”(《隋书·宣华夫人陈氏传》)清代,雍正皇帝骂年羹尧:“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类人也。”雍正还给与他争皇位的两个兄弟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意思是猪和狗。抗战时期,陶行知先生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骂汪精卫、周佛海等汪伪政权头目是“衣冠禽兽”,反共顽固派还被我党领袖毛泽东骂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文革期间,国人相骂甚剧,此类骂詈之词也高频率地出现,如骂人为 “一丘之貉”(疑从晋人蒯氏所骂的“貉子”而来),成为许多造反英雄的口头语。又如,“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专门用来骂挨整的各类分子们——— 这句骂人话实在是厉害,因为这不但骂你不是人,是禽兽,而且将你目之为禽兽所遗之矢,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吗?


关于“不是人”这句詈语发生的缘由,我说不很清楚,但我想它一定来源于古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即:畜生、禽兽不如人,没人性;同时,人们还悟出,在人性中,实际也包含着某种兽性因子,从而促使人做出全无道德的禽兽行为。关于人性中包含兽性因子,恩格斯有一个透彻的看法:因为人是从动物界来的,所以天然地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兽性因子。


另外,这句詈语的形成和普遍化,大概还与先秦哲人的“人兽之辨”有直接关系。孟子曾提出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哲学命题,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合乎人的规定性,那他就是禽兽而不是人了。什么是人的规定性呢?孟子的解释是,人必须讲道德,知礼义,否则便是禽兽。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人所以为人,有其规定性,如果只是吃饱、穿暖、住得舒适,但不给予道德教化,就与禽兽相近了。荀子也说过,人若无礼义,便同禽兽无异。《管子》云,“倍(背弃)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也把违背人伦视为禽兽之行。总之,孟、荀、《管子》都把是否遵守礼义人伦作为人兽之别的标志。当然,他们所目为禽兽者,并非真的禽兽,而是“人中之禽兽”。他们的人兽之辨,对后世人们的文化心理影响很大,表现在詈语里,便是“不是人”、“是禽兽”这类詈语的普及和强势化。冯友兰先生曾推断骂人为“禽兽”可能是从孟子那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命题中逻辑地推出来的。这一推断,甚是有理。


中国的古人是极重做人的。朱熹曾经教导门徒:“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教人做人”四字,第一个“人”字指肉体之人,第二个“人”字指区别于禽兽的、有人群道德标准的人。一个人如果完全不懂“做人”之道,即便有人的躯体,也同于禽兽。近代湖湘文化的著名人物唐鉴、曾国藩还说过这样的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圣贤与禽兽,有时确实就隔着一层纸。这层纸是什么?就是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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