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抢夺了多少中国国宝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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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中国富人和文化人开始到海外购买中国文物,尤其到近邻日本。但是如何有效地购买、收回、索还日本所存的中国文物需要长期系统的工作和斗争。   在中国流失到的海外的文物中,以日本收藏和拥有的最多,不完全统计甚至达到上千万件以上。隋唐时期,日本皇室对多得中国文书宝物者重赏。日本人“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古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1.8万余卷,其中一个僧人就带回5000卷佛书。日本编纂的《秘府略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中国富人和文化人开始到海外购买中国文物,尤其到近邻日本。但是如何有效地购买、收回、索还日本所存的中国文物需要长期系统的工作和斗争。


在中国流失到的海外的文物中,以日本收藏和拥有的最多,不完全统计甚至达到上千万件以上。隋唐时期,日本皇室对多得中国文书宝物者重赏。日本人“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古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1.8万余卷,其中一个僧人就带回5000卷佛书。日本编纂的《秘府略》汇集唐朝类书1000卷,比北宋编撰的《太平御览》还详细。9世纪末,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收录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堪称壮观。


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而今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此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王羲之痛苦不安的情绪,集国事、家事于一身,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


据中国政府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被掠走失踪。1937年,日本实行“金百合行动”,在南京至少掠夺6000吨黄金,东史郎等日军到处搜刮名人字画、古玩。


当然其中由于旧中国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倒卖到日本的也很多。清朝未代皇帝溥仪逊位时,带出一大批国宝,有1200馀件历代书画珍品,经转手后,不少流失到日本;民国时,浙江静嘉堂文库藏书5万册,狼藉尘封虫蛀,湮灭在即,日本人遂以10万两白银购得,运回日本后妥善保护。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被日本商人买去的,中国不法商人倒卖出去的。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把经卷卖给外国人,而今他的子孙成千上万。改革开放后,中国有30多万座古墓被盗掘,重大文物盗窃案数千起。西汉王朝封泥相当于国务院钢印,每个仅以五元或几十元卖到日本后,可值一辆丰田车。这些让人痛心不已,攥紧拳头,却又不知如何下手。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中国流失文物在日本品种遍及青铜器、陶瓷、书画、印章、家俱、杂货等,不一而足。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佛像佛头,三井文库收藏的青铜器、瓷器,东京永青文库收藏的书法作品,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和书画,书道博物馆收藏的历代书法等,不乏绝世佳品;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收藏中国清代以前古籍达7500种。日本东洋文库70万册图书中,中国古籍占1/3,以儒家经典为主,还有史籍、子书、方志、医典、历算、佛教等四十余类左右,尤以长抄本、旧抄本最为丰富,还有卷子本、蝴蝶装本、折本等,雕刻精良的宋版书收藏颇丰,元本、明本也司空见惯。


日本目前保存唐朝宰相魏征编写并供唐太宗阅览的《群书政要》原本,以及宋代出版的世界最早的植物词典《全芳备祖》原本和明朝宋应星编撰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原本,还有世界上最早的佛教翻译经典《四十二章经》手抄本。日本珍藏的《说文解字》原本,中国早已失传,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这些“天壤间秘籍,无二之孤本”对中国古籍等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宋元明各朝时,中国主动向日本求过逸书,出现倒流现象。宋太宗时,日本僧人献给中国失传的珍籍《孝经郑氏注》、《越王负孝经新义》,使得朝野震惊,宰相司马光感叹“嗟予乘桴欲往学”,大文豪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吟诵“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有关唐诗创作的规则、音律的书籍在中国早已失传,《乐书要录》在日本被发现后,中国学者竟以为是日本人伪造的。


明治时,中国人在日本访书刻书成风,并反馈回国。清末学者杨守敬在日本收录中国古籍3万余卷,称“足偿国家甲午之失矣”。国学大师陈寅恪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但是中国本已拥有的古籍仍然得不到重视。


安阳殷墟虽在,要看甲骨文却得去日本,日本是收藏中国甲骨片最多的国家。


日本官方机构、大型财团、民间企业、各大寺庙,直到很多个人,都收藏有高质量的中国文物,


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如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至今仍羁留其中;此外,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最近日本向韩国归还殖民期间掠夺的大批文物,这一做法可为中国收回在日文物提供借鉴,经验很有启发。一是政府努力,坚持要求日本就侵略战争道歉赔偿,二是民间的努力和斗争。再就是证据充足,能够证明日本掠夺的文物何时何地。


中国收回流失在日本的海外文物只能在相关国际公约的框架下由政府通过法律和外交等主要渠道来解决,同时还要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回赠与适当回购等方式,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中国要索回被日本掠夺的那部分。第一中国要有证据这些文物确实在抗战之前还属于中国,战争期间被日本掠夺,由当时的记载和日本的罪证。第二要有被掠夺文物所在地的政府机构、文物专家、律师组成索赔团开始努力。第三取决于日本的诚意和歉意。难点是时间久,证据缺乏;二是中国缺乏专业人才和热心人士。三是工作繁琐、收效少。


笔者王锦思认为,和平时期流到日本的文物中国要想收回,只能取决于日本人的意识和自觉,也需要中国的民间和政府努力,通过拍卖等商业渠道,设立专项基金,以官方力量来抢救海外中国文物。日本京都有邻馆在2002年放出“宋四家”米芾晚年的书法杰作、大字手卷《研山铭》,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信息谘询中心以2999万元回购,每字折合人民币76.9万元。该作成交价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世界纪录,超过了此前同样由日本放出的北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创下的2530万元的成交纪录。


笔者王锦思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中国流失日本的文物将会回归祖国,重新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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