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是侵华日军的帮凶吗?左右摇摆的“枪杆子”

陈继承 收藏 2 975
导读: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1938年7月6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1938年7月6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年4月19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相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十日后,经过投考、笔试、口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月底7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京、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当7月6日,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三百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心情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是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来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


“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一千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三个团约四千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泽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年5月1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也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欣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反倒齐燮元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树,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由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表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青年的热情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也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考,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177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党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中央军内部派系的倾轧,并没有因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而有所缓和,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旁系势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便失掉了42军的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无比。这样的待遇总会让许多非嫡系的军人感到寒心。


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指挥。1941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对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给,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年,汤又免除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惟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的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武力经常是连名称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到:“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力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例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为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二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级。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年的78000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二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年5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主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住据点,日伪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1944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布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回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力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像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通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实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年,蒋介石在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共产党在和平收编伪军上则困难重重,为了迫使实力较弱的伪军屈服,共产党在抗战早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吓的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百团大战后,日军与伪军合作,加强扫荡,使共产党军队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这时,共产党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伪军的家眷、身世、其兴趣爱好、朋友关系等,通过其家属、亲戚、朋友,间接鼓动他们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争取,使其就地潜伏于日军处。积极向伪军内部渗透,“以敌养伪,以为我用”的策略同样被共产党所采用。共产党利用地下党组织积极吸收伪军军官入党,与伪军建立联系,但并不要求他们立刻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


1945年5月,中共方面就曾派人到孙良诚处,劝说孙及其部下赵云祥、王清瀚投共。孙良诚苦笑说:“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了一个花脸。”此事暂时作罢,但孙却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管道,让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结局


抗战临近结束,国、共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绝大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因此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

在政治与人际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位子的齐燮元,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捕。在审判庭上,与中央军嫡系没有太多联系的他,只能强辩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他们都听外国人的,而“我齐燮元不是汉奸,我只听我自己的”。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阻止他作为汉奸被处死在南京雨花台。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驻守,“等待接受整编”。按照部署,孙重归汤恩伯指挥,孙良诚再见到汤时,却被汤以“胜利者的姿态”,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杂牌军投伪的部队被国民党整编过来后,与中央军嫡系的矛盾再一次被树立起来,这为后来他们又大批反蒋投共埋下了伏笔。有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大量被裁伪军后来投共,是造成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此说虽有些牵强,但那些曾经的“伪军”,确实又在一点点影响着国民党的前景。


相关阅读:“伪军”概念及组成


“伪军”是个群体的代名词,他们是指1930年代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曾经接受日军或伪政权赋与番号的中国武装团体。典型有黄淮平原的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与庞炳勋,山东地区的吴化文、张步云,以及兼有国军与伪军番号的赵保原,内蒙地区的李守信集团,江苏地区的郝鹏举、李长江集团与任援道等。


伪军的组成,除了各个政权的正规军,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军权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队、自卫团、帮会、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拥有武力的基层乡保长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团体均是。可以说伪军是个庞杂、分散,甚至有时互有渊源、互相勾结或斗争的群体。


伪军的形成与数量是依据日本在中国及世界局势发展的需求而有所转变。九一八事变迄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对伪军的措施是组建伪满洲国与内蒙两个“国家”的正规军及其他武力,以保护伪政权。冀东伪政权的伪军是非正规军的自卫武力,目的是保境安民与协助日军与伪政权维护治安。1938年华中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日军已有在中国长期作战的打算,故让任援道组建正规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抽调部分到外地作战,在华兵力不足,必须运用更多伪军,刚好许多国民党杂牌军及其他地方武力面临困境,加入伪军,造成伪军数量大幅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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