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澄清历史:谁说清朝军队就是大刀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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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的中文网络上,介绍中国火器发展的文章有很多。这些文章多数对清朝持否定态度,其中经常出现“清朝全面退回冷兵器时代”的说法,然而本人始终没有找到这种说法的原始出处,反倒在搜寻时发现与之完全相反的资料。 在蓬莱市政府的网站上,我找到这样一段资料。 按《登州府志》载: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始设登州镇,由总兵统管,总兵署在蓬莱县城南门内西北,辖陆营和水师营。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登州镇陆营编制为: 中营设游击1人(游击署在南门内糠市西)、守备1人(守备署在钟楼南路东)、千总1

近年的中文网络上,介绍中国火器发展的文章有很多。这些文章多数对清朝持否定态度,其中经常出现“清朝全面退回冷兵器时代”的说法,然而本人始终没有找到这种说法的原始出处,反倒在搜寻时发现与之完全相反的资料。


在蓬莱市政府的网站上,我找到这样一段资料。


按《登州府志》载: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始设登州镇,由总兵统管,总兵署在蓬莱县城南门内西北,辖陆营和水师营。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登州镇陆营编制为:


中营设游击1人(游击署在南门内糠市西)、守备1人(守备署在钟楼南路东)、千总1人、把总4人、外委5人、额外外委3人,马兵117人,守兵394人,马125匹;分管县城内西南、西北2坊、县城外西、北2关和雨山、郭东、苇羊、北沟4保,辖县城以西、以南5座烟墩;


装备兵器:箭844支,刀724把,藤牌27具,鸟机枪、马鸟枪、鸟枪244支,子母炮、威远炮、铁喊炮、劈山炮、抬炮、行营炮43门。


右营设都司1人(都司署在县城朱家桥东)、守备1人(守备署临都司署)、千总1人、把总4人、外委5人、额外外委3人,马兵115人,守兵368人,马122匹;分管县城内东南、东北2坊、城外东、南2关和东流、安香、解宋、羚羊4保,辖县城以东3座烟墩;


装备兵器:箭749支,藤牌27具,腰刀、牌刀、砍刀478把,鸟机枪、马鸟枪、鸟枪235支,子母炮、威远炮、铁喊炮、劈山炮、抬炮32门。


这是鸦片战争前夜,清朝绿营的编制和装备数据。登州镇的陆军分中营与右营两部分。中军有骑兵117人,步兵394人,总计511名士兵。这些士兵拥有各种火绳枪244支,火炮43门,总计有火器287件。右营有骑兵115人,步兵368人,总计483名士兵,他们装备了各种火绳枪235支,火炮32门。比例均超过百分之五十。


如果只有这一项证据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孤证,无足取信。但我又在《清史稿》中找到这样一段记载:


西藏旗兵,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前后藏各设番兵千。定日、江孜各设五百。前藏领兵者曰戴琫,其下如琫,又下甲琫、定琫。原置戴琫三人,二驻后藏,一驻定日,复增戴琫一人驻江孜。前藏番兵,游击统之。后藏及江孜、定日,都司统之。原有唐古特兵,归戴琫督练。初制,每番兵千,弓箭三之,鸟枪七之。嗣选唐古特兵三千,鸟枪、刀矛各半。至是新设额兵三千,每千人五成鸟枪,三成弓矢,二成刀矛。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清朝中期西藏驻军的装备构成,火枪的装备也达到百分之五十。两段资料相互印证,火器装备的比例大致相同,这个比例应该是清朝正规军的定制。由此可以确信,入关后清朝的军队一直装备着数量可观的火器。其中登州绿营拥有火器数字明确,种类详细,根据网络上流传的某些说法,绿营只能装备较次、较少的火枪、火炮,那么待遇、装备均优于绿营的八旗装备的是什么呢?目前本人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不敢断言。


