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第三章 天津法租界枪击吉鸿昌 第三节 搜寻吉鸿昌的踪迹总算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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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站”一年出了两桩大伤元气的事,实在不幸之至。自王天木兄他们出了纰漏之后,相隔只有半年,继任站长王子襄大夫又以意外事件遽然亡故,尤为特殊。上级虽力图养息整补,一时也调配不及,所以“天津站”站长一缺,空悬了好久都派不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

据我所知,除了“天津站”属下的一个“情报组”和两名“直属员”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这也是一时权宜之计。至于派由吴赓恕任“天津站”站长,又是过后很久的事了。

不过,我奉命进行中的几件行动工作,并未因此而中辍。“天津站”故站长王子襄指定配合工作的吕一民组,也奉令配属于“北平站”,暂时由我直接指挥。

此际,“军统局”系统,全面地建立了“督察制度”。北平方面,派来王平一任督察,其地位与“站”平行,实际上就是为监督“北平站”而设。

王平一,山东人,留俄学政治,参加邓文仪学长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调查课”拨并“军统局”后,改由戴先生领导。他短小精干,虽然有一点“口吃”,但仍不掩其才华。

我个人基本上就反对这种制度,可是并不表示不与王平一合作,而事实上也不容许我反对在北平设立督察。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我认为这种督察制度徒增内部困扰,与事并无补益,因为既鞭策勇者前进,又自设绳索加以羁绊,是相当矛盾的一种措施。当然,支持这种制度的人,自有一套美丽动听的说辞。不过,我仍然固执地反对了几十年,一直到我在台湾之后。即使到了不在其位的今天,如果有人征询我的意见,我还是会干脆地回答“反对”、“反对”。

反对尽管反对,那是我个人的事,而“督察制度”却存在了几十年,既然能够保持几十年不变,其中定有个道理,究竟是什么道理,说起来离题太远,此处不宜多谈。

在北平接到天津“情报组”吕一民由南京转来的电报,邀我即速赴津一晤。这表示由他负责对吉鸿昌的侦察活动,可能有了进展。想必是关乎再度联系郑、傅二人的事。

这还是王子襄大夫未去世之前,我们五个人集议,决定由吕一民进行的那件事。关系人虽有两个,所洽谈的却是一回事。其中年事稍长,主张较多的一位郑恩普先生,河南人,早年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十九年(1930)曾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另一位傅丹墀先生,河北人,曾任襄樊镇守使等职。如果说他们正在赋闲中,亦无不可,不过他们并不急于谋个差使,或是找一碗饭吃。

郑、傅二位服职军政多年,以在河南的时间较长。据说,在河南各处尚有许多旧属,分散于各部队以及草莽之中。在过去,往往都以存在中的部属,作为个人进取的本钱,他们两位亦不例外,言谈中也常以能召多少部众以自重。我这样写的确是实情,绝无唐突二位的意思,看以后的发展就可以了然了。

据吕一民组长的个人体会,他们两位的真实意愿,还在寻找门路,效命中央。前一回,吕组长与郑、傅二位曾谈过两次,因不得要领就冷淡下来了。近来恢复接触,再看看能否在他们两位身上找到吉鸿昌的线索。这一着,居然被料中。在谈话时,郑、傅透露他们曾与吉鸿昌见过一次面,而且对吉鸿昌的观感还相当不错。

这就是吕组长邀我到天津来的原因,当我得知侦察吉鸿昌的行踪有了头绪之后,实在太兴奋了。吕组长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原委是这样的:在郑、傅二位和吕一民谈话时,郑恩普先生在无意中露了一句:“前几天在旅馆里和吉鸿昌接谈过一次。”郑恩普对吉鸿昌的观感与我们不一样,他说:“吉鸿昌在察东收复失地,与日本鬼子周旋数月之久,称得上是抗日英雄,像这种人,中央应不念旧恶,予以自新机会,畀以重任才是,为什么反而解除其武装,加以扣押法办?”

