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建国”丑剧始末:关东军帮忙定“都”长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应对国际舆论,掩饰自己的侵略目的,开始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筹建伪满洲国。


“满洲国”国名是谁提出的?这个傀儡政权为什么定“都”于长春而不是沈阳?长春又为什么改名为新京?溥仪粉墨登场后,为什么不称皇帝而称“执政”?


这一系列问题中隐蒇着什么样的用心与目的?


关东军司令部里的密谋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行色匆匆地来到沈阳浪速广场(今中山广场)旁的大和旅馆。大和旅馆是当时沈阳最豪华的宾馆,在日军中,只有少佐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入住。片仓衷来这里是找一位日本军界的大人物--建川美次,日军参谋部的作战部长。


此刻的片仓衷与所有参与“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高级军官一样,心情振奋,却又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这次震惊全世界的军事行动要么使他们这些始作俑者身败名裂、自杀以谢天皇,要么加官晋爵,为自己的肩膀上再添一颗星星。


片仓衷向建川报告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后,说明来意,请建川去关东军司令部共商善后大计。


此时关东军司令部的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奉天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大帮人。建川走进来后,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本庄繁等人并不知道日本军部的代表、参谋部作战部长对“九一八”事件到底是何看法。


建川故作威严地扫了一眼会场后,宣布说:“我此次前来不是来干涉关东军的军事行动的。 ”听见这话,本庄繁等人都舒了一口气。建川接着说:“现在的情况主要是占领之后的政权建设问题。我听说你们已经以土肥原大佐出任奉天市市长,我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会引来国际干涉。 ”


石原在一旁插嘴说:“我们已经攻占了沈阳,国际上肯定会干涉,既然这样,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直接并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 ”


建川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说:“在现阶段的情况下,还是建立一个取代张学良的政权为好。这个政权必须亲日,但名义上还在南京政府管辖之下。 ”土肥原贤二马上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东北关系到未来大日本帝国的国运,是生命线,不能放弃,必须由日本人牢牢控制在手中。 ”


一阵争吵之后,谁也不能说服谁,会议不欢而散。


9月23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日本以什么形式统治东北。这次土肥原一上来就抛出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的方案。主要内容就是要建立以溥仪为首的傀儡国家来统治东北,日本人在幕后掌管这个国家的一切。


对这个方案,参会人员一致同意。于是,当日下午4时,关东军即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立刻把溥仪置于其保护之下。


溥仪躲在汽车后备厢中出逃


此时,清末帝溥仪已经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蜗居在天津日本租界的静园中。


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溥仪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溥仪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


心下惴然的溥仪随吉田忠太郎来到天津海光寺日本兵营。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本兵营等他的不是香椎浩平,而是他昔日的老臣罗振玉。


罗振玉见到溥仪,以臣子之礼恭恭敬敬地请过安后,拿出一个大信封。信封里装的是爱新觉罗氏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信。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率领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熙洽在信里说,光复祖宗大业的时机已经来到,请皇上尽快来到东北,在大清的发祥地建立国家。


罗振玉等溥仪看完了信,故作神秘地说:“东北三千万'子民'盼皇上回去,关东军愿意帮皇上复位。只要皇上答应,日本人将派军舰把皇上送到大连。”罗振玉说得唾沫横飞、满脸红光,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溥仪听后,心一阵狂跳,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只说了一句“这事太过突然,容我考虑考虑”,便匆匆离开了日军司令部。


一个月后,土肥原贤二又来到天津,亲自与溥仪进行了会谈。


溥仪最关心的是:“这个新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言之凿凿:“这是个独立自主、完全由宣统帝您做主的国家。 ”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个问题嘛,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土肥原敷衍道。“不! ”溥仪强调,“如果是复位,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土肥原信誓旦旦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问题的。 ”溥仪听到土肥原的保证,点点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那么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1月16日以前到达沈阳。 ”


土肥原离开不久,下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溥仪,刚才有一个陌生人送来一篮水果,水果篮中发现两颗炸弹。溥仪马上将这一情况告知土肥原。土肥原派人把炸弹取走,两天后告诉溥仪,炸弹是张学良的奉天兵工厂生产的。言外之意,这是张学良要派人暗杀他。事实是否如此,也只有日本人自己知道了。


