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之盟的 真伪考证!

大宋名将曹彬 收藏 1 1825
导读:宋太祖之母昭宪太后生前,曾嘱宋太祖立约先传位于皇弟,复传位于皇子。此即所谓“昭宪顾命”。因这一顾命文件曾封藏于金匮之中,故通称“金匮之盟”。两宋及元明清三代,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本世纪四十年代,张荫麟、邓广铭、吴天墀等若干治宋史之名家几乎同时撰文,指称“金匮之盟”颇多破绽,不足征信,断之为伪造。此后,又经近世中外学者频频申论发挥,“金匮之盟”伪造说殆成定案。①《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邓广铭主编)于“金匮之盟”条,已径直释之为“宋太宗即位后与赵普共同伪造的文件。” 然而,这却基本

宋太祖之母昭宪太后生前,曾嘱宋太祖立约先传位于皇弟,复传位于皇子。此即所谓“昭宪顾命”。因这一顾命文件曾封藏于金匮之中,故通称“金匮之盟”。两宋及元明清三代,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本世纪四十年代,张荫麟、邓广铭、吴天墀等若干治宋史之名家几乎同时撰文,指称“金匮之盟”颇多破绽,不足征信,断之为伪造。此后,又经近世中外学者频频申论发挥,“金匮之盟”伪造说殆成定案。①《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邓广铭主编)于“金匮之盟”条,已径直释之为“宋太宗即位后与赵普共同伪造的文件。”

然而,这却基本上是一桩学术错案。本文拟分三部分对“金匮之盟”的真伪问题重新予以甄别。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太祖传位遗诏和两种“金匮之盟”



关于“金匮之盟”的内容,本有“三传”和“独传”两种不同的说法。《宋史》卷244《魏王廷美传》对此有简明扼要的交待:

“昭宪太后不豫,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位,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

“太祖传位于太宗”,是谓“独传”;太祖传太宗,“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是为“三传”;“或谓”云云,说明“独传”与“三传”是记载相异的两种说法,而不是同一说法的记载详略;而“本意”云云,更表明问题的严重性——如若“三传”是“昭宪及太祖本意”,那么“独传”岂不是对这一“本意”的改篡?如若以“三传”为内容的盟约是原始的“金匮之约”,那么以“独传”为内容的盟约岂不成了一份伪文件?凡此种种都启示我们,对这两则内容不同的“金匮之约”(以下简称为“三传约”和“独传约”)是应缜密体察,认真对待的。

“三传”和“独传”这两种说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宋史》对此来作交待。而《长编》卷2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正文和注文、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条正文和注文对此有明确说明:“独传约”见载于官方实录系统,即《太祖新录》、《太宗实录》和主要据《实录》而成书的官修《三朝国史》;而“三传”之说则来源于北宋时期的私史稗乘,李焘例举了《建隆遗事》、《涑水记闻》、《嘉佑杂志》三书,同时又指出“盖当时多有是说(指‘三传’之说)。”李焘对“三传”与“独传”两说未能作出孰是孰非之判断,两说在正文中都有记载。在卷2的注文中,其依据官方实录所记,强调“昭宪顾命,独指太宗”;而在卷22注文中又强调对“三传”之说“不可全弃”,应“两存其说”。李焘的这两次强调,与前引《宋史》中的“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云云(《长编》卷22亦有此语)一样,把“独传约”和“三传约”的分属两说,不可混一的性质进一步明确了出来。

现知所有有关“金匮”一事的记载都表明,“金匮”一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部分皇室成员和个别大臣(具体人员则各家记载不一)正式知晓外,并未在大范围内正式公开(至于是否私下传知则当别论)。“金匮”一事首次在朝廷中正式公开是在太宗即位的第六年,即太平兴国六年九月。《长编》卷22依据《太宗实录》和《三朝国史》,将此次公开的过程记载为:赵普主动提出“金匮”一事的线索,太宗遂于宫中发金匮而得誓书,赵普亦随之恢复相位。因《长编》卷2已明确指出,《实录》、《国史》所记“金匮之约”为“独传约”,故此次为赵普所献,并为太宗发现和公开的“金匮之约”正为“独传约”,李焘于《长编》正文中亦作此记载。“金匮”一事,严格地讲,“独传约”一事遂正式公开。

