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大陆失败主因是无法遏止的逐级腐败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中退守台湾,这年他六十二岁。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间,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节节逼退。原本蒋介石思忖既能度过险恶的八年抗战,对打击中共自然更是信心满满。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激起经济的动荡,人民对中央失去信心,这成为国民党顿失政权的最大原因。抗战期间,蒋介石尚从容自若,而在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屡屡情绪失控,大声咆哮。

贪污腐败与众叛亲离同现


一、“五子登科” 官员腐败盛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逃往台湾之后,国民党朝野上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回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人们广泛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欢呼。”① 蒋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可谓风光一时。与此同时,美国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在威望上、实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失败。1947年6月,蒋介石还曾经自夸:“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丰富十倍。”但是,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②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①


客观地说,戴维·伯和艾奇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国民党的腐败却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②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③。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④


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题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和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⑤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上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①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② 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③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失误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1945年至1946年前后的战后“接收”只是国民党威信下降的开始,那么,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的威信已经是急剧下降,不可收拾。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由于军官腐败,克扣军饷,国民党士兵生活极为凄惨。“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而是进了将军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① 军队的军需也发放不及时,经常是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


“再就是有所谓的‘纸上兵’。一个师本应有一万人,中央政府按这数字付饷给指挥官,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于是他将多余的钱装进了腰包。②


“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汤恩伯)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


“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①


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②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再来看行政机关的情况。1949年前后,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③。蒋介石在不少场合都发表过讲话,要求属下多考虑人民。但是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他的话没有人能听进去,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绩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④“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①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②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国民党统治集团会如此的腐败?事实上,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受监督的特权,社会中就会存在腐败。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1949年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内的独裁有加强的趋势。“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③ 可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民党政权显然无能为力。因此,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二、“油枯灯灭” 众叛亲离上演


军队不堪一击,政治腐败盛行,国民党统治行将就木。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国民党官员陷入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众叛亲离成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象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① 蒋介石宠信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②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及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③ 蒋经国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正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④。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中陈述说:“在政府内,一种悲观和失败的心理正在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还注意到,随着局势继续恶化,此种情绪越来越广泛深刻。那些薪水过少并且遭受着一切通货膨胀之苦的官员们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与共产党的争执不能为一纯军事手段,或至少不能由一种使政府全力保持优势和不受侵犯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现在静观待变的人为数日多。”⑤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就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也失去了与党国共存亡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或者因为对国民党统治完全失望,悲观至极而自杀,或者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转而投奔共产党。陈布雷、戴季陶就是前者的代表,陈仪是后者的代表。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蒋介石的“文胆”,追随蒋介石20多年,为蒋介石写了数不清的文稿,是蒋介石极为倚重的一个人。


1927年,陈布雷第一次面见蒋介石,就因为敏捷的才思、流畅的文笔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多年来,蒋介石对陈布雷一直非常尊敬,恩宠有加。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人,陈布雷知恩图报,他把自己比作“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对蒋介石近乎“愚忠”。但是,作为文人,陈布雷又具有对政治的天然敏感,他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有很清醒的认识。尤其是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接触过很多秘密材料,更加深了其对当时社会弊病的认识。例如,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针对国民党内的“劫收”现象,对下属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他平时对陈果夫、陈立夫两人比较尊重,但是,当他看到二陈也参与了“劫收”时,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合作办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①


文人对现实的、政治的清醒和蒋介石集团的腐败,如同两种力量,时刻在撕扯着陈布雷。一方面,他对现实社会的腐败情况不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总是“明主”;国民政府虽然腐败,但总是正统。“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他无法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分裂人格。陈布雷的神经衰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并越来越重,以至于每天晚上都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随着国民党政权所处局势的越来越恶劣,陈布雷的“心病”也越来越重了。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两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而这时,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又试图通过陈布雷来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据当时陈布雷公馆的警卫员回忆:“济南失守后,局势越来越紧张。全国物价又在迅速上涨,蒋经国在上海弹压未能成功,各城市随之闹起粮荒。国民党内主和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力主国共和平谈判。但党内好战势力强大,他们只得寄希望于陈布雷,要请他去劝蒋介石。这一段时间里,邵、张等人频繁地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


