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国对美国争取最好结果,做最坏准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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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辩证法大师,他说:“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138]我们上述研究的开展并不只是在罗列美国外交的失误,而是为了证明这种失误必然要产生的,同样也是本文主题所涉及的东亚力量均势将必然要出现的新变动的不可避免性。   人类的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和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的统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仅仅靠客观必然性的出现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呼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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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辩证法大师,他说:“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138]我们上述研究的开展并不只是在罗列美国外交的失误,而是为了证明这种失误必然要产生的,同样也是本文主题所涉及的东亚力量均势将必然要出现的新变动的不可避免性。



人类的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和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的统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仅仅靠客观必然性的出现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呼应。也就是说,处于在历史的转折关口的民族国家,要有非凡的勇气扼住命运的咽喉,促成历史的转变。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与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历史进程有十分近似的特点,因此,在这方面,早期的美国人是今天中国人的先生。



19世纪末的美国正值欧洲完成了从自由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转变,欧洲列强在殖民地争夺中开始进入衰落时期。这时的美国已是一个经南北内战实现了国家统一并在统一的民族市场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已跃至世界第一位。



生产量约为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其中煤、铁和钢的产量的增加尤为显着。1860~1900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三倍,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23%。[139]1900年,美国人口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列强中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其中城市人口及其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及与此相关的人均工业化水平、能源消耗等仅次于英国,均居第二位;而钢铁产量、总的工业潜力和制造业产量,均居世界第一。[140]美国已实现了工业品替代原材料出口。



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拥有巨大的工业能力的美国却没有相应的海外市场。直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而英国则占26%。[141]这就促使大财团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海外市场。18601~914年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美国的机器和钢铁大量涌入欧洲引起了英国的恐慌。



经济的崛起又加大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影响和地位。由于美国在同欧洲的贸易中具有巨大的顺差,欧洲必须以资本转移弥补逆差。尽管从欧洲向西流出的黄金可以通过欧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和由美国支付的航运业、保险业等服务行业部分回收,但欧洲黄金外流量仍是与日俱增。这种状况又因美国财政部储备黄金的政策[142]而使这种形势更为严重,以致美国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成了一个“巨大而无法断定的风箱,它不仅可以随时兴风作浪,而且偶尔还能戏剧性地将世界体系的动荡平息下来”[143]。



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提高使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需要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在其着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 [144]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87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5]



1889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146]1895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麦金莱总统利用英国身陷南非布尔战争的机会,一举拿下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等,并由此获得了太平洋的制海权。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47]今天的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海上力量发展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就是昨天早期美国走向世界的某些片段的回放,时间也正好处在新旧世纪之交。列宁是曾在俄罗斯历史上紧扼民族命运的咽喉并由此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政治家,他总结说;



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148]



19世纪末,英国人陷在南非战争中不能自拔,美国的政治家们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这个“特殊环节”并由此赢得了后来的历史;1950年美国人来到黄海并启动了朝鲜战争,毛泽东抓住历史链条上这个“特殊环节”并由此为新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机遇。1962年底,毛泽东巧妙地利用“古巴导弹危机”,在“高天滚滚寒流急”[149]的恶劣的周边环境中从西南方向出手在那里打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那么,今天的中国再次在黄海遇到由美国送来的“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我们当然也不能让这个“战略机遇”从我们手中白白溜走。列宁说:“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 [150]列宁的这个思想,对今天中国人理解当前的东亚形势也是有帮助的。



21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已经到了由量的积累到从东亚开始局部质变的“关节点”,而美国来到黄海、日本在钓鱼岛高调寻衅也同时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突破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海上封锁,掌握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个链条”提供了历史机遇。反者道之动,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提前做好准备。

(二)战略框架及战略边界



战略框架的设计属于战略哲学层面的工作。其基本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时空,其次是确定战略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脱离特定时空的战略对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确定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致知,就是在这确定的时空中确定战略对手和战胜对手的原则。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的边际。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不停转化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



与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险象环生”的形势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日益表现出“东急西重”[151]的特点。



东急,主要急于围绕台湾问题产生于中国东部海域的政治形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推进,进入21世纪后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已从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军事层面。国家经济重心之所在便是国家防务重心之所在: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部沿海经济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但这一地带却与包括“台独”在内的东海所有重要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这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比如中国上海、浙江、苏州等经济重心以及刚刚建成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离东海热点地区如此之近,以至仅靠我们陆基军事力量完成不了其安全保障任务。技术上说,尽管我们有了相当的海洋战略性力量,但如果没有台海统一,处于中国实际控制的东部海域,尤其是黄海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152]我们这些海洋战略力量的效用及与此相应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需的制海权就会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