至于“三传约”是否也是由赵普献出而公诸于世的?现知任何史料都未作此记载。也就是说,从现存史料记载看,赵普只是向太宗献过‘独传约”,北宋官方文献中所记录和承认的也只是“独传约”。至于“三传约”,尽管亦同样为世人所知,但没有一条材料记载是由赵普献与太宗的,也没有任何官方材料记录和承认过它。所以,“金匮之盟”倘若真为“宋太宗即位后与赵普共同伪造的文件”的话,无疑也只会发生于“独传约”方面。其实,这一点在前辈学者那里本是一个比较清楚的问题。如张荫麟先生即明确指出,太宗、赵普只是伪造过“独传约”,而“断无伪托”三传约“之理”(详后)。

但近几年,这一本来比较清楚的问题,在若干论者那里却又呈现出某种混乱的趋势。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先生云:史书中所载“昭宪太后要太祖同意,将来传位给富有经验的太宗,太宗再传三弟廷美,而廷美就再转回来,传给太祖的儿子德昭”是编造的“假托”,“很可能是拥护的宣传。例如赵普,一度失脚,便故意迎合太宗,附会兄终弟及。”刘先生这里虽然用了“很可能”一类的谨慎说法,但问题是从来就没有任何一条材料记载过赵普向太宗献过“三传约”,官方文献亦从未记录和承认过“三传约”,所谓“拥护的宣传”、“故意迎合”云云又从何谈起呢?


其实,从当时的政局背景看,“三传约”亦决不会是太宗和赵普所伪造。无论是论定“独传约”或“三传约”为伪者,皆将造伪的时间定在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赵普入朝复相协助太宗迫害廷美之际。而在这一背景下出台或曰“伪造”的当然只会是“独传约”而决不可能是“三传约”。故张荫麟先生明确指出:“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记之预定传位程序……,《实录》、《国史》所载无此程序也。金匮之约,其造伪之本来面目,具于《实录》及《国史》,故考证此约,自宜依《实录》及《国史》为说。此约之伪托,乃在德昭既自杀,而太宗将要迫死廷美之时,断无此时伪托以为太宗解之,文件中反为廷美德昭张目之理。《记闻》所记,盖又伪中出伪也。”

张先生此论虽有误断(如谓“三传约”为“伪中出伪”),但却颇多卓见(其中点明“三传约”有为廷美张目之功效,实乃辨明太宗、赵普篡改“三传约”为“独传约”的关键,惜其未再深论,反轻易的以“伪中出伪”否定了“三传约”的真实性),已明白无误地否定了赵普、太宗伪造“三传约”的可能性。张先生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主要还是从“断无为廷美德昭张目之理”的角度立论的。笔者则受此启发,进而从史料凭依的角度对此稍加说明,二者互补共益,则“三传约”非赵普、太宗所伪造,此殆成定论而无复讨论之余地矣。

“三传约”非赵普、太宗所伪造,已无疑义。但其是否如张先生所言,乃史家在太宗君臣伪造的“独传约”的基础上再添枝叶,渲染伪饰(故曰“伪中出伪”而成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这需从太宗即位六年之后始推出“金匮之盟”(独传约)的目的论起。

宋太宗即位之时无任何法令依据(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故要于即位六年之后伪造“金匮之盟”以明得位之正。此论者的一致结论。张荫麟先生说:“宋太祖平生传光义之意原甚明显,然有一事可以确知者,太宗即位并无正式传授之法令依据(无论事实上本无或虽有而太宗名义不用之)。然太宗终为继统造出一名正言顺之法令依据,即所谓金匮之盟是也。”邓广铭先生云:“当太宗即位之初,想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没有宣告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太后顾命一说之所以造成,完全是由太宗袭位缺乏任何理论上的依据之故。”日本著名宋史专家竺沙雅章则一般转述性地提及《湘山野录》中曾有“赵光义接受太祖的遗诏“之类的记载,但显然又以为《湘山野录》不过说部笔记,况且所提“遗诏”又无任何实际内容,故其所记不足为凭。所以他又说:赵光义从开封府尹到晋王,如果按照五代惯例,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者。但那是战乱时期的先例……在天下基本统一的情况下……对太宗来说,即使当上皇帝,也必须拿出一个继承帝位的正当理由。于是就编造了所谓金匮预盟。”直至近日,若干知名学者的论著,如张其凡教授的《宋太宗论》、李裕民教授的《揭开“斧声烛影”之谜》等等,仍持上述观点。如李先生云:“《实录》、《正史》都不曾记载赵光义继位的顾命大事……这不是史官的疏忽……继位大事怎敢疏忽?再说要无中生有地杜撰遗诏和宣诏人,史官岂有如此胆量?据实说没有遗诏,没有宣诏人,是抢位夺权,史官更怕得罪皇上,不得已,只好不说。赵光义当了皇帝……要掩住天下人的耳目,必须编造遗诏。赵光义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遗诏,事后再说宋太祖之有遗诏,不会有人相信,于是便想到已故的太祖母杜太后,编造了一份太后遗诏。”