……


“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看到陈唉声叹气。他与下属谈道:抗战八年,用尽了精力,终于取胜了。今天的‘戡乱’,难以成功啊!他的情绪越来越坏,香烟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张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来到陈公馆,陈显得进退两难。”①


1949年下半年,陈布雷在不同场合旁敲侧击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以和平途径解决内战问题。但是,很不幸,陈布雷的劝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并因此而大发雷霆,说陈布雷是主和派,“脑子坏得不能用了”。陈布雷面对这种状况,内心极为痛苦。据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回忆:“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决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布雷先生开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只能吃一小碗饭,菜也吃得很少。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吟着唐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里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两三次。”②随着战局的推进,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陈布雷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因此精神更为萎顿,完全垮了。有一次,他到上海去看望妻子,在火车上蜷缩在车厢一角。左舜生遇到他问:“布雷先生,近来身体如何?”陈布雷回答:“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了不能再用了。从前偶尔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却已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③ 这句回答真是一语双关。其实,这一时期,无法修理的,何止是陈布雷自己的身体呢?陈布雷的悲观失望是那个时代国民党集团内人们的整体心理反映,国民党政权确实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


彷徨无措,极度失望之下,陈布雷终于动了一死之念。而最终使陈布雷下决心自杀的,是1948年11月1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内容以军事为题,话题的中心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整个会场上所讲述的基本上都是些令人丧气的消息,弥漫着失败的阴影。陈布雷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与蒋介石观点不一致的看法,这在他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但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陈布雷在会上的观点让蒋介石大发雷霆,态度决绝,言辞尖刻,甚至提出让陈布雷告老还乡,“领管一个寺庙”。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陈布雷。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了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①




当天晚上,陈布雷写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其中写道:“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枯灯尽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②


陈布雷一生从事宣传工作,很懂得措辞的艺术。这篇日记表面上看,似乎陈布雷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而自杀,实际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现实的深深的绝望。其中,“油枯灯灭”一词,竟成为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一句谶语。


12日晚上,陈布雷告诉手下人,要赶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需要安静,因此,不见任何来客,不接任何电话。实际上,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写遗书。陈布雷写完遗书后,服用了超量的安眠药,和衣躺下。13日上午,陈布雷的侍从感觉到异常,进入陈布雷卧室察看时,陈布雷已经死亡。当时,蒋介石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当他得知陈布雷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宣布休会,赶往陈布雷公馆。“国难未纾”之时,“天夺良辅”,③ 陈布雷之死让蒋介石非常伤心。他写下了“当今完人”的条幅作为对陈布雷的盖棺定论。在国民党统治行将灭亡之际,陈布雷以自杀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国民党政治前途的失望,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给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增添了几许悲凉的气氛。还没等蒋介石从陈布雷自杀的阴影中恢复过来,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的又一名高官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同样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戴季陶,谱名传贤,复字季陶,四川广汉人,长期追随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蒋介石集团的理论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戴季陶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民国。民国是他的希望,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在国民政府中任考试院院长。这一时期,戴季陶本来是准备做一番事业的。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逐渐击碎了他的梦想。随着时局的发展,他越来越发现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处于人心离散、大厦将倾之境地。支撑戴季陶身体的意念倒塌了。戴季陶感觉到民国从来没有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民国今日之存亡,已成问题了。”面对此情此景,戴季陶感觉自己回天乏术,无法阻止其灭亡的命运,因此萌生自杀的念头。1948年9月上旬和12月中旬,戴季陶曾两次服安眠药过量,皆昏迷不醒,幸亏挽救及时,幸免于死。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之死沉重地打击了戴季陶。陈布雷与戴季陶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蒋介石的忠臣,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文胆。陈布雷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路该往何处去?戴季陶看不到希望。他拖着病体赶到陈布雷的床前,号啕大哭:“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经死了。”说着说着,他一下子扑到陈布雷的尸体上去。① 戴季陶从此对生命更为消极了。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戴季陶精神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他曾对随从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贰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将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藏。”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戴季陶已经看透蒋介石大势已去,其天下将失,但同时,他又表示不当贰臣,不向共产党投降,“要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蒋介石失败了,他不跟着走,又不肯向共产党投降,他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到广州后,戴季陶积极筹划回家乡四川事宜,准备叶落归根。1949年2月,已经将专机备好。但是,因为连日天气恶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上,戴季陶仰望满天的星星,曾说:“看样子,明天可以飞回成都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2月12日下午,医治无效过世。


