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左宗棠战和观之比较(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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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李鸿章与左宗棠都是能够左右朝廷决策的封疆大吏,他们的言行都曾深刻地影响过晚清的政局,在战和问题上即是如此。全面、客观地比较两人战和观之异同,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个人思想,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战和问题的认识。长期以来,学界对二人的战和观有所关注,但缺乏深入的比较研究,一般只是笼统地强调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而对其之所以主战与主和的原因缺乏深入地探讨,对其各自战和观的历史演变缺乏阶段性的分析。因此,所得结论往往流于简单化,道德评判往往多于事实考辨。本文无意于重新评判李鸿章与左宗棠主和、主战的道德是非,只想对二人战和观之演变与异同作一梳理,剖析其主战主和的深层原因,以期对二人的战和观有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 共识:外须和戎 内要自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基于对当时特定条件下敌强我弱现实的深刻体认,洋务派在外须和戎、内要自强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作为其领袖人物,李鸿章、左宗棠概莫能外。


李鸿章关注洋务始于1861年沪上镇压太平天国之时。由于长期与洋人会剿杂处,李鸿章很快认识到敌我实力悬殊,主张外要和戎、内要自强。到上海不久,他曾致信曾国藩表示:“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当与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以副荩念”。[1]在他看来,中外实力相差悬殊,中国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2]“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3]既然“势”不如敌,只好“和戎”。李鸿章既是和戎的倡导者,也是和戎的忠实实践者。


与李鸿章相比,左宗棠留心洋务较早。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就十分关注战事的进展,曾多次致信贺熙龄询问战况:“洋事不知近如何说,兵心涣散,实出意外,岂彼族别有蛊厌之术邪!”[4]南京条约缔结后,左宗棠痛心不已,悲叹道:“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市不可绝,则鸦片不可得禁。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如之何?”[5]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左宗棠是主战而反对言和的。对于林则徐的被革职,他愤懑不已,感叹“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当琦善被拿问后,他认为“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末由震动。”[6]中国的战败给左宗棠以极大的打击,自此以后,洋务成了他留心的时务。经过多年的关注、思考,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起之时,左宗棠在战和问题上有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主张。


1858年《天津条约》签定后,左宗棠致函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的战和主张。他说:“弟于道光十九年后,即留心此事(指洋务——作者)。以现在局势而论,非款不可,然款亦非战不可,必然之理。今舍战而言款,则亦不过暂时苟且之图而已”。[7]左宗棠的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认同和戎。在他看来,就现在的中外局势而言,中国无法与西方抗衡,故而只能言和。其二,和戎是暂时的,最终目的是要卧薪尝胆,图谋自强,战胜西方。可见,尽管左宗棠认定将来“非战不可”,但他更强调了当时中外局势下和戎的必要性。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左宗棠是主张和戎而非决战,并因此在诸多中外交涉中与李鸿章态度一致。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在“和戎”宗旨之下,“曲全邻好”,苛求津民,并因办理过柔而横遭清议苛责。然而,左宗棠、李鸿章却对曾国藩表示了极大的认同。左宗棠在论及案津时,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8]李鸿章更是对曾国藩的处境深表同情,曾致信同僚说:“侯相为教案获谤,今日局面岂可遽议翻腾?老成谋国,究非卤莽灭裂者比”。[9]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之时,李鸿章、左宗棠虽都主张积极备战,但二人对开战都有所顾虑。在李鸿章看来,尽管“中土良将劲兵,非不足以摧强敌”,但他还是强调“边衅一开,以后乘危蹈瑕,防不胜防”[10]。因此,他多次告诫沈葆桢,“但扎堵境内,不遽开仗挑衅”。[11]左宗棠同样表示,尽管目前“轮船已成十五号,洋防可固。更得劲卒余万,以次航海继进,陆路亦有把握”,“惟此事肇端虽在一隅,而事体实关全局”,而不可轻举。 [12]日本吞并琉球后,清议纷纷请战,主张东征。李鸿章则强调“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13]左宗棠同样“言防而不言战”,他致信同僚表示:“日本废琉球为郡县,廷议主用兵。弟于总署商询之初,只言防而不言战,并本在闽时见闻所及言之。闻沈幼帅入觐,有主战之议,料谟谋者或不谓然。”[14]即使是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后,左宗棠也反对急于与俄开战,他分析中俄形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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