然而,事实却恰恰与论者所言相反。太祖死后,太宗正是奉太祖遗诏即位的。这不但是因为《湘山野录》等数部私乘稗史中均有“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之类的记载(论者大都注意到这种记载,只是因为坚信官方文献未曾记载过太祖遗诏,而私史中只提有遗诏,却未记遗诏内容。故以私史所言为不可信),更重要的还是,第一,《宋史》卷122、《文献通考》卷122亦明确记载太宗是“奉遗诏即位,就殿之东楹号泣以见群臣”的,并收载的遗诏的部分内容;第二,《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更是首尾完整地收载了遗诏的全部内容。《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二册第1064页: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于万岁殿,遗制曰:‘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数,圣人达理,古无所逃。朕生长军旅,勤劳邦国,艰难艰阻实备尝之。定天下之袄(按《宋大诏令集》袄应为妖)尘,成城中之大业,而焦劳成疾,弥留不瘳,言念亲贤,可付后事,皇弟晋王(名讳)天钟容哲,神授英奇,自列王藩,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时惟长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丧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辄离任赴阙,闻哀之日,所在军府三日出临释服。其余并委嗣君处分。更在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丕构。’

召群臣叙班殿庭,宰臣宣制发哀毕,移班谒见帝于殿之东楹。称贺。复奉慰尽哀而出。”

可见,太宗正是宣示了太祖遗诏之后即位的。这一遗诏是真是伪,是否系太宗所编造,姑且勿论。但有一点现在已可肯定:太宗即位时已有一则可公诸于天下,且已公诸于天下的法令依据。这不但有“宰臣宣制”一语为明证,而且就事理而言更应如此:若太祖遗诏为真,太宗即位时自然要公诸天下;若为太宗“抢位”后的编造,其意正在欺人耳目,即“于众口悠悠之际”“杜天下众口之疑”,更无匿而不宜之理。

《宋史》、《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实治宋史者常所翻检之书,其对太祖遗诏的记载又极明确,何以竟未能为论者,包括张荫麟、邓广铭先生这样的大家所注意呢?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原因或许有两点。

一是《宋史》、《文献通考》只是节录收载了遗诏中有关丧事从简的嘱托,而删去了有关传位于太宗的内容,这就很难引起有关论者的重视;而《宋会要辑稿》虽则收载了遗诏的全文,但置于一般不太为人们所重视的“礼仪门”中,再加上卷帙浩大,翻检不易,遂使这则遗诏难以被获知。

二是与对李焘的一段话的误解有关。张荫麟及论者多谓:若果有太祖遗诏,“则实录、国史,以至李焘《长编》断无不加记载之理。”宋代的实录、国史今仅在一残阙不全的《太宗实录》(而有关太宗即位部分已不存),故论者所言,显然是根据李焘《长编》卷17中的“顾命大事也,而实录、国史皆不能记,可不惜哉”一语而来的。然而,《长编》同卷隔条所引《国史·马韶传》中即有“太宗践遗继祚”之语。既然《国史》中明确记载太宗是按遗诏即位的,又岂能“不记”遗诏?原来,李焘所谓“顾命大事”云云,本指《湘山野录》中所记“顾命过程”即“烛影斧声”,实不关“顾命遗诏”之有无,此稍详《长编》此处正文及注文之文意,即可了然。其实,这一问题现在巳毋须多论,因为会要、实录、国史乃宋代三位一体的官修史书,赵宗(宋)政府“于秘书省设立会要所,与国史、实录院、日历所互为唇齿。”所以,决不会《会要》对“太祖遗诏”首尾全录,详之又详,而实录,国史反“皆不能记”。至于李焘《长编》中未记遗诏,确为事实。但这或许是其作史的笔法,或许是其不相信此遗诏的真实性而故意不记。但这已无关紧要,重要的应是太祖遗诏存在的事实,而不是李焘的记与不记。