清军鸟枪运用的标准战术被称为“九进十连环”,这显然是一种依次开火形成持续火力的战术。《清史稿志一百十四》中有相应的记载。


康熙……十九年,定每年演放红衣大砲之期。二十八年,定演砲之制。每年九月朔,八旗各运大砲十位至卢沟桥西,设枪营、砲营各一,都统率参领、佐领、散秩官、骁骑砲手咸往。工部修砲车,治火药。日演百出,及进步连环枪砲。越十日开操。太常寺奏简都统承祭,兵部奏简兵部大臣验操。各旗演砲十出,记中的之数。即于砲场合队操演,严鼓而进,鸣金而止,枪砲均演九进十连环,鸣螺收阵还营。三十年,定春操之制。每旗出砲十位,火器营兵千五百名。汉军每旗出砲十位,鸟枪兵千五百名。每佐领下之护军鸟枪兵、护军骁骑,每参领下之散秩官、骁骑校,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侍卫等,更番以从。既成列,演放鸟枪,鸣螺进兵,至所指处,分兵殿后而归。五十年,定火器营合操阵式。八旗砲兵、鸟枪兵,护军骁骑,分立十六营。中列镶黄、正黄二旗,次六旗,按左右翼列队,将台在中,两翼各建令纛为表。


这一段提到康熙年间八旗军队在军事演习中的组成阵形,可以认为在实战中也是如此:“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在四层阵形中,与火器有关的占三层,可见清军十分重视火器的运用。


认为清朝轻视、甚至敌视火器的人,往往引用雍正皇帝的一句话:“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这一句同样出自《清史稿志一百十四》,请各位来看出处的原文:


雍正四年,改定卢沟桥演枪砲为三年一次,均演一月。兵校等火药器用,由工部预储。五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七年,以直隶营汛多演空枪,通饬直省将帅,令各营以铅子演准。八年,刘汝麟建议,汉军应习步围。寻谕各旗兵于初冬行步围,每旗行二、三次,统以各旗大臣,步行较猎,侍卫、打牲人等,一律学习。九年,以八旗官兵未能精整,统兵各官,择不堪骑射者,立为一营,稍优者,别立一营。每营千人,勤加操练,化弱为强。又以兵丁重在步行,凡八旗兵给限一年习步,以日行百四十里为率,优者赏之。十年,以边陲用兵,操演加勤,免各旗轮班值日,专习骑射长枪。十二年,定八旗汉军骁骑演习鸟枪之制。春季二月为始,秋季八月为始,各习枪四十五日,本旗四翼仍合操二次。


这一命令是雍正五年下达,“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一句,显然意味着此时八旗士兵已经极其依赖火绳枪,甚至因而荒废了弓矢的练习。因此,可以说雍正皇帝重视弓矢,也可以说他不够重视鸟枪,但很难证明他对火器有轻视或敌视的情绪,在同一段原始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位强调弓矢练习的皇帝对火器的关注:雍正四年,皇帝命令工部主持火药制造和存储。雍正七年,皇帝接到绿营士兵在练习中放空枪的报告,通令绿营必须实弹练习。雍正十二年,皇帝规定八旗骑兵必须练习使用鸟枪,每年春秋各操练四十五日,共九十天。


在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还发生了两件与火器有关的事情。第一是在雍正元年,陕西人杨天纵担任贵州提督,为镇压当地苗族叛乱制造了许多不同规格的火炮,事后上报朝廷:“臣以己意制砲,大者曰靖蛮大砲,能及数里;小者曰过山鸟,攻远便捷。选兵送广泗行营听用,并调安笼、安南、大定、黔西、长寨诸营兵携砲赴凯里一路,分布进攻。”皇帝对其予以嘉奖。第二是雍正十一年,清廷有大臣建议准许百姓拥有鸟枪,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坚决反对,他认为“民间不需鸟枪”,最后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但是百姓是否因为禁令的存在就不能拥有火器了呢?并不是。《平苗纪略》记载了雍正年间,清朝在黔东南苗族地区通过武力“改土归流”的过程。根据《平苗纪略》的记载——


雍正七年二月,在剑河公鹅、鸡摆尾等寨“旬日之间刀、弩、长标、鸟铳、礮位、盔甲收峙如山”。六月,公鹅“缴献鸟枪、环刀、标枪、弩弓无数”。后在鸡呼党“获铁盔、标枪、铛牌无数”。鸡呼党一战之后,宜夭、腊鸟、交鸪、演农、交甲六寨便“旋缴枪86门,刀130口,标枪170根,弩12张,铁甲5领”。八年正月,“又陆续缴到鸟枪1495杆,标枪186根,弩弓1412张,刀151口,鸟机9位,子母礟1位,霸王鞭礟1位,铁盔9顶,铁甲17领”。


