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驱逐“动机论”是一个进步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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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二审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危险驾驶犯罪”条款进行了再次修改,进一步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根据最新的修改意见,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

这意味着,通过增设“危险驾驶罪”,将此前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酒后驾车专项行动“法律化”,该专项行动简称“四个一律”:“酒驾一律暂扣驾驶证3 个月;醉驾一律拘留15-30日,暂扣驾驶证6个月;一年内2次醉驾,一律吊销驾驶证;法律法规规定有罚款处罚的,一律从重处罚”。当然最令醉酒驾车者胆寒的是“违者处以15-30天拘留”。更重要的是,它终结了“醉酒驾驶”究竟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交通肇事罪”的争论。一直以来,“醉酒驾驶” 在“危害公共安全”和“交通肇事”之间游走不定,如果想轻判,就定交通肇事;如果要重典,就是“危害公共安全”。

定罪的可重可轻可大可小,不够精细,也容易形成“寻租空间”,实际上大量醉酒驾驶(当然还有飙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和伤亡因为肇事者的权势而变得从轻发落,引发舆情的沸腾。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对“动机”的过度看重,动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左右了对罪行的理解。这其实跟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有很大的距离,经济学是通过行为来确定意图和动机的,以此来理解动机具备的参考程度,而中国目前的法律则过度倚重“动机论”,目的是弱化行为的责任性。

例如,在很多恶性醉酒驾驶(或者飙车驾驶)的案例里面,对肇事者常见的辩护是“他不是主观故意的,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撞死人,他不会希望发生交通事故惹麻烦上身,他撞死人的心态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而非放任结果发生”,所以,如果将“醉驾入刑,将出现刑罚功能紊乱的后果”。

如果运用经济学的知识很容易“击破”这种“非故意的动机论”,因为肇事者“不希望事故发生”和肇事者“超出合理预期的事故发生”是两个概念,“不希望”一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不希望事故发生”而推导出“事故发生是因为过于自信的过失”也是没有意义的,醉驾者凭什么“自信”呢?凭什么相信自己有能力在饮酒状态下会不发生交通事故?相反,科学实验已经证明,酒精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非常明显,饮酒过量产生情绪摇摆不定、说话含糊不清,自我克制能力丧失。随着血液酒精浓度升高,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会加深,神经反射降低、呼吸抑制、血压下降而导致昏迷。虽然,饮酒的“深浅”和人的体质会有不同,但醉酒的任一阶段都会影响人的反应速度和控制能力,体现在驾驶上的危险是明显存在的。也就是说,肇事者根本没有能力将危险程度放入“合理预期”里面,一旦饮酒,他就会面对危险,尽管衡量程度是不确定的。这其实已经跟“动机论”无关了。

我们再以最近沸沸扬扬的复旦大学登山社团黄山探险为例,复旦登山社团18人遇到不测而困,引发民警搜救,最终导致一位民警遇难。事后发现,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户外探险的经验严重不足,误己害人,他们根本不是因为“自信而过失”。如果他们行走游览路线,他们相信这一路线的安全性,这有自信的性质,当他们遇到不测,这超越了他们合理预期,全社会对他们的援救是正当、毋庸置疑的,怎么援救也谈不上过度。如果,他们去危险的地带探险(实为逃票?),他们应当估量危险的残酷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并不应当过度关注和援救他们。

整个世界对“醉驾”的态度都是严惩的,很少发达国家会过度从“动机论”角度来为醉驾辩护,中国则是一个奇特的例子。日本无疑是最严厉的,如果发现一个驾驶员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 0.05%,即使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这个人将被判两年以下劳役,并且还要连带追究给驾驶者提供酒的人。如果测出两次,那么司机将要坐6个月的牢。如果造成事故伤亡,将视同某种程度的谋杀。而在美国,醉酒驾驶撞人已经定为二级谋杀罪,并处巨额罚款。在法国,微醉驾驶即可吊销驾照,醉驾撞人也被看作有意的谋杀。世界主流的“醉驾惩罚”都远远比中国严厉。

中国年均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占全球1/5强,按照交通死亡人数和总人口之比,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中国人喜欢醉酒驾驶已为世人共知。中国人情关系很喜欢在酒桌上体现,尽管驾车而来但饮酒而归,在酒桌上用一种冒风险的态度来体现 “够意思”,从而强化人际关系的密度。所以,无论肇事者是权势者还是权势者的司机,权势者都想从麻烦中将自己或者朋友“捞出来”,无意中推动了醉驾撞人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裁量标准不统一,判决的五花八门。现在,通过“危险驾驶”定罪,尽量压缩这一弹性空间,驱逐不合逻辑的所谓“动机论、因自信而过失论”,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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