学术界对与太宗即位有关的其它文件,如“金匮之盟”、宋太宗即位后自己发布的大赦天下之诏等都曾进行了若干专门的考辨和研究。唯独对与太宗即位关系最为直接,因而也最应考辨和研究的太祖遗诏未见有探讨者,甚至亦未见有提及者。所以,有关这则太祖遗诏的真伪问题笔者目前尚不敢遽断。但无论其真伪,这则太祖传位遗诏的存在本身已经表明,太宗已无必要于即位六年之后再去伪造“金匮之盟”已(以)明得位之正。

然而,太宗即位六年之后,亦即太平兴国六年九月,的确极其突然地与赵普联手公布出台了一则“金匮之盟”(独传约)。这又是为什么?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它的出台并不是为已经即位六年,且早已取得即位依据的太宗寻求即位依据,而是另有所图。这又必须从它出台时的政局背景中加以考察。


关于“独传约”出台时的政局背景,前文已有涉及。但为使我们考察的结论更具客观性,特将张其凡教授的《宋太宗论》中有关赵普“伪造”金匮之盟(独传约)时的政局背景节引如下,然而(后)据此再作分析。其凡教授云:

“廷美的实际继位人地位,就成了太宗的心病。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太宗要对廷美下手了。此时……中书大权握在次相卢多逊手中。卢多逊……与廷美交往密切,太宗难以倚赖他向廷美下手,于是又召见冷落已久的元老重臣赵普……以赵普为司徒兼待中,再次出任宰相。……赵普再相后,当即上书,献出‘金匮之盟’(按此处小误,《长编》明确记载赵普是先献‘金匮’,随即复相的)。太平兴国七年四月,廷美罢贬房州……于是,太宗不仅为继位找到了合法的依据,而且除去了最后一块心病,保证的(了)皇位的传袭。‘金匮之盟’大大地帮助了太宗统治的稳定,也成为宋初的第二大疑案。”

廷美的实际继位人地位,按其凡先生同文另处所论,是指太宗即位之初,出于“安抚皇室”的需要,“以廷美为开封府尹,并封齐王”,按惯例,此即具有了“实际继位人的地位”。十分明显,赵普此次的应召入朝,正是为了协助太宗排挤、迫害这位有着实际继位人地位的廷美的。但赵普入京后,首先献上的或曰伪造的却是一则“金匮之约”。这不能不使人有些莫名其妙:这与排挤迫害廷美,解除“太宗的心病”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其凡先生及所有论者都说赵普伪造“金匮之约”的目的是“为太宗继位找到了合法的依据”。首先,这种解释显然无法回答上述“直接关系”的问题;其次,这种解释本身亦不复成立。因为太宗早有“太祖遗诏”为即位证据。难道说六年之前已宣示于朝野的“太祖顾命”,反不如这迟到了六年的“昭宪顾命”?

廷美的实际继位人地位是太宗“安抚”的结果,这自然对的。但为什么偏要给予继位人的地位才能“安抚”呢?这种“安抚”的背后是否还应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呢?是否与史籍中所传记的那则“三传约”有关呢?前引《宋史》及《长编》中的“或谓太祖及昭宪本意,盖欲太宗复传之廷美……故太宗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云云,正是作此断论的。假设这种断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太宗即位之初,尚不敢马上废止“三传约”,故不得不按“三传约”所预定之程序给廷美以实际继位人的地位,那么六年之后,当太宗欲除掉廷美这最后一块心病时,自然也就不能不正视廷美的身份与“三传约”的关系了。当然,此前官方并未公开过“三传约”,但未公开不等于人皆不知,亦不等于舆论中无所传闻。所以,要除掉廷美,就必须考虑到舆论的影响,亦要考虑廷美及其同党可能依此而进行抗争,在这种情况下,由当年参与订立“金匮之盟”的元老重臣出面公开“金匮之约”(当然只能是修改后的“独传约”),正可以假代真,暗否“三传约”的存在,以“正”舆论之视听,同时也就从法定依据上将廷美排除出了继位人的序列,为随后太宗对廷美的实际迫害创造了条件。