这里所记载的仅仅是今剑河县的几个村子的情况,我想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前面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来看汉族地区的情况,根据《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记载,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各位注意——“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民间武器种类之丰富,可见一斑。清朝中后期的汉族团练武装都拥有相当可观的火枪火炮,如湘军初始就有三分之一的士兵拥有鸟枪,可见民间私藏火器的数量不会很小。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民间的私人武器往往优于军队的装备武器。并且,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训练,士兵可能永远不会保养自己的兵器。远者,如唐朝安史之乱初期,唐朝府兵的武器大多腐朽不能使用,甚至只能手持木棍作战。近者,如英法联军攻克舟山后,在清军的军营里发现不少生绣的火枪,同时清军几乎所有的火炮都在外面任凭雨打风吹。假如百姓家拥有兵器的话,通常都会得到妥善保存,一些优良兵器经常被传承好几代。除非败家子,任何人都不会糟蹋作为私人财产的武器。


雍正皇帝褒奖弓矢娴熟者的事情被广为宣扬,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褒奖鸟枪娴熟者的事情却一直被无视——“(乾隆)四十三年,令各省习枪兵弁,仿京营火器操练之法,各总兵于巡阅时,有进步连环精熟者纪功。”这两段记载是同一出处,彼此间隔不过几百字,这实在是一种很诡异的情况。


然而清朝时期,中国与欧洲的技术差距是不容忽视的。通过以上的资料,可以推断鸦片战争前清军的战术和装备大约是欧洲三十年战争以后的水平。于世界历史中横向比较的话,道光年间处于19世纪中期,也就是说此时中国军队的热兵器装备比同时期欧洲落后近150年到200年。如果纵向比较的话,较明朝却有一定进步。


虽然明朝中期就有戚家军等部分军队装备了鸟铳这种火绳枪,但是绝大多数士兵使用的还是火门枪,如三眼铳等。明末著名的关宁军使用的轻便火器便是三眼铳,思宗皇帝自尽前,曾手持三眼铳在北京东奔西走。这种多管火门枪在15世纪的欧洲也曾出现,但是很快被火绳枪淘汰。如果从步兵手持火器来看,明朝广泛使用的三眼铳要比欧洲落后200年以上。依照清朝入关后的记载,各地驻军装备的步兵手持火器是火绳枪,也就是各类鸟枪。从此三眼铳成为各种仪式时鸣放响声的工具,起类似鞭炮的作用,至今仍能在中国一些地区的乡村看到。


火绳枪淘汰火门枪是热兵器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明清交替时完成的,比西方整整落后了近两个世纪。在完成了这项跨越性进步后,清朝的火器更新便长期停顿,只有数量的变化而没有质量的变化,直到西方列强扣开国门。这期间清朝热兵器再次迅速发展。在西方侵略者的刺激下,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于天津增加驻军六千人,设立南北炮台,严格训练其使用火炮和鸟枪。咸丰元年,命令新疆驻军勤加练习鸟枪。同治元年,聘请欧洲教官训练沿海城市的驻军。不久练军编成,额三万余人。又于各海口修建西方样式的炮台,放置大口径火炮。光绪五年,派遣军官留学欧洲;光绪十一年淘汰各种冷兵器,清军从冷热兵器混装过渡为全热兵器……然而清朝倾全力组建的北洋水师惨败黄海,装备西式火枪的练军为八国联军击破。事实证明,此时中国与列强存在的已然不仅仅是武器差距,单纯寻求军事更新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把清末和明末纵向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对照两朝末期的作为。那时,明朝与清朝都处于一种内焦外困的状态,也都是武器和战术获得快速进步的时期,而这种进步都没有挽救王朝的崩溃。装备先进火炮的明朝精锐部队成为满清的汉军八旗,清朝遍练的新军成为武昌起义的革命武装。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清朝灭亡三十多年后那场席卷全国的战争中,面对国民革命军先进的美式装备,武器装备较为恶劣的解放军士兵将敌人讥笑为“运输大队长”和“军需官”,整编制的国军“起义”或者“投降”。那么明朝对清朝,清朝对民国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由此可以看出,先进的武器可能会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却未必能影响一场战争的结果,也绝对无法挽救一个腐朽的政权。不能正视社会存在的真正问题,不能缓和各阶层的尖锐矛盾,片面寻求军事上的进步,最终只能为人作嫁、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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