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府功能特征的启示与长治久安

有时 想:为什么古代的王朝,大凡都能够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结论是:“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关系融洽。”后来,我把这一命题放入古今中外这个大环境中去考察,结论依然如此。也就是说:任何可以长治久安的国家,起码应当具备这样几个特点: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关系融洽。

纵览我国古代政府,他们基层组织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是断案。断案的目的是什么?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百姓创造安定团结的工作、生活环境。可见,古人已经清楚的知道:要想“社会公平正义”,唯有建立为此服务的公检法司体系和队伍,这个队伍的功能是用来“惩恶”的、鞭挞“假恶丑”的;另外,古代的“选吏制度”、“科举制度”是用来“扬善”的、激励“真善美”的,因为,它的“选吏制度”、“科举制度”包含了“君子从政的道德观”,而深谙此道的群体,恰恰是一群“有志有德的文人”。有了一个好的“惩恶扬善”的机制,有了“好人为官的道德体系”,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你比如说,我国的古籍之最是《易经》,古代对《易经》第三卦的解释为:“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就是说,掌权者要象云一样泽被众生,象雷一样嫉恶如仇,要掌握“恩威并重”的工作方法,要懂得“惩恶扬善”, 不可偏废。否则,就会出现道德沦丧、邪恶居高临下的可悲局面,殊不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没有过硬的“惩恶扬善”机制,就不会有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百姓就不会依重道德和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社会丢失了法律和道德这个“生产公平正义的机器”,百姓就只能各自为阵、以暴制暴、以牙还牙,把政治和社会乱象进行到底,最终必然敲响政权死亡的丧钟。马斯洛说过,人的第二需求就是安全的需求,这个需求,仅次于生理需求,可见,满足百姓安全的需要何其重要?这也解释了,我国古代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功能,为什么主要是“司法”的原因。

古代只有高级政府组织——内阁,往往才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为一体的行政机构,才会出台一些治国政策。同样,我国古代也非常推崇让“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思想。齐国的创立者,百家之宗姜尚认为,治国的理论依据无非两条:“一是“爱民而已”;二是“仁义道德所在,天下归之”。他的治国方略无非两条:一是在用人上把握“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二是在经济上把握“三宝”——大农、大工、大商。就是说,只有德才兼备的人,可以为官;只有抓住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三个产业,才能把宏观经济搞好。这和我们现代的用人制度、经济政策何其相似。管仲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如果这个道德体系崩溃,国将不国。而如何确保礼义廉耻呢?“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廉耻。”他还强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让百姓衣食无忧、心情愉快。这和我们现在提出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何其相似。古人的智慧,比我们早了两千多年,所以,才能导致全世界望其项背、叹为观止。马斯洛说过,生理需求为人类的第一需求,是最重要的需求,可见,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何其重要?同样,马斯洛也说过,社会交往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分别是人类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与其他需求相比,一点也不为轻。古代的帝王中, 凡是对此而从者,国运鼎盛,凡是对此而悖者,概皆亡之,几无例外。

我国的古代军事思想同样了得,《孙子兵法》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必读教材,它的开篇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就是说: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是关系人民生死的领域,也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根本之道,因而是不可不深入加以考察的。最好的作战方法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运用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讨伐敌军取胜,下策是强攻城池,且为不得已而为之。可见,构建融洽的国际关系,不要轻易草率用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平的发展环境,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成果不至于毁于一旦。但这是不是说一定要逃避打仗呢?不是。我们要慎战,因为好战必亡;但我也不能畏战,因为忘战必危。我们要打就一定要深谋远虑、胸有成竹,就要主动出击,在别国的领土上打,在基本确保本国领土安然无恙的条件下再打。特别值得警醒的是,一旦开战,我们决不能自缚手脚,一定要敢于使用任何武器震慑入侵,同时,选择好时机主动出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要因为愤怒打仗,而应根据国家利益而战,该战就战,该打就打,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毛主席说过:“用妥协和退让求团结,团结失,用斗争求团结,团结存。”战争是争取和平的最后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构建宽松融洽的国家环境,也不要忘了恩威并重,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具备恩威并重条件的大国兼强国。

因为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医学落后,战争频繁等,导致人口有限,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生态环境比较宽松,当然涉及这方面的论著较少。而如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日新月异,人口迅速膨胀,导致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特别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对现代的掌权者来说,面对生态环境,亦当诚惶诚恐,有所作为,若是,善莫大焉,功在千秋。

总之,要想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就一定要保证“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关系融洽。”而要想保证这一点,就一定要有“惩恶扬善”的机制和吏制,就一定要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政策和作为,一定要有在国际舞台上“文能化之,武能胜之”的实力和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