上述理解无疑是最近情理的,而将其征之于当时的政局斗争,更是款款吻合。

1、首先可把赵普所献“独传约”与太宗所发的种种言行加以对照,即不难发现太宗与赵普暗施反证,旨在以“独传约”否定“三传约”的目的。《长编》卷2和卷22记载,赵普所献的“昭宪顾命”为:

“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于汝弟。”

从表面看,这一昭宪顾命与迫害廷美似乎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我们再看《长编》卷25太宗雍熙元年一月丁卯条所载太宗与宰相李昉等人的一席对答:

“〔太宗〕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李昉对曰:‘涪陵(廷美)悖逆,天下共闻。而宫禁中事,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按太祖、太宗、廷美皆昭宪所生,史有明证,且早成定论,已毋须再辨。但太宗为何要编造这样一则谎言呢?为什么要将这样一则并非光彩的“宫禁中事”“委曲宣示”于臣民呢?清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论及此事时有云:“父子有相隐之义。如太宗言,则宣祖(指太宗之父)私其子之乳母,是淫也;杜太后又不能容而两使出嫁,是妒也。太宗一言而两彰父母之失,乡党自好者耻之,身为天子而忍言不顾。”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太宗宁肯一言两彰父母之失亦要编造这样一则谎言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太宗非要切断廷美与昭宪太后的关系呢?答案只能是,廷美在昭宪太后处曾有过非太宗所能容忍的东西——“三传约”。于是,“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这一则“独传约”出台的目的就一目了然了。太宗明言廷美非昭宪所生,而“独传约”则是暗证廷美非昭宪所生,二者的目的则是相同的:非昭宪所生就意味着不会为昭宪所立,恰巧把“昭宪顾命”(三传约)存在的事实和其篡改“三传约”为“独传约”的真相暴露出来了。

2、《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条:

“上尝以传国意访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于是普复相。”

论者皆未曾对这条材料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并大都使用过它。据《长编》同条引《宋太宗实录》记载,赵普是献出‘独传约”后“即日复相”的。李焘说“《实录》则恐未然,《正史》称未几复相,当得其实。”总之,“独传约”出台与太宗访赵普,是在极为相近的同一时期所发生的,应无问题。太宗并不是为自己寻求即位证据,而是为应否“传国”于廷美而走访赵普的。既然如此,那么赵普所献“独传约”的目的究竟何在也就不言自明了。然而,废除廷美的传国人的身份为何要有赖于赵普献出“独传约”呢?这不正意味着廷美的身份本有“三传约”为凭依,故而只有以“独传约”暗否“三传约”(不必公开宣布没有“三传约”,“独传约”的出台本身就否定了“三传约”的存在),才能名正言顺地达到废除廷美的目的吗?

3、赵普与太宗关系向来不睦,太祖晚年,“二人几成不两立之势(邓广铭语),太宗即位后,赵普一直惊恐不安。但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赵普应召入朝后却一反常态,一经密谈即“伸手向太宗要官”(张其凡语)。显然太宗是有求于赵普的。有求者不外两事,一是与打击廷美有关,一是与“金匮”一事有关。然而若不是因为此两事实为互为关联之一事,即只有暗否“三传约”,才能顺利地达到排挤迫害廷美的目的,那么已经即位达六年之久,且早有即位证据的宋太宗实无必要于此时为毫无意义的所谓“即位证据”求取于以往几成不两立之势的政敌。

总之,太宗即位之际,早有一纸无论其真伪,皆可为“名正言顺”之即位依据的太祖遗诏。故其即位六年之后,突然召回久遭排斥的赵普,联手出台一则“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于汝弟”的“昭宪顾命”(独传约),并不是为自己六年以前的即位补求证据,而是为暗否有“为廷美张目”之功效的“三传约”,从而为随即开始的迫害廷美铺平道路。将这一认识验之于当时的政局之争,竟完全吻合,分毫不爽。

以往论者曾抉出“金匮之盟”的诸多破绽,将其断之为伪造。但伪造说本身亦有不可通解之处。其一,无法解释“太祖传位遗诏”与“伪造”金匮之盟的关系;其二,撇开太祖遗诏不论,太宗即位是在开宝九年,而所谓“伪造金匮之盟以明得位之正”是在太平兴国六年,这之间有一长达六年的时间差。太宗何以不在即位之初伪造证据以明得位之正,反要蹉跎至得位六年之后呢?难道说有即位之初“众口悠悠之际”不需要证据,而在即位六年,天下已定之际反倒需要证据之理?

