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传位给宋太宗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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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五代宋初传立观念的变化与“金匮之盟”的真伪 “核之以时以观其事”,乃古今辨伪之首要原则。从正面说,“真实的记事,必然和社会实际情况相合;离奇的记事,如若没有特别可以使人相信的理由,必然是伪造的”;从反面说,若于当时具体的社会实际情况不甚了解,以今测古,或以后律前,执一常而律其它,则又极易误是为非,误真为伪②。“金匮”一事之所以为论者断之为“地道的伪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者往往用中国封建家天下的所谓“常情”“常理”来看待此事,而对五代宋初的具体历史氛围,尤其是皇(王)位传立观念的变化

二、五代宋初传立观念的变化与“金匮之盟”的真伪



“核之以时以观其事”,乃古今辨伪之首要原则。从正面说,“真实的记事,必然和社会实际情况相合;离奇的记事,如若没有特别可以使人相信的理由,必然是伪造的”;从反面说,若于当时具体的社会实际情况不甚了解,以今测古,或以后律前,执一常而律其它,则又极易误是为非,误真为伪②。“金匮”一事之所以为论者断之为“地道的伪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者往往用中国封建家天下的所谓“常情”“常理”来看待此事,而对五代宋初的具体历史氛围,尤其是皇(王)位传立观念的变化未曾留意,结果把当时明明属于司空见惯、合情合理之举措和正常之心态视之为“离奇无征”、“不合情理”、“不合逻辑”。

五代十国时期,表现在传立观念方面的社会习尚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概括地讲有三点。第一,五代十国时期正当乱世,北方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南方则小国林立,互为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之君是否为一个成熟的、有威望和才干的领导人,则会直接关系到这一国家或政权的存亡安危。而成熟与否的一个首要标志,就是是否精壮成年。所以,“国家多事,议立长君”,就成为当时人的一大共识;第二,五代十国时期,是影响了中国达六七百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彻底终结的时期。门阀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人的门弟(第)、血缘、身世作为能否进入统治集团的首要标准。随着门阀政治的崩溃和灭亡,这种价值标准逐渐为一种重视个人才能功业的新价值标准所取代,而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对彻底崩溃了的门阀政治的一种逆反时期,上述情形表现得尤为突出。受这一情形的影响,当时各国最上层统治集团在考虑其政权的交接传承时,常常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突破血缘亲疏的局限,而更多地着眼于继承人的功业和才干、经验及阅历,表现出某种为后人所称羡的所谓“大公之举”;第三,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汉族地区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这不但表现在诸多文武大臣,乃至一国之君都出自少数民族,而且更表现在许多少数民族的习俗、制度与汉文化结合,形成了若干在当时习以为常,而于后世观之则不无怪异的现象,如“义儿”、“假子”、“儿皇帝”一类现象的大量出现,如忠孝、贞节观念的淡薄等等。这种影响在中原各政权内部的交接传承中亦有鲜明的体现,这就是早已为汉民族所放弃了的,但在当时少数民族,如契丹族中仍流行着的“兄终弟及”制③,又在中原地区屡屡复现。

以上三个方面互相影响和带动,造成了五代十国时期皇(王)位传立观念的极大变化。

其一,传立弟、侄而不传立幼年甚至成年亲子者屡见不鲜。如:后晋高祖立成年之侄而不立幼子为继位人;吴两世皆兄终弟及;楚马殷“遗命诸子兄弟相继”,故此后二十年间传立和争国者悉为第二代同辈兄弟,而第三代众多成年宗室,竟无一人按“父死子继”的原则被立为或挺身争夺继位人;吴越国主钱元环以子年幼(14岁)而欲择宗室长者为储君;吴越国主钱佐以子年幼“而以其弟倧袭位”;南平保融三子均成年而立其弟保勖为继位人,保勖袭位后又传立保融之子;南汉刘隐传弟而不传子;后汉太后立叔立侄而不立子。

其二,传立养子而不传立幼年甚至成年亲子者比比皆是。如:朱温有六亲子在世,且大都成年,但却始终坚持传位“年最长而有干才”之养子友文(原名康勤。故今人吕思勉先生称朱温此事“颇见其大公之举”);后唐明宗一子成年两子皆幼,但却传立“骁勇”“多战功”之养子从珂(原姓王),徐温有成年亲子数人,但却以才干“皆不如”为理由,屡次回绝诸子请求,而坚持传权于养子知诰(即李昪)。

