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旬父亲寻找被骗砖窑智障儿半年未能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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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3.sinaimg.cn/dy/s/p/2010-12-29/U4678P1T1D21724719F21DT20101229062258.jpg[/img]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带着这样的卡片。左边是儿子办身份证时拍摄的大头照,右边是儿子的信息。付雁南 摄   [img]http://i1.sinaimg.cn/dy/s/p/2010-12-29/U4678P1T1D21724719F23DT20101229062258.jpg[/img]   何智民

6旬父亲寻找被骗砖窑智障儿半年未能立案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带着这样的卡片。左边是儿子办身份证时拍摄的大头照,右边是儿子的信息。付雁南 摄


6旬父亲寻找被骗砖窑智障儿半年未能立案


何智民每次都骑着这辆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去找儿子。在他身后的硬纸板上,贴着寻人启事。付雁南 摄


6旬父亲寻找被骗砖窑智障儿半年未能立案


12月19日,刘小平回到东三爻村的家中,家人拿出以前的相片对比。董国梁 摄


6旬父亲寻找被骗砖窑智障儿半年未能立案


刘小平领着大家来到自己曾经被迫做工的砖窑,寻找一起干活的工友何文。董国梁 摄


打从半年前二儿子走丢之后,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


在陕西省三原县的家里,他的农田再没认真种过,去附近市场卖菜的活计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甚至,几个月前就该拾掇干净的玉米棒子,现在还堆在房门口的台阶上。


“我就想寻我的娃。”这个62岁的关中老汉固执地说。尽管,他那个名叫何文的“娃”已经是个35岁的中年人,而且在邻居们看来,他的娃“脑子不好”,是个智障。


他只想找自己的儿子。老人把儿子的照片印在身份证大小的卡片上,在路上逢人就发。他还去商店里打印A4大小的寻人启事,在电线杆、厂房外墙上“不知道贴了多少张”。


前些天,他一度听到希望在敲门。12月18日,在一个三轮车夫的指引下,在邻近的高陵县,何智民见到了一个满脸尘灰的男人,脏兮兮地蜷缩在三轮摩托的车斗里。他急急忙忙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可当他手忙脚乱地把眼前这个男人搀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时,却突然发现,这个五官几乎被黑色污垢淹没的年轻人,“不是我的儿”。


老汉后来知道了,这是一个和自己的儿子一样,被拐卖到当地砖窑的智障劳工。


第二天,在媒体和警方的帮助下,何智民联系上了年轻人的家人,那是一个同样为了丢失儿子而焦急万分的家庭。


“自己娃没找到,倒给人家把娃找到了。”满头白发的老汉有些自嘲地笑着说。这个小插曲没留给他多少时间用来失望,就在第二天,他又骑着自己小小的三轮摩托车,踏上了寻子的路途。


没有什么事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天还没亮,何智民就准备出发了。他打开院子的大门,把自己那辆没顶棚的三轮摩托推出门外。在绿色的车斗里,原本用来包装煤气炉的黄色纸箱已经被压成了扁平的硬纸板。何智民拿起纸板旁一个装有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用右手的两个指头从里面抠出些面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寻人启事的背面,然后把这张白纸小心地在纸板上贴牢、压平。


用家门口堆着的玉米叶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贴有寻人启事的硬纸板用麻绳捆在车斗上,何智民就骑着自己的“三摩”上路了。从他的家到高陵县煤矿最密集的榆楚乡有40公里的路程,对于这位寻找儿子的父亲,这段距离相当于在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历经一个半小时的颠簸。


大儿媳曾经看到他带着好几处伤回家,怀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负、吃了苦,可老汉坚持自己“没事”,什么也不说。有时候,找儿子找得太晚没法回来,他就把三轮摩托停在路边,自己窝在后面不到两米长的拖斗里,蜷着身子凑合着睡一觉。


“还好那时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着说。


他永远记得儿子走丢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号自行车出了门,给家里打回一通电话,说有人要请他去“干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经在写作业时隐约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一份活计,每天“包吃包住70块钱,还给一盒烟”。


一开始,家人并没有觉出什么异样。这个儿子虽然“脑子不好”,身体却很棒,常常帮家里干农活,帮开挖掘机的哥哥装车,村里的邻居盖房子,也喜欢叫他去帮忙做些简单的工作。直到发现儿子晚上没有回家,手机又一直关机,何智民才发现了问题:“儿子丢了!”