而笔者以上所论,正无上述扞格难通之处。不惟如此,以往论者有关“金匮之盟”的诸多破绽之处,若以笔者所论观之,亦可弥缝无遗。此将在第二、三节中论之。


二、五代宋初传立观念的变化与“金匮之盟”的真伪



“核之以时以观其事”,乃古今辨伪之首要原则。从正面说,“真实的记事,必然和社会实际情况相合;离奇的记事,如若没有特别可以使人相信的理由,必然是伪造的”;从反面说,若于当时具体的社会实际情况不甚了解,以今测古,或以后律前,执一常而律其它,则又极易误是为非,误真为伪②。“金匮”一事之所以为论者断之为“地道的伪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者往往用中国封建家天下的所谓“常情”“常理”来看待此事,而对五代宋初的具体历史氛围,尤其是皇(王)位传立观念的变化未曾留意,结果把当时明明属于司空见惯、合情合理之举措和正常之心态视之为“离奇无征”、“不合情理”、“不合逻辑”。

五代十国时期,表现在传立观念方面的社会习尚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概括地讲有三点。第一,五代十国时期正当乱世,北方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南方则小国林立,互为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之君是否为一个成熟的、有威望和才干的领导人,则会直接关系到这一国家或政权的存亡安危。而成熟与否的一个首要标志,就是是否精壮成年。所以,“国家多事,议立长君”,就成为当时人的一大共识;第二,五代十国时期,是影响了中国达六七百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彻底终结的时期。门阀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人的门弟(第)、血缘、身世作为能否进入统治集团的首要标准。随着门阀政治的崩溃和灭亡,这种价值标准逐渐为一种重视个人才能功业的新价值标准所取代,而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对彻底崩溃了的门阀政治的一种逆反时期,上述情形表现得尤为突出。受这一情形的影响,当时各国最上层统治集团在考虑其政权的交接传承时,常常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突破血缘亲疏的局限,而更多地着眼于继承人的功业和才干、经验及阅历,表现出某种为后人所称羡的所谓“大公之举”;第三,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汉族地区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这不但表现在诸多文武大臣,乃至一国之君都出自少数民族,而且更表现在许多少数民族的习俗、制度与汉文化结合,形成了若干在当时习以为常,而于后世观之则不无怪异的现象,如“义儿”、“假子”、“儿皇帝”一类现象的大量出现,如忠孝、贞节观念的淡薄等等。这种影响在中原各政权内部的交接传承中亦有鲜明的体现,这就是早已为汉民族所放弃了的,但在当时少数民族,如契丹族中仍流行着的“兄终弟及”制③,又在中原地区屡屡复现。

以上三个方面互相影响和带动,造成了五代十国时期皇(王)位传立观念的极大变化。

其一,传立弟、侄而不传立幼年甚至成年亲子者屡见不鲜。如:后晋高祖立成年之侄而不立幼子为继位人;吴两世皆兄终弟及;楚马殷“遗命诸子兄弟相继”,故此后二十年间传立和争国者悉为第二代同辈兄弟,而第三代众多成年宗室,竟无一人按“父死子继”的原则被立为或挺身争夺继位人;吴越国主钱元环以子年幼(14岁)而欲择宗室长者为储君;吴越国主钱佐以子年幼“而以其弟倧袭位”;南平保融三子均成年而立其弟保勖为继位人,保勖袭位后又传立保融之子;南汉刘隐传弟而不传子;后汉太后立叔立侄而不立子。

其二,传立养子而不传立幼年甚至成年亲子者比比皆是。如:朱温有六亲子在世,且大都成年,但却始终坚持传位“年最长而有干才”之养子友文(原名康勤。故今人吕思勉先生称朱温此事“颇见其大公之举”);后唐明宗一子成年两子皆幼,但却传立“骁勇”“多战功”之养子从珂(原姓王),徐温有成年亲子数人,但却以才干“皆不如”为理由,屡次回绝诸子请求,而坚持传权于养子知诰(即李昪)。