以上所举各事,若分而观之,其本身或各有波澜,枝叶不同,但综而论之,则不能不承认五代十国时期传立观念已有一流向、筋络大致相同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以后代之而起的那种不重血缘门第,而崇个人才品的价值观念和少数民族中存留的那种浓厚的早期原始民主遗存相互融合、相互激荡,而恰逢五代十国这种战乱环境(大多数社会规范失效),遂得以最大程度地作用于政治生活中,于是,也就有了上述传立观念的较大变化。




宋朝作为紧接五代之后的一个新王朝,自然无法完全摆脱上述历史氛围的影响。《东都事略》卷十五《世家三》称:“本朝之制,诸王之后皆用本宫最年长一人封公继袭。”《文献通考》卷二七七《封建考》亦云:“诸侯王与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孙世袭……此法,则汉以来未之改也。……至宋,则皇子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须历任年深,齿德稍葬,方特封以王爵。……〔仁宗后〕方令世世承袭,然又不以昭穆相承、嫡庶为别,每嗣王没,则只择本宫直下行尊者承袭。”毫无疑问,宋代在王侯封袭上所实行的这些原则与上述五代时期传立观念的变化是有着精神上的一致的。

五代时期,社会上对“成年”的判断要比其它时期更严格一些。如《通鉴》卷266载:“军中以存勖年少,多窃议者”,而存勖当时已二十四岁。这种情况在宋初亦存在。《宋史·寇准传》载,太宗开科取士,“年少者往往罢去”,寇准参加科举时十九岁,人均为其担忧;《栾城集》卷39《乞复选人限制状》称:“祖宗旧法,凡荫补子弟皆限二十五岁然后出官”,二十五岁以下显然被认为难以从事政治活动。宋初,“州县阙官”,“官不充员”的情形比较严重,宋王朝奉行的则是“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的招徕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在年令上限制得如此之紧,这种现象,只能看作是五代宋初较为推重人的功业、阅历、经验(而这些往往与年长与否有着直接的联系)的价值观念的一种曲折反映,其与当时王侯封立观念的变化有着精神上的一致。

即便是在皇位的传立方面,宋代亦仍有大可注意者。张荫麟等先生虽然否定了“金匮之约”的存在,但亦承认“太祖在位十七年……始终未尝立太子,而特封弟匡义为晋王,久尹开封,生平传弟之意原甚明显。”邓广铭先生亦认为,太宗即位之初,一度作出传位于其弟廷美的姿态。这都可以看出“兄终弟及”制在宋初的影响。另外,真宗病危时,其兄元俨“自以尊属望重”,入宫问疾后,“累日不肯出”,其待位之心,路人皆知。英宗即位时,其叔辈允弼亦自以为“最尊属,心不平”,以“何不立尊行”发难。张邦炜先生曾正确地将此二人论之为“皇帝迷”④。不过,此类皇帝迷,盼位之心虽切,但却都是孤身入宫,只身问鼎,既不为之惧,亦不为之备,颇有些理直气壮。其“理”安在?“尊属望重”、“立尊行”是也!足见应立“长君”的观念历宋四朝仍根深蒂固。

十分明显,若把“金匮”一事置于五代宋初这一具体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不过是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的传立方式的一种沿袭,其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合,与宋王朝处理类似政治事务(如宗室封建传袭)的原则亦正相一致,与当时人的观念亦不相悖,实无任何离奇之处。按照辨伪正误的通行原则来说,如若提不出特别的理由,是不宜将其断之为伪造的。

那么,论者是否提出了什么特别的理由呢?其不但没有,而且在我看来,他们论定“金匮之约”为伪的某些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昧于五代宋初传立观念变化的误论。如谓“金匮之约”若果有之,则为“盛德事”,断无深藏秘锢之理(张荫麟语);如谓“金匮之盟的历史传说,与传统习惯不合,不足征信。”(唐兆梅语)如谓“杜太后不顾引起皇族间的纠纷,要求打破传子的传统习惯,此在情理上深有未合。”(顾吉辰语)

据记载,昭宪是以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而亡国为借鉴,以“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为原则,嘱宋太祖立“金匮之盟”的。张荫麟先生认为这根本不合情理:

“杜太后死时,太祖年仅三十五,而皇子德昭年已十一。假太祖以下寿,则尔时德昭年已三十六岁……即以太祖〔实际〕卒时,德昭已二十六岁,亦不谓幼弱。彼杜太后何能亦何忍,预断其……壮子命必远促于下寿,而他日能继位之子孙,必不如柴氏髫龄之幼儿乎?此所谓‘金匮之约’大破绽一也。”