蒋介石得知戴季陶自杀的消息后,他的震惊、心痛远远超过面对陈布雷之死。毕竟,戴季陶是国民党的###,是蒋介石最有力、最忠实的支持者、谋划者和理论支持者。长期以来,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现在,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戴季陶却撒手而去,这给了蒋介石极大的打击。与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的“以死殉国”不同,面对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中部分高官决心离开国民党阵营,投奔共产党。陈仪即是其中之一。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1948年夏天,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穷途末路,他表示要“采取以人民利益为重,顺应时局变化的方针”①。1948年底,他积极准备起义,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1948年12月,陈仪曾对他的亲信分子透露,在徐蚌会战中,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已经无能为战,只有和共产党妥协谈和的道路可走。陈仪还向蒋介石上书,其中说道: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1949年1月19日,他在《东南日报》上公开着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戡乱,人民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种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戡乱”战争,说有关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①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陈仪已经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


但是,陈仪在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试图联合汤恩伯一起离开国民党政府,投奔共产党。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陈仪准备通电起义,但苦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起义安全无保证。因此,他总想串联一些军队和他同时起义,这样就不仅可以确保起义安全,而且还能壮大声势。


找哪支部队一同起义呢?陈仪首先想到的是汤恩伯的军队。当时,浙江、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统归汤恩伯指挥。汤恩伯又是陈仪的旧部,与陈仪私交甚厚,两人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陈仪认为凭借这种关系,完全可以策动汤恩伯率部和他同时起义。1948年冬天,陈仪在上海晤见了汤恩伯,劝说他进行起义。但是,陈仪万万没有想到,他最信任的汤恩伯忘恩负义,出卖了他。据陈达回忆:“事后,据汤的重要帮凶毛森对我说: ‘汤先生(汤恩伯)告诉我,陈公侠(陈仪别号)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做傅作义第二,居然劝汤先生投降共产党。这个老糊涂,真岂有此理!’毛森又说:‘陈仪为什么要劝汤先生投降?他是因为手里没有军队。如果他通电投降共产党,汤先生只要用一个师的兵力,马上就可以把陈仪所能掌握的几根破枪全部解决。他真把汤先生看得太简单了,汤先生是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的,对党国,对总统(蒋介石),无论如何是要尽忠到底的,哪会听陈仪这一套鬼话呢?汤先生已经打电报给总统,请求免掉陈仪的浙江省主席,并嘱咐我们要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②


由于汤恩伯的告密,陈仪的起义计划破灭,并被蒋介石下令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1949年3月中旬,陈仪被秘密逮捕。陈仪被捕后,在解押他的飞机上,他还对飞机驾驶员说,国民党政权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驾驶员)能把我送到北平或延安去。可谓用心良苦!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把陈仪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高级军法合议庭以“勾结###”的罪名判决陈仪死刑。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已是“油枯灯灭”,各级官员对国民党政权不再抱有希望,众叛亲离成为时代的大趋势。难怪蒋经国慨叹“江河溃决”了。


三、回天无术 无奈民心丧失


1949年前后,国民党的军事败退、经济崩溃、政治腐败等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民心丧失。军队中,兵源靠抓丁拉夫补充,因此,士兵毫无战斗力;官场上,官员或“逃”或“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首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我们知道,战争的进行,需要稳定的兵源作支撑。但是,由于人民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望,他们不愿意为这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战争作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征兵时,人们千方百计地逃避。当国民党军队的兵源得不到补充时,他们就抓丁拉夫,强迫人民入伍。结果弄得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民心大失。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国民党抓丁拉夫的情况:“因为征不到兵,蒋介石就利用老法子,派人到乡下抓,这样就闹出许多惨绝人寰的事情。有些青年就迫上山去反对蒋介石,也有些青年不愿当兵,就拿钱送保甲长买别人来顶替。有时候买一个兵得花三五百万,有时要一两千万。这样一来,有钱的人也变穷了,穷的就变成炮灰。甚至有些人家没钱给保甲长,又不愿儿子去当兵,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三五百万,把钱交给保甲长,替他儿子买出别人,代他儿子去当兵。当女儿被人领走时,妈妈难过,用菜刀把自己砍了的有的是。还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记着中国传下来几千年的一种伦理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人家若没有后人,那是不名誉的事。只有一个独生子,被征去当兵,在战场上死了,这一家人就是绝了后。为了不叫他的儿子去当兵,又没有法子避免,怎么办呢?老太婆为了疼他的儿子起见,等他儿子睡着了,用两个很快的针把他儿子的两只眼扎瞎了。妈妈说:‘眼虽然瞎,娶个妻子,还会有后人。’类似这样的事,各城镇都有。”①