以上所举各事,若分而观之,其本身或各有波澜,枝叶不同,但综而论之,则不能不承认五代十国时期传立观念已有一流向、筋络大致相同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以后代之而起的那种不重血缘门第,而崇个人才品的价值观念和少数民族中存留的那种浓厚的早期原始民主遗存相互融合、相互激荡,而恰逢五代十国这种战乱环境(大多数社会规范失效),遂得以最大程度地作用于政治生活中,于是,也就有了上述传立观念的较大变化。

宋朝作为紧接五代之后的一个新王朝,自然无法完全摆脱上述历史氛围的影响。《东都事略》卷十五《世家三》称:“本朝之制,诸王之后皆用本宫最年长一人封公继袭。”《文献通考》卷二七七《封建考》亦云:“诸侯王与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孙世袭……此法,则汉以来未之改也。……至宋,则皇子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须历任年深,齿德稍葬,方特封以王爵。……〔仁宗后〕方令世世承袭,然又不以昭穆相承、嫡庶为别,每嗣王没,则只择本宫直下行尊者承袭。”毫无疑问,宋代在王侯封袭上所实行的这些原则与上述五代时期传立观念的变化是有着精神上的一致的。

五代时期,社会上对“成年”的判断要比其它时期更严格一些。如《通鉴》卷266载:“军中以存勖年少,多窃议者”,而存勖当时已二十四岁。这种情况在宋初亦存在。《宋史·寇准传》载,太宗开科取士,“年少者往往罢去”,寇准参加科举时十九岁,人均为其担忧;《栾城集》卷39《乞复选人限制状》称:“祖宗旧法,凡荫补子弟皆限二十五岁然后出官”,二十五岁以下显然被认为难以从事政治活动。宋初,“州县阙官”,“官不充员”的情形比较严重,宋王朝奉行的则是“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的招徕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在年令上限制得如此之紧,这种现象,只能看作是五代宋初较为推重人的功业、阅历、经验(而这些往往与年长与否有着直接的联系)的价值观念的一种曲折反映,其与当时王侯封立观念的变化有着精神上的一致。

即便是在皇位的传立方面,宋代亦仍有大可注意者。张荫麟等先生虽然否定了“金匮之约”的存在,但亦承认“太祖在位十七年……始终未尝立太子,而特封弟匡义为晋王,久尹开封,生平传弟之意原甚明显。”邓广铭先生亦认为,太宗即位之初,一度作出传位于其弟廷美的姿态。这都可以看出“兄终弟及”制在宋初的影响。另外,真宗病危时,其兄元俨“自以尊属望重”,入宫问疾后,“累日不肯出”,其待位之心,路人皆知。英宗即位时,其叔辈允弼亦自以为“最尊属,心不平”,以“何不立尊行”发难。张邦炜先生曾正确地将此二人论之为“皇帝迷”④。不过,此类皇帝迷,盼位之心虽切,但却都是孤身入宫,只身问鼎,既不为之惧,亦不为之备,颇有些理直气壮。其“理”安在?“尊属望重”、“立尊行”是也!足见应立“长君”的观念历宋四朝仍根深蒂固。

十分明显,若把“金匮”一事置于五代宋初这一具体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不过是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的传立方式的一种沿袭,其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合,与宋王朝处理类似政治事务(如宗室封建传袭)的原则亦正相一致,与当时人的观念亦不相悖,实无任何离奇之处。按照辨伪正误的通行原则来说,如若提不出特别的理由,是不宜将其断之为伪造的。

那么,论者是否提出了什么特别的理由呢?其不但没有,而且在我看来,他们论定“金匮之约”为伪的某些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昧于五代宋初传立观念变化的误论。如谓“金匮之约”若果有之,则为“盛德事”,断无深藏秘锢之理(张荫麟语);如谓“金匮之盟的历史传说,与传统习惯不合,不足征信。”(唐兆梅语)如谓“杜太后不顾引起皇族间的纠纷,要求打破传子的传统习惯,此在情理上深有未合。”(顾吉辰语)

据记载,昭宪是以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而亡国为借鉴,以“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为原则,嘱宋太祖立“金匮之盟”的。张荫麟先生认为这根本不合情理:

“杜太后死时,太祖年仅三十五,而皇子德昭年已十一。假太祖以下寿,则尔时德昭年已三十六岁……即以太祖〔实际〕卒时,德昭已二十六岁,亦不谓幼弱。彼杜太后何能亦何忍,预断其……壮子命必远促于下寿,而他日能继位之子孙,必不如柴氏髫龄之幼儿乎?此所谓‘金匮之约’大破绽一也。”