张先生这一诘难影响很大,曾为后世学者反复称引和发挥。但它却不能成立。

首先,即便昭宪顾命的动机真的不合情理,那么就可以断定顾命一事本身亦是出自虚构吗?显然不能,因为这一“不合情理”的动机可以是赵普、太宗所编造,也可以是昭宪本人为了实现某种本来就不合情理,或不便明说的意图(如史书多处记载昭宪“尤爱皇弟光义”)而强为之说,自为之饰。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至多只能说昭宪嘱立“金匮之盟”的动机不纯或不实,但“金匮”一事本身却不能谓伪。

其次,对昭宪动机的诘难和质疑,这本身仍与论者对五代宋初传立习尚的认识模糊有关。因为这种诘难恰恰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想当然的前提之下的,即在皇位的传继中,皇嫡子德昭必须优先。论者反复汲汲于“假太祖以下寿”,德昭的年龄将如何如何;太祖死时,德昭本已成年,又该如何如何,显然都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然而,五代宋初皇位传立观念变化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说在别的什么时期,作为皇嫡子的德昭具有无可争议的继位优先权的话,那么在宋初却根本不是如此。当时德昭只能是诸多皇位继承人中的一员,他可以被安排为太祖之后的皇位继承人,也可以不被安排为太祖之后的皇位继承人,并无什么天生和法定的优先权。其实,这一问题本毋须多论,因为赵宋王朝的人事安排本身亦早已否定了德昭的优先继位权。《长编》卷二记载,建隆二年七月(亦即昭宪去世后的次月),赵宋王朝公布了一道重要的人事安排:“以皇弟泰宁军节度使兼殿前都虞侯光义兼开封尹,同平章事。”按五代及宋初之惯例,宗室成员任开封尹,即意味着具有了继位人的地位,此一点有大量的历史记载为证,学术界对此亦无异议。可见,赵宋王朝在实际人事安排中,亦未曾考虑皇子德昭成年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总之,无论是从五代宋初传立观念的变化看,还是从赵宋王朝的实际人事安排看,皇嫡子德昭均无继承父位的优先权,他只是诸多皇位继承人中的一员。既然如此,那么杜太后生前提出“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原则后,自然就应该依据几位继位人的实际年龄情况,安排出最能体现这一原则精神的传立次序(太祖—光义—廷美—德昭),而毋需考虑是否会因“打破传子的传统习惯”而“引起皇室的纷争”,更不必考虑十几年后,或二十几年后德昭成年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了。

而且,“长君”云者,并不单纯是一个年龄上的概念。年长与否,往往标志着一个人政治上是否成熟,阅历是否丰富,才干、威望、贡献是否孚众,换言之,只有把年龄与经验、贡献等等结合起来,所谓“能立长君,社稷之福”才有意义。光义年长德昭十岁,工文业,多艺能,又出征带兵,替太祖镇守过京城,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和较丰富的社会阅历。更重要的是,在赵宋开基建国中,光义有策划缔造之功,这正是德昭无论如何亦无法比拟的。所以,即便是德昭能在太祖有生之年长大成人,但从“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原则看,仍应优先将光义而不是德昭安排为继位人。

至于廷美,其阅历、贡献与德昭相比虽不占有很大优势,但是既然德昭并无优先继位权,而光义又在“立长君”的原则下可以兄终弟及,那么将同为皇弟的廷美安排为继位人之一,也就同样是很正常的了。事有凑巧者,在昭宪嘱立“金匮之约”稍前,南汉则发生了举措相反,而却不无咀嚼意味的另一种安排。《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三月条:

“南汉宦者陈廷寿言于南汉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尽杀群弟故也。’南汉主以为然。丁巳,杀其弟桂王旋兴。”

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皇位传立观念在五代宋初发生过怎样的变化,说明“群皇弟”与“诸皇子”在继及问题上各自具有怎样的地位。

总之,只要放下“皇子德昭应有优先继位权”这一习惯性认识,从五代宋初传立习尚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会发现昭宪提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原则,并据此定下“太祖传光义,光义传廷美,廷美传德昭”的继及次序,实属正常心态下的正常之举,并无任何离奇难解之处。