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也不管从主权还是海权上说,台湾问题都成了中国制海权向深海推进最主要的瓶颈因素。因此,台海统一就成了中国21世纪上半叶海洋安全战略中时不我待的近期目标;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在中国同期海洋安全战略中便合乎逻辑地成了中远期目标。前者即台海统一反映的是中国核心利益,因而完成海峡两岸的国家统一也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环节。



这个时限与邓小平提出的“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153]的战略目标及其时限相吻合。具体说,与“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同步的制海权,对中国来说,主要集中于“第一岛链”东西两侧。



具体说来,决定中国近中期的战略重点在东亚区域,其中心任务是以台海统一为牵引,突破美国在东部海域长期强加给并意在海上封锁中国的日本南经台湾岛、菲律宾、巽他群岛、终至马六甲海峡的所谓“第一岛链”。至于从日本东进关岛南折菲律宾的“第二链条”,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中国制海权寻求的重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由于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扩展也有其先定的政治底线和极限。我们知道,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底线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的雅尔塔法权体系奠定的。在这个体系中,台湾——当然还有“满洲”“澎湖群岛”等——在法律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归中国,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利益一致并获美国外交承认,而与日本利益不一致,并没有获得日本外交完全承认。



这就是说,在第一岛链内有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台海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中美间的矛盾是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即雅尔塔法权体制中的冷战矛盾,这种矛盾中的中美关系在雅尔塔体制中是伙伴关系,而在冷战体制中则是对手关系。日本则不同,日本是受到雅尔塔体制制裁而又至今不服输的战败国。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表层看是冷战矛盾,本质上看则是体制(雅尔塔体制)性的矛盾。



在冷战中,日本与美国是伙伴,与中国是敌手,但在雅尔塔体制中,日本与美国、中国都是敌手。鉴于此,在日本没有明确表示不仅“尊重和理解”而且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之前,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关乎生死,而这生死矛盾又主要集中于“第一岛链”内,于情于理,中国都必须为完成台海统一而打碎“第一岛链”并将“第二链条”以西的海区变为真正的和平之海。



鉴于苏联解体后,美国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强化了其遏制中国海外发展的冷战政策,可以说,在打碎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是主要矛盾——这是由于美国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日本不仅没有对其在二战中的罪行认真反悔,而且还企图颠覆雅尔塔和平体制。

中国打碎“第一岛链”并不突破雅尔塔体制,而只是恢复本已在半个世纪前雅尔塔体制中确定了的中国利益,因此,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除日本外,中国此举并不触动亚洲其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利益,因而日本阻碍中国实现台湾及钓鱼列岛回归祖国的政策不会在东亚国家中得到支持,日本与中国在此方面的冲突也不会在东亚找到铁杆盟友。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从冲绳和宫古间穿越“第一岛链”的海上军事演习,引起日本的震惊,但日本的“抗议”在东亚国家中没有任何呼应。



更有甚者,2010年10月12日在越南河内召开的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前一天(11日),日本防长北泽在河内陆续会晤了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及新加坡5国防长,表示“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国际法来说,这都是毫无疑问的”。



各国防长均未对此表示完全赞同,纷纷要求日本谨慎对待。报道引述印尼外长的话表示“希望能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此事”。北泽在会晤各国防长时还谈到了中国“日趋活跃的海洋活动”,同时称,“各国应加强合作,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方希望与各国密切交换意见”。但据随行人员透露,各国防长都只对“广泛意义上的合作”表示赞成,发言中并未点名提及中国。[154]东盟国家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如此,那在台湾问题上,它们也会让日本面临失道寡助的尴尬。



但在第一岛链中的南海方向则是另一番情形。这里是第三世界国家集中的地区,其中许多在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与中国还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因此,这里不存在关乎雅尔塔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与东盟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关于南海主权争执属于在雅尔塔法权体制内部调整的范畴。



相反,它们与中国一起和日本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鉴于日本迄今仍未对当年侵略亚洲的行为认真悔罪,东南亚人民明白,一旦日本再取台湾,那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再取南海。中国台海统一可断绝日本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台湾归属中国自然也符合东南亚国家的根本利益;



也正因此,中国在台湾以南和台湾以北的海域即黄海和南海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矛盾和任务:在南中国海的矛盾当以调整协商为主线,在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域当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为主线;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55],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



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赢得的并为雅尔塔法权体系认可的成果,可60多年来,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只能看到而不能享受到1945年就得到的胜利成果,这对中国是极不公平的,这种状况也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



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156]现在中国已进入21世纪,而要实现台海统一,就必须打碎美国强加于中国的所谓“第一岛链”。