用这种强迫的办法征士兵,他们的战斗力是可以想象的。由于士兵“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部队所依赖的是现代的武器装备,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维持士气的动力和纪律,其结果是,他们对一些昂贵而精巧的武器与器械随意滥用,一旦损坏,就丢弃掉。尽管许多军官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精通业务,但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彼此间很不团结,缺乏合作精神”①。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溃千里似乎从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第一,军官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舞士气呢?第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第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报国呢?”②宋希濂的这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党对于这种情况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兵败如山倒”了。


再来看官场上的情况。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看不到希望,所以,在国民党“生死存亡之秋”,其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团结奋斗、力挽狂澜的决心和信念,反而只顾个人利益。他们或抓紧设计逃亡事宜;或抓紧时间敛财,为以后作打算;或抓紧时间享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唯恐“过了今日没有明日”。总起来看,当时的官场上,一类作“逃”的打算,一类摆出“混”的姿态。


首先来看“逃”的人。可以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是对之最好的形容。平津被围后,有路子的纷纷南飞潜逃。1948年12月25日的《大公报》对这种情况作了描写:“前天北平就有三千多人申请购票,督察总监部内竟似抢购挤兑一般,排成了长长的行列。这些登机离京的乘客,除少数有特殊理由的人们之外,其中大多数几乎都是社会的渣滓。平时腰缠累累,事急鸿飞冥冥。而其中有些竟是若干机构中各部门的首长。日常擅作威福,恣意享受,垄断把持,排挤倾轧,以保禄位、用私人。现在那一副精神,却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千方百计地争先逃跑,连办理交待的手续都不管了。还有若干人员更是眼明腿快,早就找借口、抓理由,出差京沪,故意逗留,今天却千呼万唤也不回来了。更有些没出息的人们,虽然身在平津,早已心驰港粤,整天凄凄惶惶的要伺隙溜走。就是这一大群人,把这个社会闹得好像乱纷纷的。其中有弃职潜逃的官吏,已经奉文缉拿,或要求押解回来,听候惩罚。然而这一班可耻的人们,一旦飞到京沪一带,正如蛤蟆跳进了池塘。在这逃难的高潮中,有谁过问这些事?由谁来负责把他们扣押解回?”


再来看“混”的人。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① 在上海,情况更是反常。“所有饭馆、旅馆、戏馆、跳舞场、电影院,无不挤得满坑满谷。特别是酒楼饭店,情形真是可怕。拼命地吃,拼命地喝,拼命地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钱似的。我们平时不大上馆子的人,一走进去,看到那种情形,真要心惊肉跳。那种盛况,恐怕就是升平世界,也没有那样的热烈!我们知道,今天内地乡村之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沉沦在饥饿线上。就是在上海,也随处可以碰见终日不得一饱的穷苦人民。然而你到那些饭馆、戏馆去看看,哪里会相信今日中国之穷呢?……这种情形,真好像世界的末日已快到了似的,每一个人都变得疯狂了!”②


在这帮“逃”和“混”的人的统治下,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连平时衣食无忧的学生,在逃难过程中,也 “只能住在公园、寺庙,或是城里的空房子里。他们变得日益沮丧。他们没有书,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卫生设施,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勇气去偷东西或是杀一条过路的狗来充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为官如斯,为民又如斯,在这种情况下,焉有不失民心之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民心丧失已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就此问题提醒国民党政府,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收拾民心”,苟延残喘。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醉,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