三、“三传约”无破绽而多实据



张荫麟先生曾论定“金匮之盟”有五大破绽,此最为学术界所推重。其中第一、二大破绽,即昭宪嘱立“金匮之盟”的动机不合情理和“金匮之盟”为“盛德事”不应深锢密藏,应是昧于五代宋初传立观念变化的误论,对此上节已有论辨。其余三大破绽,若施之于“独传约”则或有理,而验之于“三传约”则无复有据。

如张先生谓,“金匮之盟”若果有其事,应为太宗即位“唯一证据”,赵普于太宗即位之际不应不献,太宗亦不应不发而昭示天下,以明得位之正,此为“金匮之盟”的“第三大破绽”。这初看的确是一个“破绽”,但在我们指出“三传约”和“独传约”的关系之后,这一破绽也就不复存在了。原始的“金匮之约”为“三传”,此对太宗并非完全有利,尤其是在其已经做了皇帝,并生过河拆桥之心时,更是如此。所以,其即位后对“金匮之约”不予公开,实非难解之事。至于张先生谓“金匮之盟”乃太宗继位之唯一证据问题,随着“太祖遗诏”的发现,这自然也就毋须多辨了。太宗早有或编造有“太祖遗诏”为正式的法定依据,又何须去公布对自己不完全有利之“昭宪顾命”呢?当然“昭宪顾命”若为“独传约”,太宗亦不妨将其公诸天下,以锦上添花;但若为“三传约”,自然就应另作考虑了。以太宗之个性和后来其对德昭、廷美的迫害看,其对“金匮”一事知而不宣,实乃最合情理之事。至于赵普,在“金匮”一事的公开与否上显然难起决定作用,若太宗本为立约人之一,或虽未参与立约,但却早知此事,也就根本不存在一个赵普何以不献的问题;若太宗即位后对‘金匮之约”已生厌恶之心,赵普即便是不知趣地献上“金匮之约”,也会泥牛入海,《玉壶清话》卷3正是作此记载。

张先生谓“金匮之盟”的第四大破绽为,“金匮”一事若确曾有之,何以不见载于《太祖旧录》,而仅见于《太祖新录》和《太宗实录》中?何以《太宗实录》谓太宗未参预订立“金匮之约”,而《太祖新录》中谓太宗亦为立约时之一人?

第一问最易回答。《太祖旧录》,据《长编》卷21记载,其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九月,其时,德昭虽死,而廷美尚正势盛,太宗既不愿将帝位复传之廷美,又在处心积虑地准备“除去这最后一块心病”(一年后即对廷美正式发难),自然不会允许在《太祖旧录》中记载“金匮”一事以“为廷美张目”了。史称,“《太祖实录》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即《旧录》),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⑤”正可作为此事之注脚。至重修太祖实录,即《新录》时,廷美、太宗均已作古,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宗、赵普早已合作出台了“独传太宗”的“昭宪顾命”,此时自然也就不会对“金匮”一事(自然是“独传约”不加收载了。

第二问,的确有些费解。不过若据此将整个金匮一事断之为伪,则更令人费解。金匮之事若全属伪造,则将只有一个蓝本,照本描摹,依样葫芦,恐正不会相悖如此。而若金匮一事有真有伪,而伪者又非纯伪,则两实录所记失之照应,遂前后不一,反倒合乎情理了。故此一“破绽”,不但难以说明金匮一事为伪,反适以证其可能非全伪。

另,《太宗实录》成书于太宗身后,但其所依据的材料则主要为太宗起居注,而历史上皇帝亲自调阅起居注者,则恰恰始于宋太宗。故可以断言,《太宗实录》所记金匮之事,必为太宗生前所钦定。其中言太宗未曾参与订立“金匮之约”,言直至太平兴国六年赵普上书时太宗对金匮一事才恍然大悟,凡此种种作态,无非要说“独传约”虽独对太宗有利,虽无太宗复传之廷美的记载,但文件本身的客观规定就是如此,而并非太宗所伪造,因太宗自己对此亦从无知晓。此适见其日劳心拙之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知北宋时期的所有官私文献中,也只有《太宗实录》记载太宗对“金匮之盟”毫无知晓,直到即位六年之后由赵普献出,方才恍然大悟(北宋以后,如《长编》、《宋史》等则几说并存,未作定论)。而其余官私文献均不作此记载。如《太祖新录》、《国史》谓太宗为昭宪顺命时的在场人;《玉壶清话》谓太宗虽不在场,但其即位之初,赵普已向其提及昭宪顾命之事,太宗当时却毫无兴趣;《涑水纪闻》则谓太宗自己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偶发金匮”而得知此事的。尽管这些记载本身参差难合,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在太平兴国六年赵普应召入朝之前,太宗对“金匮”一事已有知晓。这样,固然可以依据《太宗实录》所载,从“金匮之约”若果有之,太宗决不会毫无所知的角度,来反证“金匮”一事纯系子虚;但亦可根据不同于《太宗实录》的其余众多记载,提出另一问题,即太宗既然闻知“金匮”一事,为何长期避而不宣?不言而喻,这后一问题的提出要比前一问题具有更为丰厚的史料凭依,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后一问题中正包含了太宗对“金匮之盟”有所不满,乃至于改篡的可能。