吕一民反问郑恩普说:“吉鸿昌果真是在抗日吗?还是另有图谋?您知道他是受共产党指使的吗?”

郑答非所问地说:“吉鸿昌认为中央不抗日,一味地搞妥协,所以‘抗日同盟军’才应广大人民的要求孤军奋斗。吉表示,只要是中央政府一旦发动抗战,他第一个站出来请缨打先锋。”

于是吕一民又追问了一句:“吉鸿昌现在到底听命于谁?”

郑回答说:“吉一再表白,他目前要做的,就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和爱国分子共御外侮。”

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争取郑、傅两位先生的真诚合作,还得多下工夫才成。接着就和吕组长商量,可否找个机会,介绍我和郑、傅两位见个面。不必顾忌什么,先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就明白告诉他们我是中央派来的好了。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今后的步骤。此刻,我已打定主意要从正面说服他们。

郑恩普先生单身在津,傅丹墀先生携有家小,他们都住在法租界,两家相隔不远。经过吕一民联络,约好在傅丹墀府上会晤。

我和郑、傅二君甫一交谈,首先就修正了视为“老实人”的看法。

郑恩普先生一丝不苟,有高逸的道德修养,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思考、选择、审慎而出的,这并不是代表他的“深沉”或藏而不露,应该解释为“稳重”才比较恰当。

傅丹墀先生老于世故,属于饱历风霜的那一类型,不像我们入世未深所表现的那么肤浅。

以阅世未深的我与他们二位打交道,应该承认还要磨炼若干年,除了实实在在、诚诚恳恳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他们两位心悦诚服的。

在这种场合,我如果仍然把掩护身份抬出来,说是南京“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主任,或是南京“中国日报”的特派记者等等,既不够分量,他们也未必见信,所以我表明了我的真实身份。本来这是在工作守则中所不许可的,不过,为了达成任务,我也就便宜行事了。

郑、傅对于我们的组织,虽早有耳闻,但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军统局”、“特务处”、“复兴社”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第一次见面接谈,自然不能说得太露骨,但求他们能够相信我不是一个冒牌货也就够了。此外,能以赢得郑、傅二位入信的,也许因为我是一个“黄埔学生”。

我们从表明身份,各述立场,乃至互道尊重后,渐次转入了符合我方主观愿望的正题。

郑恩普先生与吉鸿昌是河南同乡,虽未同过事,却是旧相识,最近一次的会晤,是如何联系上的,郑先生略而不谈,我怕引起郑的多心,也未便追问。听郑恩普先生语气,他对于吉鸿昌始终寄以同情,此刻如不加以纠正,对于我们未来的合作,将大有阻碍。

为了这一点,我郑重地表明态度说:“无论吉鸿昌为人如何,或是他具有何等本领,甚且同情他以学兵出身能混到省主席、总指挥的‘不容易’,我们都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以国家利益,民族荣辱为前提才是。”并率直地告诉郑、傅二位,吉鸿昌是共产党。

如此,颇费了一番口舌,说到最后,他们两位才面面相觑地彼此微微点了点头,似乎已有所领会,可是并未表示态度,我不想逼得太紧,也就到此为止,应该留个空隙,好让他们两位有时间交换一下意见。

在相当严肃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次谈话。当我们约妥下次会面的时候,我有意留下一个因头,请他们两位无妨仍与吉鸿昌保持接触,看看他到底玩的是什么花样。

我和吕一民辞出后,在路上,我问一民:“你看郑、傅他们和吉鸿昌真的见过面吗?因为你只是听他们如此说,而我们也无法证实这一点,所以还要想办法求证才好。我想,在我和他们二次见面之前,你可以再去一趟,一来听听他们和我谈话以后的观感,更重要的,还在他们与吉某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此后的一个星期中,我虽然时常往返于平津,但仍与郑、傅二位接触过四次,我们之间的距离接近了。他们正式表示,愿意参加工作,我也答应立即建议我的上级,在天津成立一个“军事组”,由郑、傅共同负责。不出数日,戴先生有复电,批准了我的建议,并交由“北平站”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

