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潜流


一、千年世界级巨富


我在“中青在线”网站读到一条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千年最富50人中国6人上榜》,全文抄录如下: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报日前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说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几百万银元。


这种大视野看起来很痛快,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但我恰好留心过刘瑾的家当,也抄录过与明朝国库有关的一些数字,看了刘瑾家的金银数目便感觉疑惑,似乎数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国库的白银存量,更是错得离谱,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丰盈,太仓(专门存银子的国库,又称银库)的白银储备不过600万两,《亚洲华尔街日报》却说刘瑾一家就有725万公斤,竟敢说明朝破败时还有200万公斤,其误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祯真有这笔相当于20年中央财政现金收入的白银储备,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缴获这一大笔银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国大举搜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隐约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数字,李自成打下北京,发现太仓里只剩下20多万两白银,不禁感叹道:这么个大国,只有这么点银子,岂能不亡?——我查不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了,姑且摆在这里,仅供参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错,怀疑翻译错了,就上网搜索原文,结果在TheWallStreetJournal(WSJ)的网站找到了出处。翻译果然有些小错。下边是我选译的刘瑾简介:


刘瑾(1452~1510)


社会地位:宫廷太监


财富来源:渎职


财产:金银


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时,他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译者注:折37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3360公斤),白银2.59亿盎司(译者注:折805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725万公斤)。作为对比,明朝倒台时皇宫国库只有白银3000万至7000万盎司(译者注:确实可以折为200万公斤)。不过,关于刘瑾的财富的报道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历史学家们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们:太监干政时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并不想在数字和细节上较劲,要紧的是刘瑾荣登千年世界级最富排行榜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刘瑾、和的上榜,揭示了潜藏在中华文明光辉表面下的大东西。我想深究的就是这种东西。华尔街错多错少并不要紧,只要在刘瑾“富可敌国”这个关键点上没错,我的深究便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几步,想算算账,折成人民币算一算,搞清楚刘瑾家到底有多少钱。我估计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此感到好奇。


这一追还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来华尔街提供的刘瑾家产数字大有根据。


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6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13,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陈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35,(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1/5,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42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法。“累数百万”,到底是100万还是900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200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200万两。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200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8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1∶7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10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2。我刚刚上网查了,2000年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监的1/3。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家产为113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10,这两年让那些IT暴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5,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有赤金58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3。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和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二、财政阴史


国库的银子汇集百川,来历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间,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库惊现于国库侧畔,地面径流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毛渠,即正四品官员每年288石米的俸禄,折合白银144两。按照这种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满刘瑾家的水库也需要47万年。实际上,司礼监太监刘瑾虽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认为太监无须拉家带口,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粮和服装,折成银子还不及四品文官的1/10。这就是说,地表径流需要500多万年才能注满刘瑾家的水库,而刘瑾的积累仅仅用了5年。理论与现实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释么?


只要一想到解释,任何人都敢断定:地表之下必有潜流,有阴沟,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就借用世界名人刘瑾的声望,称这套地下网络为“刘瑾潜流”。


古有食货志,今有财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闻,看过的史、志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地表径流上:罗列各州县的钱粮徭役,国家的盐铁茶马,酒榷商税,着重描述并解释种种明面上的开支收入及其变迁。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地下潜流在资源的总流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描写“刘瑾潜流”的财政史只能叫“财政阳史”,如欲完整,还应该补上“财政阴史”。


“财政阴史”很难写,那些阴账暗账恐怕早在阴沟里烂没了,找不着了。这么说并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其中就扎扎实实地谈到账本问题,他要求建立四个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奉幕修等项”;这两项都是明账。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这后两项显然是小金库的账。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假如我们掌握了许多这样的账本,“财政阴史”就会好写一些,不过仍缺少“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对这个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单填补一二了。


我下边要做的,就是在刘瑾周围搜集一些历史碎片,尽量拼凑出“刘瑾潜流”在明朝正德初年的历史横断面。实在凑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胜于无而已。


三、抽水机规则


正德初年,刘瑾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


按照级别,给事中不过“从七品”,还不如七品知县的官大。按照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六科给事中在皇帝身边负责监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诸司,各部各地的大员们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给事中在名义上也有权“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科道之官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在科道任职,成为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员,乃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一个美梦成真的人何必自杀?