张先生谓“金匮之盟”的第五大破绽为:因“金匮”而获得即位证明者为太宗,获得相位者为赵普。二人乃获益者。而能公开和证明“金匮”存在者,亦不出太宗、赵普二人,如此机密巧合,足见其造伪之态。按,此更是独对“独传约”,而与“三传约”无涉了。因为太宗、赵普只是公开过、利用过“独传约”,至于“三传约”,则二人不但从未公开,反而处处暗施反证,以否定其存在,所谓“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于汝弟”,所谓“廷美乃乳母耿氏所生者”,所谓“昭宪顾命,独指太宗”,如此等等,均是为否定“三传约”而发的。其实,此一问题本毋须多言,因为张先生亦明确指出,太宗断无伪造“三传约”以为廷美张目之理。

除张荫麟先生的“五大破绽”说以外,学术界对“金匮”一事的真实性还有一些诘难质疑。其大致属于两种情况。一是与张先生的“五大破绽”说相近,即使有些差微,亦无须再辨;二是已经离开了“金匮”本身为真为伪的问题,而另有用心。如若干论者都认为:“假若真有所谓金匮之盟,那么光义名份早定,何以临时即位时有‘烛影斧声’,经过一番争斗。”其实,赵光义是否篡位夺权是一回事,“金匮之约”之真伪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以为有文件规定好了继位程序,光义就会坐待大位,未免对政治斗争估计得过于简单。况且,“金匮之约”自订立至太祖去世,其间长达十五六年之久,光荫荏苒,太祖与光义的关系有无变化?太祖对“金匮之约”的态度有无改变?更是首先应予考虑的问题,如果无法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以十几年后的所谓篡位夺权(其实此事本身亦无定论)来否定十几年前的“金匮之约”,岂非刻舟求剑之论?

总之,学术界有关“金匮”一事的所谓种种“破绽”,或是昧于时代习尚的变化而误以常事为不情;或是仅据“独传约”发论而与“三传约”之真伪无涉;或是刻舟求剑,早已支离于“金匮”一事之真伪而成另一问题。故皆不足据之而将整个“金匮之盟”断之为伪造。

其实,“金匮”一事并非无实可征,史次渺然者。相反,在宋初的历史上,倒有若干绝非编造可能的客观史迹可与其互证。如昭宪病逝之次月,光义即出任开封府尹,按惯例已取得了继位人的地位,同时,年仅十四岁的廷美则封授兴元尹,山西南道节度使。开宝六年,光义封晋王兼开封尹,廷美则为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而德昭则一项不差地接继了廷美的原职。终太祖之世,其它宗室成员,包括十八岁的皇子德芳均未有得封节度使者。光义、廷美、德昭不但在身份上明显高于其它宗室成员,且彼此之间在职位上亦有递相传接之意。太宗即位后,又以廷美继已为开封尹,而廷美之原位复由德昭继之。并诏廷美、德昭位在宰相之上。上述人事安排,若不求之于“三传约”,实难再作别种解释。更有甚者,太平兴国六年九月,“独传约”出台,未逾月,廷美即位降宰相之下(德昭此前已死),此更足为“独传约”与“三传约”之关系添一实证⑥。



综合全文所述,我的结论是:“三传约”是原始的、真实的“金匮之盟”,而太宗即位六年后与赵普联手公布的“独传约”则是对原始“金匮之盟”的篡伪,但其保留的内容本身却是真实的。故整个“金匮”之事,是一桩有真有伪,而伪者又非纯伪的复杂事件。