这次炸弹惊魂事件让溥仪下定决心,尽快离开天津前往东北。


为了掩护溥仪出走,土肥原首先制造了“天津事件”。 1931年11月8日晚,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在土肥原的指使下,组织了一群流氓在天津大肆骚扰。一时间,天津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天津日军则乘机宣布戒严。


11月10日晚,在混乱的烟幕中,溥仪从后门溜出了寓所,钻进一辆双座敞篷车的后备厢。车到了日本人开的饭店后,溥仪穿上日本军装,装扮成日本军人,乘坐日军司令部的汽车来到码头。在这里,他乘“淡路丸”号商船前往日本人控制下的营口。


11月13日,“淡路丸”缓缓地开进营口港。按溥仪的设想,港口应该是人山人海,有大批“子民”在此欢迎皇帝归来。然而,令溥仪大失所望的是,港口既没有欢迎的群众,也没有新闻记者,整个港口除了少数关东军士兵外,冷冷清清,连装卸工人都被日军清场了。


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1931年11月10日,日本人授意大汉奸于冲汉在沈阳成立“自治指导部”,负责“建国”宣传,为“建国”大造舆论。这期间,于冲汉以“自治指导部”的名义发了很多伪造民意劝进的电文,据考证,“满洲国”字样最早就出在这些电文中。


溥仪到东北后,关东军加紧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急不可耐地召集了张景惠、熙恰、臧式毅等人开了一个“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美其名曰“共商建国大业”。事实上,“建国方案”早已被关东军安排好,这个伪行政委员会不过是个橡皮图章。尽管如此,伪行政委员会还是召开了三次正式全体大会,这就是被日本报纸


大肆渲染的“四巨头会议”。


就在这“四巨头会议”上,确定了伪满洲国的“首都”、“国号”、“国旗”等。


在定“都”哪里的问题上,日本人内部争论很是激烈。


沈阳的日本人首先提出,沈阳历来是东北的经济政治中心,未来的“首都”理所当然定在沈阳。


大连的日本人则强调,日本人在大连经营多年,政治基础十分巩固,作为“首都”,当然大连最合适。


长春的日本人认为,长春地处东北的中心,“首都”当然要在“国家”的中心位置。哈尔滨的日本人也跟着凑热闹,嚷嚷着要定“都”哈尔滨。


各地的日本人炒成一团。最后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沈阳、大连、哈尔滨的日本人纷纷向关东军抗议。关东军理都不理: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最后被逼急了,才说出定“都”长春的理由:将来关东军是要进攻苏联的,所以,为了指挥军队方便,“首都”必须靠北。


事实也确如关东军所说,大连地处辽南,地偏,首先就得排除;哈尔滨太接近苏联,而且苏联在哈尔滨的势力深厚,如果定“都”哈尔滨,东北的抵抗势力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对日本威胁极大;而沈阳历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二十多年的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不利于日本人统治的稳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伪满洲国是一个新建的“国家”,不是清朝的复辟。沈阳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三百年来一直作为清朝的陪都,如果将伪满洲国“首都”定在沈阳,会给中国人和国际上一个印象,以为是清朝复辟。这对于一心要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并且打算日后将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的关东军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而长春就不同了。长春战略地位重要,地处东北的中心地带,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满铁就经过长春,交通方便。再一个,这里原本就是小城市,中国的抵抗势力薄弱,早年又和清朝没什么特别深的渊源,是“定都”的理想之地。


那么,为什么长春又会被改为“新京”呢?