这个在农村呆了一辈子的老人想不出儿子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猜想,儿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别的村子要饭去了。于是,老**自己的大儿子何安康沿着附近的乡村一个一个打听过去。在刚开始的半个多月里,两个人跑遍了附近的3个县。


为了便于打听消息,何智民从抽屉里翻出儿子办身份证留下的大头照,塞进香烟盒与透明玻璃纸包装的夹层里。于是在夏季的关中农村,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举着一盒香烟,凑到旁人面前,满脸堆笑地询问着。


讲话的时候,何智民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弯下来,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变白,乱蓬蓬地支愣着,环绕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询问儿子的下落,他几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比如路边的清洁工,或者那些被称为“骑三摩的”的三轮摩托车车夫。


而这些小人物也给了他足够的善意。在淳化县,一位村民看见他写在烟盒背面的“重谢”字样,连连摆手:“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给你电话,但是我一分钱都不要。”而高陵县的一位女清洁工则关切地告诉他,在附近的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你应该去那寻一寻”。


在之后的日子里,何智民把大多数时间放在了那些砖窑周围。他去村口的商店里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包括砖窑的围墙上。他还专门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儿子的照片和资料,包括“35岁,身高1.75米,有智障”。后来一个清洁工告诉他,自己曾看见过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当时满脸胡子。何智民连忙在资料上又补上一条“现为串脸胡”。


他每天清早出门,在路上“逢人就发”这些小小的卡片,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对于这个老人而言,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些圆珠笔的印记。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渍,其中一道特别长,深入腹地,漫过了上面印着的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孔。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卡片。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他一次又一次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一边指着卡片上儿子的照片,一边挤出些笑脸:“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们,慢慢地帮他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消息。


一些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在淳化县的枣阳庄,一个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告诉他,自己曾经看到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而在高陵县的楚榆乡,一个砖窑里的工人告诉他,何文曾经在这里做过活,但是现在已经走了。这些同样做着烧窑、伐砖苦差事的工人们,背着老板跟他聊天,甚至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分布的地图。


而另一些消息,却让老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砖窑的工人们告诉他,把何文领来的包工头“老方”对大家说,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但他身边的两个帮手,却“动不动就打人”。


村东头的王老汉曾经把一间屋租给老方和他领着的工人们。这位房东告诉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带来的工人锁在洗澡间,拿砖头、棍子把他们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个跑出去的“娃”给抓了回来,被打得“快死了”。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何智民总是皱着两道眉毛,苦着一张黑红的脸。“心疼!”他用浓浓的陕西口音嘟囔着。


老汉总对自己的一次经历念念不忘。那是4个月前,当他骑着那辆小“三摩”,来到砖窑附近继续找儿子的时候,一个工人跑来告诉他,何文正在不远处的工地里干活。他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挡着,自己根本进不去。


几个月后,他仍然会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当时已经看见了工地里远远站着的四五个工人,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里面有没有他正在拼命寻找的儿子。他赶忙跑到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却告诉他,除非带着目击证人一起来,否则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击证人一起,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早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工人们逃走了。


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当时本来能救出来,可惜却错过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现在,这个固执的老人越来越坚信,自己当时远远看到的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这短暂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


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何智民的心似乎也跟着慢慢变凉了。他再没听谁说起见过自己的儿子,而他在广为散发的小卡片、四处张贴的寻人启事上所留的电话号码,更是从来没有人打来过。


“要不就算了。”有人这样劝他。老汉知道,这话的背后还藏着半句:“反正也是个智障。”他只能固执地坚持着,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父母嘛,哪能不管自己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希望却令他措手不及地降临了。


12月18日,正在泾阳县干活的何安康接到了一个“三摩”车夫的电话:“找到了,你兄弟在高陵!”


