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法家思想探索:商君书解读(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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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忙,一直没多精力网上发帖,尤其我这种贴,研究起来好累。今日补上一篇,不知下一篇何时有空?


《商君书》第十四篇:修权

原文:

修权一般翻译成‘休整权力,也就是如何使用权利’,本人认为不完全正确,正像修路虽是为了使用路,但修路本身不是使用。本篇商鞅老前辈通篇说的还是重视法,通过法治建设来达到修权的目的。修权嘛,意思和修身很接近。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解读思悟一下,这三者感觉都是从统治者角度阐述的。法就是国家的规矩,信就是凝聚力,权就是运行支配体系和艺术。想想的确如此,缺了哪一个国家的运转可能都不正常。[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这是商鞅的解释,角度不同而已,感觉和我的理解相同。[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这几句话可以说阐明了商鞅修权的基本内容,用法来保证公利抑制私立,明分就是明确私利享受的等级,这里公利和私利形成了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权制独断于君才能保证治理国家的威力和威严、威信,这里感觉应当深化理解,权威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任私不会产生权威,任私而独断就更不可救药了。商鞅时代法家没有解决独断与任私的问题。[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所以也只能寄希望于明主,不遇明主,法家的‘法、信、权’理论也很悲惨。[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古人喜欢这样直接阐述赏罚不明的后果,今人似乎很少重视,也许是时代进步的原因,今天的公正公平比几千年前进步得多了,但感觉这个因果道理是千古不变的,该赏不赏、该罚不罚,不成方圆、上下离心了。[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和《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样“和之以文、齐之以武”。[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感觉这是商鞅修权的主旨:‘任法、重信’是修权的根本之法。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多释法而任私议,公和私永远是一对矛盾,什么时候解决的好,国家就强盛。[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是个比喻,用称重量的权衡和长度的尺寸做比喻,否则不知道谁重谁长。[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虽察,应当是观察考察,纯粹靠感知的意思,感性认识,无法准确量化,做买卖的就从来不采用这样的方法。[故法者,国之权衡也]。比喻完了点题了,法就是治理国家的尺子、天平。[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简单说就是拍脑门,这里的类应当是事物种类及其规律的意思,法度就是根据事物不同属性种类而确定的规则体系。[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凡事都有特例,尧就不用法度而辨贤能,商鞅的解释过于牵强,其实尧的时代与商鞅所处的时代不同,贤能等现象没有太多的奸佞虚伪狡诈假扮贤能,原始社会人的言行自然朴素表里如一,辨识自然容易。[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看看商鞅接着这句话,意思自明,春秋时代靠眼睛看表面现象已经难以辨识真伪了,所以需要法律标准来作为尺度治理社会。[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关键还是法度标准合理。[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这是法度标准合理的最基本的原则。[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可以看出君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你喜欢啥必然影响属下喜欢啥。[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原来‘君贤则臣直’最早来源于法家商鞅。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如此的至理名言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和继承?思来是独尊儒术几千年的影响,儒学的教化相当于本文提到的‘文’,法治则相当于‘武’,文武结合才能有效制约小人和不肖的行径。公私不明能把君子演化成小人,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邓小平公此论断与商鞅说的同理,不过商鞅的这句话更能贴近人性。[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这段阐述伟大是伟大了,但却没有搞明白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环境,社会财富不多并且剩余财产少得可怜的情况下,为大家做事相当于奉献,只有伟大贤明的人才能做这种奉献的事情,这与后来当官就能凝聚财富是两个社会环境状态。[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五霸恐怕就不适合这样粉饰了,这里缘由阐述的不清晰,我这里也不做过多赘述。[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这句话简单点说就是执政者的政策主张符合人民的生活需求,天下自然乐这种政,没有谁能动摇这样的政权。或者说政权何以才能不动摇,关键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处理好公与私这对矛盾是国家存亡的根本,这话说的好,建国初期我们有‘摆正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关系’,理论上讲这是一句科学合理的话,关键是不被政治势力或某种势力压力所左右,完全民众自己发扬民主,逐步成熟一个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分配机制。计划经济时代这句话实质上是不顾个人分配大锅饭的遮羞布,改革开放的今天又似乎私利大释放,没人提公共利益了。公共利益被分割成集团化、本位化的怪状,甚至有的官员都说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实质上实在和老百姓争利。如此看来,公与私是个横亘千古的矛盾,解决起来不是那样的容易。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这段话是最后用个反面例子最次说明公私关系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而公私分明是需要法度来圭臬的,尤其是一个政权的组织人事法度,没有法度而凭个人观察或喜好来计议决策,那么奸臣必然卖官买官,基层干部必然欺上瞒下盘剥百姓。这个因果关系一直发生到今天,只要你不讲法度讲人情,那就必然买官卖官。老百姓自然就和你离心离德,再有地方官吏的盘剥,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为什么上访的这么多?明显基层蠹虫多了,什么时候上下都是蠹虫,则必然‘蠹众而木析’。一国、一单位、一企业、一团体、一家庭都遵循这样的存亡铁律。