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各部总长;主持会议的是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部长驹井德三。在这次会议上,驹井提出了要在长春建设一个让中国人羡慕的“新国家”的“新首都”。接着,他提出:“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呢?”就这样开始向伪国务会议成员征求长春更名的意见。


伪外交总长谢介石摇晃着又小又圆的脑袋,第一个提议:“叫'新京'怎么样?”驹井对这个名字很欣赏,当即表示:“好名字啊!”“叫'复京'怎么样?”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伪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复京意为复辟的京城。


一时间,这些汉奸纷纷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新首都”的名字。


时间已经晚了,当天没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驹井宣布“等下次会议再定”,就散会了。


4天以后,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伪国务院召开第四次伪国务会议,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会议还是由驹井主持。驹井说:“'首都'怎样更名,还是4天前留下来的悬案,今天一定要解决。 ”


在这次会上,又有人提出了第三个意见:“叫'盛京'怎么样?”驹井当即表示:“叫盛京是不行的!这不是清朝的复辟吗?我们建设的是一个新'国家'!”郑孝胥见大家意见相持不下,说:“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所谓的“执政”就是溥仪。就这样,这次会议决定了长春更名为“新京”,第二天就以“布告”的形式向全世界发布。


溥仪先当“执政”后当“皇帝”


1932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冯涵清、吉林代表张燕卿、黑龙江代表赵仲仁、蒙古代表苏宝麟、呼伦贝尔代表凌升、哈尔滨特别区代表葆康等六人来到旅顺溥仪的住所,递上一份恳请书,恳请溥仪出山就任伪满的“国家元首”--“执政”。溥仪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说,就任执政“兹事体大”“不得如此仓促”,本人“才识学浅”“难堪大任”等等。六人跪在地上言辞恳切地一再请求溥仪就任,溥仪对此“严词”拒绝。六人没办法,只得悻悻离去。


3月4日,一个32人的请愿团再次来到溥仪住所,请求溥仪就任“执政”。这些人高声宣称,此来是代表三千万东北老百姓的共同心愿,如果溥仪不答应,他们无法对三千万百姓交代,希望溥仪不要辜负民众的殷切期望。溥仪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拿出了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愿意就任执政一年”。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关东军事先安排好的,就连第一次表示拒绝的答词都是关东军写好后让溥仪念的。就这样,在旅顺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溥仪终于要粉墨登场了。






1932年3月9日下午,溥仪就任“执政”典礼被定在原长春道尹衙门的一间礼堂举行。这间礼堂其实只是原衙门里一间比较大的房子而已,早已经破旧不堪。因为时间紧迫,也仅仅是稍稍收拾一下。 3月的长春天气干燥,呼啸的大风夹杂着干燥的泥沙打在窗户上啪啪作响,令人产生房子摇摇欲坠的错觉。


下午3时,典礼准时开始。


在音乐的伴奏下,出席典礼的伪行政委员会委员、蒙古王公、各省文武官员、各省民众代表、日本官员依序入场。这些人员入场坐定后,宣礼官宣布“执政”就职。


穿着西式燕尾服、头戴高礼帽的溥仪在侍从武官张海鹏以及礼官的伴随和引导下入场。之前,溥仪原准备穿龙袍就职,但日本人再一次强调是新建“国家”,不是清王朝的复辟,所以不能穿龙袍。溥仪起先还很抵触,但郑孝胥劝解说,与日本人做对没好处,张作霖就是前车之鉴。听郑孝胥这么一说,溥仪吓得不敢再坚持。


溥仪进场后,在座的伪满官员、来宾全体起立向溥仪三鞠躬。溥仪也稍稍一欠身,算是回礼。行礼完毕,张景惠和臧式毅分别“代表”全东北的三千万民众捧着用黄绸缎包裹的伪满洲国“国玺”和“执政印”来到主席台,将其转交给溥仪。溥仪接过印玺后又转交给张海鹏保管,然后走向一边。这个发放印玺的典礼算是完成了。礼毕后,郑孝胥代溥仪宣读执政宣言,宣言总共不到百字,主旨很明显,就是宣称去掉“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将东北变成日本人的“王道乐土”。


典礼进行约30分钟,即草草收场。


伪满“建国”闹剧的最后一项是群众庆贺大会,但东北的民众根本不理会。张贴在长春城内外和电线杆上欢迎新“国家”的标语和口号被人撕下来扔得到处都是。整个夜晚除了由士兵施放的烟花聊表些气氛外,整个街道冷冷清清,毫无生气。在东北的偏远地区,老百姓干脆拒绝悬挂伪满国旗。当日,日本驻东北各领事馆举行庆祝晚餐会,受到邀请的各国领事无一人参加,令日本人尴尬不已。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将“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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