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始料未及的惊喜 收藏 0 40

蔡定剑走了。

4天前,我和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中央党校的蔡霞、政法大学的刘小楠去305医院看他,“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不过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蔡定剑这些话,使几年来一直和他一起工作的刘小楠泪流满面。

蔡定剑是我今年送走的第三个比我年轻的人——另两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白南生——他曾对中国的改革,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改革作出过贡献,以及,只有一些人知道的赵铁林——他以他的镜头记录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对于朋友们的离去,我不悲伤,不惋惜,因为他们已经做完了他们自认为应做的事。我只是在有生之年会持续地怀念着他们。我相信,在我之后,仍有人会记住他们,怀念他们,因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关键的时段,为人类,特别是为中国人做了他们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而他们身后可以留下“不生不灭”的是,表现在他们和我们身上的人类的向善之心与人类追求公正、正义与和谐的美好愿望。

被称作知识分子,而自己也以知识分子自命,我们这一代人有着特殊的经历:

在整体的世界已然形成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封闭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在这种封闭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被动员起来,参加运动,上山下乡、去工厂当工人——如我即有8年在农村务农,4年在工厂做工人的经历,或者是入伍从军——如蔡定剑即有在军中服役的经历;当国门重新打开,在开放、改革中,又历阅了种种世事变更,沧海桑田,常使我们感慨万分。

而在中国,在这番经历之后,仍能持续思考,终成知识分子的人,所面对、无可回避的问题,就不只是一般的人、家庭、族群、人类,以至是国家如何,而首先是自己过去的言行思想,有无错处?我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对现实社会做理性思考的人;依凭良知,不因循苟且,有所敬畏,重学问,而绝不以“学问”谋生。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种认识:中国自告别传统社会,结构改变,至今150余年,清季以降,内部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叠加而成的危机与外部的挤压,致发展步履艰难;外寇入侵、内部战乱,加之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又为上世纪中期独特的总体性社会形成提供了条件,当再度开放,主动推进现代化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的负面影响,导致发展的路径依赖,以致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中利益关系失衡。

当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当中国确定了法治国家的目标,在人们已分化为利益、主张不同的人群时,唯有公平公正能够同等地认可、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形成社会、政府和市场间的制衡,以使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和谐,成一种互惠共生的景象;以使中国走向发达——我想,这种认识,就是蔡定剑和我,和其他一些人,能够长时间地交往、合作的基础。

说起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在结构上和观念上都会表现为阻碍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而发展的路径依赖又使新的利益格局已然形成,强势者强夺而连些微小利也不肯让。30年来,在市场、法治、人权尚未确立为既定方向和价值选择、制度选择时,持此种主张的知识分子大都曾感受到压力。而转型中,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盘根错节的纠葛与日益增多的社会冲突无法通过制度化的路径化解,又使人际关系冷漠,相互猜疑戒备,整个社会日益情绪化,坚持理性思考,不主张采取过激的或者是极端的行动的知识分子,又会有一种不被公众理解、信任的感觉。我想,由此而生的孤独和无奈,蔡定剑也不能免。不媚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将自己的所想通过言说贡献于人类,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品性——一种在今天较为缺乏的品性。先贤有言:“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廷,时穷节乃见,一一写丹青。”作为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第一要义当然是要好好活着,善待自己的家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旁人,但又要有担当,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面前,能尽责任。我想,蔡定剑应是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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