原文: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本文内容于 2011/1/4 17:45:24 被小编Z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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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马克思说:国家是专政的工具。那么法,信,权就是其中的三要素,法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信是国家的公信力也就是国家信誉包括国家机关立法,执法,守法的能力,这方面做的好,人民才能对国家产生信任。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执法的必要保证,包括暴力机关(军队,警察等),行政单位(省,府,州,县,乡),现代国家还有各种专业单位。商君说:立法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事情,就是说法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信也是一样,从中央到乡政府都一样要以国家之法为最高准则,且以身作则。但是对于权力,商君要求一定要牢牢的控制的中央的手里,不能放任,也就是法家所坚持的中央集权制度。反对封建,反对地方自行其道。在国家意志达成统一后,形成法律,法律的执行必须以刑做则,违法必究,犯法必惩。法家的治国之道是坚决反对人治而推行法治,法治以惩罚为手段(重刑),而人治以赏赐收拢人心(重赏)。因而作为法家的执行者秦国一向被人称之为暴虐,就是刑多于赏。但是正是这样,国家才能强盛。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

---- 多释法而任议,这就是法家对权力滥用的形容。法律就像一把尺子,裁缝拿着它量体裁衣,才能做出合适的衣服,如果有奸佞庸才拿着这把尺子,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随意修改刻度标准,那么这件衣服做出也穿不了。所以,法律一定要明确和适用,不能给小人机会,欺下瞒上。正如古时很多朝代,因为法律不为人民所理解(不适用),因此出现了很多狷吏讼师,随意解释法令,获取利益,甚至有官吏豪强根本罔顾法律,压榨人民,而中央政府昏聩无能,不能明察,国家当然不能兴盛。商君也提出,贤君以法治国,国大治,小人以言乱法,君主被蒙蔽,小人窃取权力,国家必乱。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 商君论公私。以公心治天下,但是没有小人不肖不嫉贤妒功的。因为小人有私心无公心,如果小人窃取权力,那么将成为国家机器上的蠹烂和缝隙之处,这种人越多,国家机器就越不能正常运转,知道崩溃。所以防止小人窃权是非常重要的,从古至今,概不能外,依靠人治,必然会有小人以言惑上。以法治国,法令严刑能让这些人没有机会接近上层,获取权力。最重要的是重法能预防蠹虫,及早发现缝隙。并尽快清除隐患。





儒法合流应该比较好

修法修权才能治国平天下,光修身是不顶用的。

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

唉,警句也,观今之世风,扼腕不已。商公之言耳畔犹响,阿谀之词不绝于椽樑之间。儒家之言可用者几多,唯盛世可掩其瑕;今世之国独重法者傲视全球,美利坚、英格兰、德意志之国皆可鉴之例。公私之交难于制,督察必要,然督察又需可依法。余以为,以法督法,以人察缺,方为探索之上道也。

16楼履霜

[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所以也只能寄希望于明主,不遇明主,法家的‘法、信、权’理论也很悲惨。


这是当时的必然。百家争鸣时代各家对政治体制的思考都很少。

最多就有道家的小国寡民。还有墨家的尚贤尚同。之后中央集权加大,基本上没有产生变化的土壤了。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无可奈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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