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谈27年蒋介石下野:走了很好 我们能爱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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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扑朔迷离的密约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九章里提到这样一桩历史谜案,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于9月东渡日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人秘密会谈,会谈后达成四项主要的密约:(一)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二)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介石政权;(四)日本借予蒋介石四千万日元,以帮助蒋介石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等。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密约后,即挟巨资回国,东山再起。 当时有关这一密约的传说真可谓五花八门,真相如何,成为一个谜。就连当时任南京政府要职的李宗仁也只能凭

扑朔迷离的密约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九章里提到这样一桩历史谜案,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于9月东渡日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人秘密会谈,会谈后达成四项主要的密约:(一)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二)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介石政权;(四)日本借予蒋介石四千万日元,以帮助蒋介石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等。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密约后,即挟巨资回国,东山再起。


当时有关这一密约的传说真可谓五花八门,真相如何,成为一个谜。就连当时任南京政府要职的李宗仁也只能凭传说略知一二,并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蒋介石事后为了赖帐,撒谎说密约正本已失,为执行密约,于1929年10月计骗日本公使将密约副本送南京政府,于上海途中将副本窃得毁掉,使日本方无据可凭。日本政府为此万分恼怒,成为日本侵华的导火线之一。总之,将其说得离奇玄乎,扑朔迷离,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日蒋关系溯源源


早在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帝国主义为扼杀中国革命,就挑起事端制造了使中国人民和一些外国侨民死伤的“南京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则大肆宣传“南京事件”是中共制造的谣言。3月25日上午,蒋介石踏着北伐军用鲜血铺就的路进入南京城,下午就派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到南京鼓楼附近的日本领事馆谦卑地说,这次事件“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蒋介石当时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反人民反共的政变,需要争取日本帝国主义等的支持,故他一进入南京便迫不及待地向日本帝国献媚。日本政府亦出面先后向英、美政府疏通,劝他们支持蒋介石。日本政府为唆使蒋介石早日下决心反共,还于4月1日向驻沪总领事矢田发出新训令并要全文转知蒋介石。当晚,矢田邀蒋介石心腹幕僚黄郛到寓所转达了这一训令。最后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事变。


日蒋之间的勾结既有如此渊源,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野后,为准备东山再起,必然想到日本,重温旧梦。9月28日,蒋介石与张群等人由上海东渡日本,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东京宵山私宅会谈,因而便产生了上面所说的蒋介石与田中义—密约。


密约揭秘


蒋介石和田中义一的密约是确有其事的。只是李宗仁所忆说蒋介石在一系列密谈中曾与日本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长金井范三等人密谈,其实是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参谋总长铃木庄六郎之误。侵华政策也早在1927年7月田中义一给天皇的那份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制定下来,而并不是窃一份密约引发侵华战争这么简单。“田中奏折”中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更令李宗仁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密谈中,蒋介石与田中义一达成今后蒋介石应首先整顿江南,巩固地盘,其中要先征服李宗仁、唐生智、何应钦、程潜等实力派的默契。

目前据田中义一与蒋介石的会谈记录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揭开这密约神秘面纱。反共是密约的重心,田中义一针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壮大表示了极大忧虑。强调说:“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期望。”并说:“日本方面之所以经常叫喊反对贵国赤化,不外是为了自卫。我对蒋君表示同情,也是为了这点。”,“从大局着眼,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其间共产党便会成长。”


因此,要像摘“嫩牙”一样铲除共产党于萌芽之中,“否则,将为极大的隐患。”同时根据蒋介石此次下野的原因,田中义一希望蒋介石应设法“收拢”唐生智、李宗仁、何应钦、程潜等地方实力派,因为这次蒋介石下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李宗仁、唐生智等人的反对所致,所以田中义一叫蒋介石“不必过份着急于北伐,首先在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并“不要对冯玉祥和阎锡山抱有希望,而要单独地先把南方巩固下来”。“为此,在国际关系允许的条件下,或在不牺牲日本的利权等条件下,对您的事业,将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表示对蒋介石的全力支持。