附论:“金匮之盟”的历史意蕴



历朝开国之初,围绕着皇位问题,尤其是头两代皇位交接,都曾发生过较大的政治危机。究其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皇室内部权力分配不公造成的。一般说来,开基奠国,往往是家族成员同心协力的结果,但传统的立嫡立长制却往往使开国之后的权力分配与家族成员的贡献很难一致,由此伏下危机爆发的祸根。唐之玄武门之变,明之靖难之役,即其典型。赵宋开国,“太宗之力独多”,然太祖却有嫡子在焉。兄终弟及?抑或父死子继?从去如何,关系非浅。而“金匮之盟”的订立,无疑选择了一条避免或减轻危机之路(当然,也只有在五代宋初的那种历史氛围中,这种选择才不会显得突兀而易于为各方接受)。故太宗即位,尽管后人有所谓“烛影斧声”之议,但当时却未发生政治波动,不仅即位过程中未发一兵一卒,而且在其即位后的头几年里,亦未杀未捕一名宗室成员,未杀未捕一名朝廷要员,这在中国历代国初皇位交接史上亦是绝无仅有的。后来德昭、廷美的相继被害,与“金匮之约”所规定的“三传”程序不无关系。不过,太宗即位之初,却正是因明显作出继及姿态,对廷美、德昭予以破格安排,才保证了形势的迅速安定。故后来太宗一言相迫,德昭即惶恐自戕,干戈未动,廷美即束手就范。此较之于唐初的喋血宫门,明初的兵连祸结,实不可同日而语。

“金匮”一事,就其本质而言,乃士族门阀政治彻底消失后那种不重身世门第而崇个人才品的新的价值观念与当时少数民族中尚存的那种早期原始民主遗存互为激荡,对宋代最高层政治生活波及的结果,实非偶然。故“金匮之盟”本身在宋初似乎已遭破坏,但其精神则未全灭,两宋政治中时见其俤影。如南宋初年,正值靖康大难之后,赵宋皇室凋零。为稳定人心,当时刚刚丧子,但仍在“春秋鼎盛”(仅23岁)的宋高宗即在大臣的劝说下,毅然选太祖八世孙伯琮入宫,以备储嗣(若按“常情”看,此事恐伯比昭宪嘱立“金匮之盟”还要离奇)。高宗一生不堪之处甚夥,但此举却颇为可观,将其与“金匮”一事联系起来考察,彼此亦正可互增认识。又如,唐代曾发生过三次皇位内禅,“均属子逼其父,而父不得已”,而“宋代发生四次内禅……三次均属本人自愿⑦”这又不能不是某种新的价值观念的曲折反映。又如,太宗之后,“兄终弟及”者虽不再现,但立嗣之际,“遍观诸子者”仍不乏其例,而且宰辅集体讨论的意见在皇位的传继中往往占有很重的份量⑧。凡此种种,虽然均未逸出封建家天下之范围,但死水微澜,实有可注意者。史家之职责,正在观其微澜,“金匮之盟”真伪考不得不作者,亦由此也。



①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载《文史杂志》1941年l卷8期;邓广铭《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载《真理杂志》1944年1卷2期;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收《史学季刊》1940年1卷2期。日本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竺沙雅章《宋太祖与宋太宗》,方建新译,三秦出版社,1985年版;欧美学者这方面的论述可参看刘子健《宋太宗与宋初两次篡夺》,该文还介绍某些英文和台港方面的论著,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大陆学者最近几年有关这一研究的重要论著有:张其凡《宋太宗论》,载《历史研究》,1987年2期;李裕民《揭开“斧声烛影”之谜》,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3期;顾吉辰《所谓“金匮之盟”出于虚构》,载《宋史比事质疑》,书目文献出版杜,1987年5月版;《烛影斧声辨析》,载《黄淮学刊》,l989年l期;王瑞来《“烛影斧声”事件新解》,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唐兆梅《评〈杜太后与‘金匮之盟’〉》,载《学术月刊》1991年7期。以下凡引上文,如有必要,则只标作者姓名,不再另注出处。

②参见荣孟源《考订纪事》,载《人文杂志》1982年1—2期。

③参见漆侠《契丹辽国初期的皇位继承问题》,载《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3期。

④⑦参见张邦炜《论宋代无内乱》,载《四川师大学报》1988年l期。

⑥《清容居士集》卷41。

⑥各宗室或成员的人事安排均见《宋史》卷244《宗室一》。廷美降职事见《长编》卷22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

⑧参见王瑞来《论宋代的相权》,载《历史研究》198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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