何安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叫何文?没弄错吧?”


“肯定没错。他自己说的,叫何文,家里有人在开挖掘机。”对方在电话里说。


挂掉电话,何安康马上打给父亲。何智民抱着手机激动地告诉老伴儿:“找到了,是咱三原的娃!是何文!”


因为嫌自己的“三摩”太慢,这位兴奋的父亲找来同村的外甥,让他开着车送自己去高陵,接儿子回家。


按照“三摩”车夫电话里的信息,何智民来到了土地局门口。车还没停稳,他就看到一个满脸都是煤灰的男人蜷坐在一辆三摩的车斗里。他远远打量了下身形,立刻跳下车小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到了车斗旁边,老汉小心翼翼地把“儿子”从车上搀下来,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想仔细看看儿子倚在肩头的脸庞,却突然发现,本来个子挺高的儿子,现在站在旁边竟然比自己矮了。他仔细看了看自己搀着的这个年轻人:“这不是我儿啊!”


旁边的三轮车夫奇怪了:“不可能吧,人家自己都说了,他叫何文。”


何智民也害怕自己眼花了。他使劲儿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看:“还是不是啊!”


自始至终,这个全身脏兮兮的男人一直木然地瞪大眼睛,看着周围。何老汉问不出他的真实身份,自己就慌了:“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他想把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送去县政府或者民政局,看对方能不能接管。可赶上星期六,不是没有人上班,就是干脆进不了单位的大门。


最后,实在想不出办法的何老汉只能决定,把年轻人留在原处,等着他的家人来找他。


到了晚上,折腾了一圈的老汉才一个人回到家。可已经准备好迎接儿子的老伴儿不干了。“你老了,憨了,还是眼睛瞎了?”老伴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骂他,“人家说是儿子,你咋不拉回来呢?”


挨了骂的何智民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难道我眼花认错了,真把儿子给扔在路边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这个一晚上没睡着的父亲骑着自己的小三轮摩托又跑去了高陵县。在原来的地方,那个年轻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老汉更慌了神。他骑着车子,一路向清洁工打听,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在县城中心的“东方红”十字路口找到了那个年轻人。


他跑过去,把对方扶到自己的车上坐好,仔细地询问了一会儿,这才弄明白。这个年轻人叫刘小平,他曾经跟何文在同一个砖窑一起干活。他告诉何老汉,在砖窑里的时候,他和何文约好,谁先逃出来就要通知对方的家人,好把人救出去。昨天是因为“头脑不好”,被人一问,光记得何文,倒把自己的身份给忘了。


问明白了这些,何智民给老伴儿打了电话,告诉她,找到的的确不是自家的儿子。电话那头的老伴儿又哭了:“那咱娃还是没寻着啊。”


何老汉叹了口气:“没事,咱继续慢慢寻。”


兄弟,哥被人打惨了


尽管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年轻人不是自己的儿子,可何智民再也舍不得把刘小平继续丢在路边了。想了半天,他拨通了陕西本地媒体《华商报》的热线电话,告诉对方,自己找到了一个从砖窑里跑出来的工人。


两个小时之后,一位记者从西安赶到了高陵。因为刘小平只能说清楚自己家所在的县,这位记者就联系当地公安局,根据失踪人口的登记,在3个小时之后找到了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这时,刘小平的弟弟刘小威还在西安的学校里。今年年初,父母和他们兄妹3个刚刚搬到西安南郊的东三爻村,在那里租房,并且开了间小诊所维系生计。当这个西安体育大学的大四学生正为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时,突然接到了村口小卖部老板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尽快联系镇政府,因为已经失踪了10个月的哥哥“可能找到了”。


又惊又喜的刘小威马上给自己的父母打了电话,并且赶忙坐上公交车到了华商报社,准备辨认照片。不过,当他走进报社时,等待的记者立刻告诉他,已经不用看照片了,因为“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晚上7点,刘小威赶到了高陵县公安局。当他走进门,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哥哥手脚溃烂、浑身散发着“腐烂的味道”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停了一会儿,他扭身抹了抹眼泪,随后才转过来,说:“哥,咱们回家吧。”