蒋介石听了田中义一的“开导”之后,对复出前途顿感一片光明,信心倍增。他说,“在乘船前来日本的时候,原来预定经由日本前往欧美各国,在海外消磨五年的时间。”而现在顿时“感觉空在海外旁观本国的时局,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而决心在陈述自己想法,听取阁下教诲之后即行回国。”同时献媚地说:“本人也认为如果日本在中国的利权获得保证,中国的国富民强也可实现。说起来两国的利害是一致的。”“从此意出发,中国军队的革命行动自当以中国及列强的利益为目的。”并表示只要日本支持他,“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至此,蒋介石与田中义一的密约究竟做了些什么买卖就一清二楚了。


蒋介石在密约里与田中义一达成反共反人民的勾当,用不着我们多说读者也会明白,而对于蒋介石的复出必须先“收拢”——实际铲除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等人,恐怕就不一定清楚个中底蕴了。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事变中冲锋陷阵,幕前幕后尽了汗马之力,立了显赫之功,但未到半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事变,蒋介石与李宗仁等人的矛盾一下子突显出来。李宗仁由附蒋反汪转为联汪倒蒋了。因为蒋介石虽与李宗仁等在反共方面一致,却又因有嫡系和杂牌之分,使得李宗仁等杂牌部队的待遇远不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好,双方隔阂日深。


当时《展报》等曾尖锐地指出蒋嫡系部队在作战时,“蒋始终不愿其在第一线,以牺牲自身实力。”以致各杂牌军“多因待遇问题,不能十分融洽。”非嫡系将领纷纷与武汉政府秘密接洽,请求加委职务。早在1927年4月汪精卫由国外回来经沪时,李宗仁曾私下与汪表示,只要汪答应分共,对于蒋介石可以请其下野,并派了参谋长王应愉前往武汉方面接洽。


5月份李宗仁又只身潜往湖口与属武汉政府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会晤。当时报纸评“李朱私交甚好,李既能单独前往,所谈究系如何,殊未可信。”而蒋介石也在企图削弱李宗仁兵权,于6月份密令黄绍竑来京,接收李宗仁的兵权,后虽因李宗仁不同意而未果,而蒋李芥蒂却日深,明争暗斗加剧。待8月份孙传芳、张宗昌直鲁联军直通南京,武汉方面唐生智东征讨蒋,逼近芜湖,南京两面受敌,蒋介石一筹莫展时,李宗仁、白崇禧则乘机加深与汪精卫的联系以倒蒋,写信给武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他们东征讨蒋表示“为党则战,为个人则否。”表示对蒋介石不支持。不久,唐生智派叶琪前往芜湖、南京与新桂系头目接洽反蒋,经一系列接洽密谈后,叶琪给唐生智的电报说:“李德邻决不为个人作战。”8月6日,蒋介石求助李宗仁“出兵帮助御敌”时又遭李宗仁以“对汉宜先礼后兵”为辞拒绝。


8月8日,李宗仁等将领向武汉发出《为武汉分共愿与武汉合作电》,欢迎武汉首领到南京“柄政”。8月9日,唐生智乃下令讨蒋,为抵挡来自东、北的敌军,蒋介石连日召集将领研究防务,但“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在得不到军队将领支持,蒋介石表示要“想趁此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说:“总司令如果真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12日晚上的军事会议上,李宗仁更直接指责蒋介石“不宜因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


何应钦也曾说过,若蒋介石下台,“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了。”连蒋介石的亲信心腹何应钦都这么说了,蒋介石真是回天乏术了,不走更待何时?蒋介石准备下野之时,李宗仁、白崇禧便迫不及待了,于8月12日电汪精卫等人称蒋介石“对于总揽我机之权,交军事委员会接收。”对于汪精卫等人“素所钦崇,”对今后“进行方针,乞速电示。”3日,蒋介石在无可奈何之下通电宣布下野。李宗仁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其后还把持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就是蒋介石为什么下野,到日本后仍念念不忘“收拢”李宗仁等实力派的内幕。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下野前夜,蒋就预谋着日后的复出,他在当日日记中深有把握地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镇静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以退为进,暂避军事危机是蒋介石屡用的手段。其出路,除了等待时机外,根据他的经验,争取日本政府支持就成为其成功的不可少的外部力量。为了重新复出,蒋介石以“列强的利益为目的”来换取支持,确定整顿长江以南,坚持反共反人民路线就是蒋介石田中义一密约的实质和奥秘所在。1928年1月蒋介石终于重新复出,重掌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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