我们这种工作,它的公文程序和作业程序,与一般机关大不相同,这都是格于现实环境与活动方式之不同而形成的,绝非故意标新立异。事实上,我们的“请示”与“批覆”,全凭一纸“电文”而已。所谓的“电文”只是从电台上抄录下来的“密码”,看上去,都是些阿拉伯数字,再经由“密电本”译成明文,才能显示出文字所含的内容。通常,我们只用一张小纸条誊写出来,这就是关系国家大事、个人生命、我们自己认定的“公文”了。如果把这张小纸条交给一个没有参加实际工作过的人去看,他会相信这与盖过印信的公文书具有同等效力吗?

说出来也觉得非常出奇,多少年过去了,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对此“公文”提出疑义的人!

关于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奉准参加工作的事,我通知了他们两位。虽然“军事组”与“情报组”的地位相等,因为我不能经常停留在天津,所以仍交由吕一民代表我负责联络,也就是仍然维持现状,所不同的是建立了正式的工作关系。

郑、傅二人,对于单凭一句话就算建立了工作关系这一层,也很自然地接纳了,并没有提出其他任何问题。我当然还是和从前一样保持着对他们两位的尊敬。

不过,我有一点保留,那就是目前还不能把我负有制裁吉鸿昌的使命一事,明白地说给他们知道。一来是惟恐他们有所顾虑,其次是我们之间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互信。

郑恩普先生的为人,非常“四海”,他在友侪中普遍地受到尊敬,所以很多朋友都称呼“郑三爷”以示推崇。尤其是在天津这个地方,无论士农工商那一行,二人相遇寒暄,开口便都称“爷”,比方张爷、李爷,而且这个叫一声“爷”,那个便还称三声“爷、爷、爷”,这也是一种社会习俗。因是之故,我也改口称郑恩普为“郑三爷”,一直到八年抗战胜利后,我们重逢于北平时,才又改称“大哥”。这是后话。

目前,为了对郑恩普、傅丹墀交付工作任务之事,倒使我踌躇起来了。此刻,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与吉鸿昌有关的任何情报,可是在郑恩普的观念中,他总认为做情报并不是一件堂皇的事。当初,就是为了吕一民组长要求他搜集情报,弄得很不愉快,几乎因此而决裂。这一次所以建议上级为郑、傅二人成立一个从未有过的“军事组”,也都是为了迁就事实之故。至于“军事组”的基本任务,类如策动伪军反正、联络民间武力等,并非刻不容缓之事,在执行步骤中,仍应以侦察吉鸿昌的活动,列为优先。为今之计,除了避免使用搜集情报此类术语之外,实际上还是要求对吉鸿昌的行动与活动,进行充分地了解。在我对郑恩普、傅丹墀表达了考虑过的修辞后,郑、傅两位立即点头答应了。

郑三爷不愧是个一诺千金的人,因而我们对吉鸿昌的行踪,已略有所知。虽然还不能据以有所行动,可是已较以前进展了一大步。

由于郑、傅所提供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吉鸿昌之所以时与郑、傅约晤,其主要的目的,是企图促成郑先生回豫西,傅先生去冀南,各自策动其旧部,以及已成形之小股军事力量,进行“统一抗日战线”。

我们正在密切注意吉鸿昌活动之际,郑三爷突然告诉我说:“明天下午三点钟,吉约我和丹墀兄到法租界交通旅馆见面,说是要给我们介绍两个新朋友,大家研商出发前后一切有关的问题。”

我问道:“新朋友是谁?”

郑说:“不知道。”

我又问:“三爷,他们说明是在哪个房间?”

郑说:“来人通知是在五楼四三七号,还特别叮嘱,记住‘四三七’这个号数就成啦。”

不必再多问,这已经够了,我也牢牢记住“四三七”这个房间号码。看郑三爷的神色,他尚未觉察到我们将会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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