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永远的遗憾:五百年前突然放弃印度洋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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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海权,就是一个国家控制大海的能力。

一个面对大海,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如果不能控制海洋,不能在海上自由地活动,那么,海洋给它带来的更多是遗憾和痛苦,而不是财富和幸福。


公元15世纪,是世界航海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世纪。


世纪之初,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非洲东海岸,中国海上势力达到极盛,接着突然从海上完全撤退。世纪之末,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来到了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航海时代开始。这一进一退之间,一出跌宕起伏的历史悲剧已经分派好了角色,只是当时无人知晓而已。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文明的回光返照,一次华丽谢幕。若干年后,有人劝明宪宗仿明成祖故事,重新启动下西洋的计划。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认为这是祸国殃民之举,竟将郑和出使西洋的海图资料藏匿起来,理直气壮地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计划搁浅。这些资料后来再也没有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刘大夏销毁了。


刘大夏耿介忠直,是被时人称道的名臣,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海图被毁十分遗憾,但是假如明朝再多来几次下西洋壮举,也未必会发现世界,更不会成为海洋强国,最直接的后果是大明财政被拖垮,早早亡国。据黄仁宇先生推测,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白银约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每次郑和下西洋,反对之声不绝。航运一向是最赚钱的买卖,起码都是十倍百倍,达·伽马从印度首航回国,仅一船香料就超过他所有远征花费的60倍。郑和干出赔本赚吆喝的怪事来,无怪乎难以为继。


中国古代是偏重内陆的国家。宋代,因为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阻断,转而在东南大力经营海上丝绸之路。正如宋高宗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元朝继续鼓励海外贸易,朝廷积极招商,是因为贸易利润丰厚,又不加重百姓负担。14世纪的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证明中国人的海上势力,宋元时代已经远及印度洋。


奇怪的是,明朝一反宋元的开海政策,自开国起就实施从海洋退缩的国策……


自宋元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有两种,一种是民间的市舶贸易,以盈利为目的;一种是官方的朝贡贸易,政治利益优先。明代海禁,所有市舶贸易被宣布为非法,只有亏本的官方朝贡贸易仍在维持。明人王圻说:“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明初的海面上,唯有合法的国营海船在跑,跑了几十年,亏空太多,只好停止。


尽管明初中国人保持着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海权优势,但是,海权必须以维护海洋经济为目的,并需要依靠发达的海洋经济来维持。15世纪上半叶,海禁政策下的明朝拥有一个空荡荡的贫穷的海洋。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制海权,既没必要存在,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郑和舰队消耗的是内陆农业的产值。海权论的提出者-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写下的这段话,大可移用于批评明成祖:“如果不重振商业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王可以组建起一支纯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路易十四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


后人多为中国人突然放弃印度洋的海权惋惜。但是对于当时一个重农轻商,没有丝毫海洋经济的国家来说,代价高昂的海权既是累赘,也注定无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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