刘小平半张着嘴,怔怔地看着他,积聚着黑色泥尘的眼角渗出了一点泪水:“兄弟,哥被人打惨了……”


在家人的追问下,他讷讷地回忆起,今年的元宵节,他在村口玩的时候,一个女人走过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砖窑厂干活,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500元。因为想要工资,刘小平立刻乐呵呵地答应了,随后,他被工头“老方”带着,在高陵县的好几家砖窑厂轮流干活。


家里人都还记得,这个29岁的小伙子原本健康壮实的模样。他力气大,别家有什么活儿总爱叫他帮忙,他自己也特别乐意去。等到农忙时节,他还能帮家里打麦子、背玉米、担大粪。一看到有特别累的体力活,他自己主动就会做,而且还干得特别开心。


可如今,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刘小平,连独立行走都没有办法了。


从高陵回到西安,家人给这个失踪大半年的儿子做了两大碗面条,又炒了一碗米饭,才勉强让他吃饱。再晚些,刘小威想给他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这才发现,因为腿上伤口流出的血液和脓水,哥哥的裤子已经黏在身上脱不掉了。家人们这才听他说起,在砖窑干活的那几个月里,只要工头觉得他稍有偷懒,就会拿刚烧好的滚烫的砖头烙上他的皮肤。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工头给每个智障工人穿上鲜艳惹眼的衣服,并且威胁他,“敢乱跑就打断你的腿。”


当天半夜,刚回到家的刘小平又被紧急送到了邻近的烧伤医院。根据医生的诊断,他的双手双腿多处皮肤重度灼伤,被冻成灰黑色的左脚已经无法治疗,只能进行截肢。


目前,治疗和手术所需的8万余元费用,全家人四处拼拼凑凑,也只能勉强凑出个零头。


我给你作证去!他就在砖窑上干活


在等待记者的时间里,何智民领着可怜兮兮的刘小平,去路边的小馆子吃了碗臊子面。因为害怕“娃会饿”,他又多点了两个馒头。


刘小平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所有东西之后,高兴地告诉何智民,自己“几个月没吃过这么好的面了”。他甚至坚持要把身上的6角钱塞给老汉。在何老汉拒绝后,刘小平站起身来一拍桌子:“走,我给你作证去!何文就在砖窑上干活。”


等到记者到达之后,因为还没有联系到刘小平的家人,这位记者和警察在刘小平的带领下,来到了他曾经做过工的一个砖窑。而何智民则骑着自己的小“三摩”,跟在两辆小轿车的后面也进去了。


他希望这一回,自己真的能找到儿子。


刘小平的描述和现场的情况完全一致,他还认出了自己曾经住过的“中间第三个房子”,因为门口有一条大狼狗。他记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就是双手被铁链捆住,锁在那里面的一张钢板床上,工头“老方”也是在这里,随手抄起块砖头就砸向自己的脑袋。


但窑里的工人们却说,何文的确来过这里,但是7月份的时候,老方领着手底下所有人都已经走了。


砖厂的老板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个“老方”的确曾带着4个智障工人来这里干活,不过他当时向自己解释说,这都是“自家亲戚”。


这位老板以前私下里告诉过找上门来的何智民,旺季的时候,“这里曾经有11个娃”,当时砖头的销量好,刚烧好的砖,还没冷却,工头就会强迫工人们从窑里往外搬,很多人的双手因此被烫得伤痕累累。而现在到了淡季,砖头卖不了那么多了,也要不了那么多工人,工头就会“把娃卖出去”,一个人卖一两千元。


“把人当牲口一样卖!”何老汉愤愤地说。


直到傍晚的时候离开砖窑,何智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他本来希望刘小平能再想起些什么,可这个满身疮疤的年轻人已经不记得其他的事情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砖厂的。他只记得自己坐上了一辆小车,随后又被丢到了路边。有人猜测,他是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才被扔出来的。