《明史》卷188上说,那时刘瑾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读完这段介绍,我仍然不懂周钥何必自杀。1000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万人民币,诚然是一笔大数。但这笔贿赂即使像债务一样硬,确实还不起又能怎么样?竟值得自杀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个给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150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如果不是这场大雨,恐怕二位早就中暑死了。


原来是著名的150斤枷。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资源分配规则。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抽水机规则”,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或者,索性就叫“横(第四声)规矩”。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但是刘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钓饵,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过去,他径直把钓竿换做鱼网,将进京的官员一网打尽,直接往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了马力硬往上抽。


刘瑾的管子长度有限,口径也太大,通常够不着下层百姓。按照渠道系统的分类方式,最高级别的渠道为干渠,次为支渠,再次为斗渠,下为农渠,最下为毛渠。刘瑾看不上农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钥、安奎之类的中央监察官员,被刘瑾像堵住笼子抓鸡一般地随意收拾,其实他们出了北京就是官场上的鹰。在他们监视之下的地方官员很愿意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纳贿,明末也流传着给事中是受贿之王的说法。如今这些大王必须统一向刘瑾纳贿了。上述官场之鹰的总数,六科给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监察系统还有一批官员,大约20多人,他们挂着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这些鹰也要统一向刘瑾纳贿。


《明史·宦官列传》说,当时内阁的焦芳、刘宇(近似国务委员),吏部尚书张(主管官员任命的部长),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近似国民党的中统局长兼总统侍从室主任),都是刘瑾的心腹。他们变更原来的制度,令各地巡抚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时向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来,被逮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来晚了,几乎被判罪,贿赂了之后才让他“试职”。《明史》卷186还提到一个叫冒政的清官,挂着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巡抚宁夏。冒政为官廉洁,刘瑾索贿不得,就找了一个岔子将他逮捕,又罚米三千石。刘瑾死后,冒政才恢复原官职退休。


比监察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


《继世纪闻》卷二说,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银2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员无奈,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回任后,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继世纪闻》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规定,各地官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刘瑾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1000两银子,多的要到5000两。不给的则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13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按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布政使(近似省长,从二品)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折银不过288两,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正副二职计,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


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盐政、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譬如盐引制度之类,解释清楚已不容易,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我在这里只选一个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


《明史》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正德三年,安国考中了武状元,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进署指挥使)。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安国和同时中武会举的60人都拿不出钱来,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编之行伍),随时听候调遣,禁止擅自归家。这60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几乎难以维持生存。而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收用他们。直到刘瑾死后,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接父亲的班当军官。


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这属于权钱交易,不是抽水机运转。除了数额特别巨大,交易对象身份特殊,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这些行为并无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这里暂且从略。


总之,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官员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费用,如同对黑手党欠下的保护费。汉语好像还没有对此作出区别,将这两种性质的钱财潜流统称之为贿赂。考虑到刘瑾敛财主要依靠让对方流血丧命的暴力,这笔财富应该叫作“血酬”。


四、抽水机是怎样制造的


监察御史蒋钦向皇帝揭发说:……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每人1000两银子,甚至有要到5000两的。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拔。全国都感到寒心,惟独陛下把他放在身边使用。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把贼当成心腹了……请立刻杀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刘瑾牌抽水机运行的初次记录。蒋钦写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闰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刚刚挨过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4可见刘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来破坏捣乱。


为了理解当事双方的勇气,刘瑾抽水的勇气和蒋钦跳出来砸抽水机的勇气,我们要追溯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一场殊死搏斗。


刘瑾很会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极时不过15岁,喜欢玩打仗,刘瑾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日进鹰犬、歌舞、角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瑾便日渐信用。


文官们听说以刘瑾为首的八位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不学好,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近似国务委员)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一堆尚书(近似部长)、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小皇帝烦透了那些文官讲大道理,却被五官监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历法科科长)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刘健等人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瑾,以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众大臣摇旗呐喊,声势大振。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和阁臣们商量,把刘瑾等人发到南京闲住。


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瑾。刘瑾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瑾,王岳为内应。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瑾报警。刘瑾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哥们儿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哭到小皇帝动了心,刘瑾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除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瑾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次日早朝,众大臣正要伏阕面争,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其实,在与皇帝讨价还价时,除了说两句“皇上,这样对陛下不好,那样对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里并无王牌,皇上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按照常规,辞职报告连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礼貌,但刘健等的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了,除了李东阳谁也不挽留。在官场的语言中,这就等于让刘健等人滚蛋。同时,任命焦芳入阁为大学士。刘瑾初战告捷。