但在第二链条中,中国面临的对象性质则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区域东部海域的美国及其海上基地,尽管有冷战的性质,但还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安排,触动它就意味着触动中美俄等国用鲜血赢得的雅尔塔和平体制。如果中美两国要在冷战层面发生生死冲突,这对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利的,而对日本是非常有利的。



说句极端的话,即使有那么一天中国在这一海域赶走了美国,那这些“成果”也因中国无力消化而终为日本或其他大国攫取,这与当年日本占领南洋却因无法消化这里的“战果”而不得不丢给美国人的后果一样。所以在这一海域,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在不破坏雅尔塔体制前提下的协调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排他关系。


(三)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们必须知道,20世纪以来的太平洋稳定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合作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中美合作才平息了日本在这里的搅局,20世纪下半叶又是中美合作平息了苏联在这里的搅局。那么在21世纪,中美不管哪一方如果为对方所打倒,那结果对谁有利呢?那只有对日本这样不服从雅尔塔体制的国家有利,其代价就是受惠于雅尔塔法权体制的亚洲国家间再经历一次更为残酷的“太平洋战争”。



中美在太平洋上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深厚的历史前提。中国和美国一样,均是拥有广大版图的世界性的大国,双方之间横隔太平洋近两万千米的广阔海面决定了依中美各自的国力及由此决定的各自的扩张能力不足以撼动任何一方的国力根基,两败则俱损,两和则俱荣,因此,和平对这两个大国的未来具有长远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太平洋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太平洋稳定的前提是中、俄、美三国均未脱离雅尔塔体制。当时苏美间的冷战,只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利益调整和巩固,而不是打破雅尔塔体制重新展开的利益分配。同理,未来太平洋的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美国和俄国间——在中南太平洋区域更多的是中国和美国间——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合作。



只要这种合作及其雅尔塔体制前提不被破坏,那么中美之间的雅尔塔利益就能得到保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的战犯只有日本一家,因此,维护雅尔塔体制,也就保证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的雅尔塔法权利益,保障了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和平。



但是,雅尔塔框架内的中美合作应当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能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做出巨大牺牲并为雅尔塔体制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的雅尔塔法权权益有过分挤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这时如果还将中国压迫在“第一岛链”以西的浅海海域,既不可能,也不公平,更不能为中国接受。



事实上,“第一岛链”的防务已成了让美国感到巨大压力的包袱,美国已没有必要——当然也日益没有能力——守住“第一岛链”。既如此,为了美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应有的大国地位,美国何不借鉴19世纪60年代沙俄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看到美国南北统一后美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便建议沙皇迅速放弃阿拉斯加于美国的智慧——正是这份智慧保证沙俄后来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并为后来的苏联打下了可以守得住的国基——向中国放开包括台湾在内“第一岛链”呢?



目前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中国走出“第一岛链”必然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但这种认识并不具有可信度。[157]1972年毛泽东同志告诉尼克松,他喜欢右派,[158]这是因为1972年的美国右派尼克松懂哲学,知道美国的国力扩张的边界何在,而当时中国的左派则不知中国的国力边界在哪。



今天美国的右派已不那么令人喜欢了,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哲学。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即使美国在其力量达到高峰时也没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制,那将制海权伸到太平洋东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而言更是不可思议的。既如此,上文中做出中国一旦突破其外围海域,“就将前往太平洋的中心地带并借此东进,它的首要重点将是获得南美和中美洲地区的军事基地”的结论,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又是什么呢?



今天美国战略思维似乎又回到当年凯南的遏制思路,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无异于二次灾难。令凯南事后后悔不迭的“遏制政策”将美国逼送上在全球范围围堵苏联的不归路,结果是,在打倒苏联并在欧洲推倒了雅尔塔体制后欧盟大获其利,而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倒欧洲世界霸权的国家则先后崩溃和衰落。



科索沃战争后,欧洲版图在美国老布什到小布什总统们的帮助下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接下的局面便是曾经的战略清道夫美国同其美元被逐出欧洲。普京看到并提醒美国人注意这种危机,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指出:



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



“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做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159]



普京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小布什并不知道普京在讲什么,他竟不靠谱地指责苏联在“二战”后“镇压东欧”并无知地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160]。 2008年2月22日,普京在会见独联体国家领导人时说,科索沃独立是一个可怕的先例,打破了数世纪以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必将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那些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终有一天将自食其果,遭到报应。



普京说的这个“国际关系体系”更多的是指美苏共建的雅尔塔体系。但这时的美国领导人已没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他们不知道目前的世界体系及其中的美国大国地位是怎么奠定的,他们更不清楚“埋葬了雅尔塔体系”也就“埋葬”了美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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