在那之后,他们去了高陵县公安局。随后,刘小威也从西安赶过来,接走了哥哥。在离开之前,刘小威转过身,向何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何智民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半个月前的事情,他回忆起来也会讲得颠三倒四。讲话被打断时,他会突然想不起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年纪大了,脑子不灵了。”晚辈们总会这样笑着逗他。


可关于儿子何文的事情他记得很多。他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重复着,自己的这个儿子挺“文”的,不是个厉害人。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儿子高大、有力气,头脑清楚,做事爽利,在家的时候会开四轮车、会帮哥哥装车,还能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就跟好人一个样”。


再小一些的时候,何文在周围是出了名的机灵。大媳妇儿嫁进来那会儿,全村人都叫他“金丝猴”。他会帮家里干农活、翻麦子,而且“头脑灵得很”。何老汉最记得,有一次去粮站收粮,对方在秤上做手脚,自己还没发现,这个儿子却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还记得何文喜欢下象棋、打麻将,甚至有一次,因为领着一伙人在家里玩得太久,被何老汉怒气冲冲地掀了桌子。何文还喜欢看电视,就在失踪前不久,他用四处帮人干活挣来的工钱,给自己的小房间添了一台21寸的电视机。


“其实他当时本来有机会当兵的。”讲到高兴的时候,何老汉兴冲冲地讲了一句。但很快,他眼中的神色又黯淡下去:“可惜被人顶掉了。在那之后,他受了刺激,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没事讲这些干啥!”大儿子何安康在一旁打断了他。


何老汉自己也不愿意回想那些年的事情。他觉得,即便是现在这样子,儿子依旧“长得排场”,也爱干净,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前一年,家里甚至差点给他说成了媳妇,可惜对方答应了,何文自己却“眼光太高”,看不上别人。


为了寻找儿子,这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憨直老汉开始学着要多动两下脑筋。他把孙子的复读机放在随身的包里,每次进砖窑找儿子之前,他都会用自己粗硬的手指按下那个小小的录音键,希望能在那一盘盘的旧磁带里,“留下些证据”。


他甚至还想过带着相机去偷拍,不过转念再一想,又怕对方发现了,“对我儿不利”。


在这次的事情之后,何老汉的照片被登在了《华商报》的头版上。那一天,在何老汉卖菜的市场里,这份报纸卖得特别快。每个菜贩子见了他都笑呵呵地问:“听说你把娃找到了?”


“没找到。”何智民也乐呵呵地笑着,“不过给人家把娃找到了。”


他努力安慰自己,“刘小平这孩子命大”,算是被救出来了。更何况,“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报上也登了他的电话号码。当天一早,他一下子接到了五六十个来电。很多是陌生人打过来安慰他,一个延安的报纸投递员在电话里粗声粗气地对他说:“老何啊,你放心,大家都在帮你找儿子!”


但他也接到了另一种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何文就在我旁边出砖呢,给钱就放人。”而赎金的价格,从1000元、2000元一路上涨,到了中午,一个人在电话里竟然开价10万元。


何智民不止一次想过报警,可无论是镇上的派出所还是县市的公安局,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因为“不属于自己的辖区”,反正半年过去了,他连立案都没成功过。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骑着自己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穿梭在县城间的小路上。“人家不管,我们自己还是要找嘛。”


他偶尔也会担心,儿子会不会像刘小平那样被打得伤痕累累,或者会不会已经“不在”了。可大多数时候,这个固执的老人根本“管不了这些”。


“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回来。别的我都不会想。”12月25日,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何智民用浓重的关中口音一字一句地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一转过身,这个父亲马上又陷入了自责的情绪里:“这娃,是我大意了。”


在寒冬冰冷的空气里,他努力地计划着,等到儿子找回来,先给他做上一盘他最爱吃的饺子。在那之后,给他说个媳妇,成个家,然后每天都让他跟着自己卖菜,让自己一手管着,“再也不让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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