张先生这一诘难影响很大,曾为后世学者反复称引和发挥。但它却不能成立。

首先,即便昭宪顾命的动机真的不合情理,那么就可以断定顾命一事本身亦是出自虚构吗?显然不能,因为这一“不合情理”的动机可以是赵普、太宗所编造,也可以是昭宪本人为了实现某种本来就不合情理,或不便明说的意图(如史书多处记载昭宪“尤爱皇弟光义”)而强为之说,自为之饰。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至多只能说昭宪嘱立“金匮之盟”的动机不纯或不实,但“金匮”一事本身却不能谓伪。

其次,对昭宪动机的诘难和质疑,这本身仍与论者对五代宋初传立习尚的认识模糊有关。因为这种诘难恰恰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想当然的前提之下的,即在皇位的传继中,皇嫡子德昭必须优先。论者反复汲汲于“假太祖以下寿”,德昭的年龄将如何如何;太祖死时,德昭本已成年,又该如何如何,显然都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然而,五代宋初皇位传立观念变化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说在别的什么时期,作为皇嫡子的德昭具有无可争议的继位优先权的话,那么在宋初却根本不是如此。当时德昭只能是诸多皇位继承人中的一员,他可以被安排为太祖之后的皇位继承人,也可以不被安排为太祖之后的皇位继承人,并无什么天生和法定的优先权。其实,这一问题本毋须多论,因为赵宋王朝的人事安排本身亦早已否定了德昭的优先继位权。《长编》卷二记载,建隆二年七月(亦即昭宪去世后的次月),赵宋王朝公布了一道重要的人事安排:“以皇弟泰宁军节度使兼殿前都虞侯光义兼开封尹,同平章事。”按五代及宋初之惯例,宗室成员任开封尹,即意味着具有了继位人的地位,此一点有大量的历史记载为证,学术界对此亦无异议。可见,赵宋王朝在实际人事安排中,亦未曾考虑皇子德昭成年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总之,无论是从五代宋初传立观念的变化看,还是从赵宋王朝的实际人事安排看,皇嫡子德昭均无继承父位的优先权,他只是诸多皇位继承人中的一员。既然如此,那么杜太后生前提出“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原则后,自然就应该依据几位继位人的实际年龄情况,安排出最能体现这一原则精神的传立次序(太祖—光义—廷美—德昭),而毋需考虑是否会因“打破传子的传统习惯”而“引起皇室的纷争”,更不必考虑十几年后,或二十几年后德昭成年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了。

而且,“长君”云者,并不单纯是一个年龄上的概念。年长与否,往往标志着一个人政治上是否成熟,阅历是否丰富,才干、威望、贡献是否孚众,换言之,只有把年龄与经验、贡献等等结合起来,所谓“能立长君,社稷之福”才有意义。光义年长德昭十岁,工文业,多艺能,又出征带兵,替太祖镇守过京城,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和较丰富的社会阅历。更重要的是,在赵宋开基建国中,光义有策划缔造之功,这正是德昭无论如何亦无法比拟的。所以,即便是德昭能在太祖有生之年长大成人,但从“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原则看,仍应优先将光义而不是德昭安排为继位人。

至于廷美,其阅历、贡献与德昭相比虽不占有很大优势,但是既然德昭并无优先继位权,而光义又在“立长君”的原则下可以兄终弟及,那么将同为皇弟的廷美安排为继位人之一,也就同样是很正常的了。事有凑巧者,在昭宪嘱立“金匮之约”稍前,南汉则发生了举措相反,而却不无咀嚼意味的另一种安排。《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三月条:

“南汉宦者陈廷寿言于南汉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尽杀群弟故也。’南汉主以为然。丁巳,杀其弟桂王旋兴。”

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皇位传立观念在五代宋初发生过怎样的变化,说明“群皇弟”与“诸皇子”在继及问题上各自具有怎样的地位。

总之,只要放下“皇子德昭应有优先继位权”这一习惯性认识,从五代宋初传立习尚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会发现昭宪提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原则,并据此定下“太祖传光义,光义传廷美,廷美传德昭”的继及次序,实属正常心态下的正常之举,并无任何离奇难解之处。




0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