刘瑾立刻开始镇压反对派,杀人立威,扩大战果。首先派人追杀充军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责”上疏请留刘健的六位给事中和13位御史;再次把上疏为给事中挨打鸣不平的王阳明等四人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贬谪;然后又杖死杨源——那位拿星相说事,险些要了刘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长。直打得朝廷上下鸦雀无声,刘瑾大获全胜。


《明史》说,刘瑾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瑾便奉旨独断专决,不用向皇上汇报了。5


刘瑾牌抽水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厂的。由于出厂许可证是最高领导签发的,许多隐蔽和伪装无须再用,潜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横规矩。


遥想刘瑾当年,手握重权,口含天宪,连战连捷,心气难免大壮。实际上,明眼人早把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像百川归海一般滥觞了。


大约在正德元年岁末,右都御史刘宇(主管官员监察的常务副部长)通过大学士焦芳的介绍拜见了刘瑾,刘宇的见面礼是上万两银子(约400万人民币)。据《明史·阉党列传》记载,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明史》说,当时刘瑾“初通贿”,对贿赂的期望值不过几百两银子,见了万两银子不禁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刘宇的投资迅速获得回报,正德二年正月,刘宇升为左都御史(主管官员监察的部长)。


刘宇知恩图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发现刘瑾特别恨御史仗着谏官的职权说三道四,便请来一道圣旨,发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点小过失就打他们一顿屁股。刘瑾见刘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给了这位御史首领新的奖赏,让他当上了兵部尚书(主管全国军事),加太子太傅——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贿赂狼藉”,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当他再次高升,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的贿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势力壮大了,政策选择空间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为“抽水政策”。“抽水”并不排斥“等水”,主动流过来的照旧接纳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觉性的干部,刘瑾可以直接过去抽,这就主动多了。显然这是一项对刘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颁布试行后,总的反应也是好的,只有蒋钦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


蒋钦已经随着众多御史跳出来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刘健,结果全体挨打,各自30廷杖,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照明朝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廷杖时可以穿棉裹毡,刘瑾改了规矩,廷杖要扒下裤子打。据说刘瑾训练打手很有一套,做个皮人,里边塞入砖头。练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后看那皮子依然完好,里边的砖头却要粉碎。练轻的,就在皮人外边裹上一层纸,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后连纸都不许破。行刑时,只要监刑太监的脚站成外八字,就轻打。如果站成内八字,就往死里打——当然,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确证的传说,不过,设身处地替蒋钦等人想一想,谁有胆量去试试真假?


蒋钦第二次跳出来后,又被打了30廷杖,打完后关入监狱。第二天,蒋钦又在狱中动笔写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狱中的枕头上,终于还是难以沉默不语。……请陛下将臣与刘瑾比较一下,是臣忠呢,还是刘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为什么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个逆贼呢?臣的骨肉都打烂了,涕泗交流,72岁的老父亲也顾不上赡养了。但我死了并不足惜,陛下随时可能遭到亡国丧家之祸,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杀掉刘瑾,悬首于午门,使天下都知道臣蒋钦直言敢谏,知道陛下英明诛贼。如果陛下不杀此贼,就请先杀了臣,使臣能够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臣不愿与此贼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据《明史》和《明通鉴》共同记载,蒋钦在狱中起草上疏时,灯下微闻鬼声。蒋钦猜测这是祖先之灵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后遭遇奇祸,于是整顿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声告诉我。果然,墙壁中传出更加凄怆的声音。蒋钦叹道:我已经献身国家了,按照忠义的要求不得再顾私利。如果从此沉默不语,对不起国家,那才是对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说完继续奋笔上疏,说,死就死,这份稿子不可更改!于是鬼声停息。


上疏递了进去,又换来30廷杖。三天后蒋钦死于狱中,终年49岁。


实践检验证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于是,这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横规矩就在各种备用规则中横空出世,成为刘瑾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我们也不好过分责备刘瑾。抽水机规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刘瑾这位太监所能决定的,刘瑾不过是在皇权不受制约的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权力,因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权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诱人的物质利益就显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间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权力格局不改,抽水机总是难免出现的。只要存在个别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们将几颗管用的官印混到手,有了蛮横加害的能力,刘瑾的徒子徒孙便难免繁衍开来。这种繁衍与性能力无关,与武器装备有关。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要他几条人命都没事,要几个钱又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