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二)》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在重庆的军统局本部罗家湾和重庆卫戍区监察科枣子岚垭以及马鞍山国民党人员宿舍附近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这个姑娘称重庆卫戍区监察科的张蔚林为哥哥,他们常常一起看电影逛街,关系看起来非常亲密。


1940年的一天,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在他重庆的办公室里接到消息,他亲自派往延安的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了活的。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再一次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对他来说,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


他不明白:“人员是自己亲自委派,没有通过情报处;电台也是自己亲自布置,没有通过电讯处。共产党怎么可能会知道呢?难道我身边也有……”他不敢往下想。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上来。


这么绝密的行动,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又是谁泄露出去的呢?


这里有一封当时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翻译出来电文是这样的:“吾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贵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问题就出在他发出的这封电报上。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截获了这封绝密电报,才使得戴笠的如意算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么,这样一封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怎样被共产党截获的呢?又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截获的呢?


张蔚林,1916年10月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士绅家庭。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后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担任通讯工作。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在这里,他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大失所望。此时,张蔚林的思想已逐步地倾向于革命,他还秘密订了一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同事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


冯传庆,出身于北平一个电讯世家。由于他听力强,技术好,从庐山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无线电台。后来又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二人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他们无话不谈,并且决心一起去投奔延安。可是怎么去延安?他们是国民党军统的人,即便到了延安又该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他们决定冒险试一试!


重庆这时的政治气氛,正像这里的天气一样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从武汉失守,迁都山城重庆后,反共气焰更其嚣张。


重庆的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也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位于重庆市郊一处红色岩石之上,所以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就是在这里领导着大后方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南方局设有军事组,叶剑英兼任组长,成员有李涛、曾希圣、边章五、雷英夫、张清化等。


张蔚林和冯传庆两人决定结伴冒险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8月26号一个炎热的午后,张蔚林、冯传庆突然出现在曾家岩周公馆,一进门,他们就说,“我们想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不明底细,这一次叶剑英同志没有见他们,而是由另外的同志与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之后不久,张蔚林、冯传庆带着军统电台的一些机密资料第二次来到曾家岩。以此证明自己的抗日决心。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们,并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以获取更多情报,支持革命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这是一所庞大的现代化通讯中心,大部分机件来自美国,是在美国谍报机关援助下建立起来的。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大量秘密特工。特务头子戴笠,就是通过这个电讯中心,为蒋介石提供国内外的情报,发布各种各样的秘密指令。


在国民党这样一个核心要害部门中发展共产党员,其作用和意义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


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好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所以他俩的工作非常重要,更为了保证安全,他俩不能再亲自频繁地到曾家岩送情报了。叶剑英考虑必须有人代替他们送情报。这个重要的人物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可关键是到哪里去找这个人呢?


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在重庆的军统局本部罗家湾和重庆卫戍区监察科枣子岚垭以及马鞍山国民党人员宿舍附近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这个姑娘称重庆卫戍区监察科的张蔚林为哥哥,他们常常一起看电影逛街,关系看起来非常亲密。


这个姑娘是谁呢?


这个姑娘叫黎琳。黎琳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去往延安路上先后改名余慧琳、黎琳。到重庆后改名为张露萍。1921年农历5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母亲是北大学生黎丽华,父亲是川军军长余安民。


这个姑娘就是叶剑英正在寻找和期待的那个人。黎琳是由延安派到重庆来帮助开展地下党工作的。叶剑英根据她的个人情况和背景,对她的工作做了调整,派黎琳担任国民党军统电讯中心地下党特支书记,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她与其他重庆地下党组织不能有任何联系,负责和她联系的是曾希圣和雷英夫同志。


一个18岁的小姑娘究竟能有多大能耐被叶剑英同志选中,让她来重庆接替张蔚林和冯传庆的地下党工作?想要更多地了解她,可以从李清的回忆得知一些:


“那天,寒风凛冽,我们下课时正好遇上送她们的卡车,大家热情地围上去抢接她们的行李。当我挤到车前,正好站在她的下面。我先帮她拿下行李,再向她伸出双手,她毫无扭捏,大大方方地扶着我跳下车。在我提着她的行李送她去住地的路上,倒是她先主动问起我的姓名。”


李清提到的那个她就是黎琳,也就是之前说到的后来在重庆出现的那个时髦的女学生。那么,李清又是谁呢?他们俩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李清,直隶省宁河县人,1920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员,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政治部秘书,中共湖北鄂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秘书长,后任交通部副部长。


1938年2月3日李清去接刚到延安的新同志,黎琳就在其中。那么她是怎样去的延安呢? 1935年秋天,黎琳以余硕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国中学。结识了同学车崇英的父亲--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在他影响下,余硕卿参加了成都学联。后来又参加了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11月下旬,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并改名为余慧琳和彭为工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踏上了她们早已向往的去往延安的征程。可是当他们12月初到达西安的时候,一位四川地方军少校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她父亲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


余慧琳知道回去就是嫁人,为了摆脱此人的纠缠,她改名为黎琳。后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她终于在1938年2月3日到达延安!延安沸腾的革命生活让黎琳兴奋不已,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开始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活。


在给家人及同学的信中,黎琳这样写道:“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最方便的写字桌。”“我们除了学习,还参加劳动。对劳动最初不习惯,现在也能背八十斤,走几十里山路了!”


黎琳当时才十七岁,就已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因为军阀家庭出身的拖累,在经受了党组织半年的考察后,1938年10月26日,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黎琳在延安文联秘书工作期间,与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李清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不久两人就结婚了。


然而,就在两人新婚仅仅两个月后,中央组织部、社会部决定派黎琳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赴四川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深秋的一天,黎琳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对于当天的分别,现在居住在北京已经90高龄的李清仍然记得很清楚:“那天,虽然天气很冷,但她的心却是热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今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当时,我们并没有分别的痛苦,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两人的诀别!”


那么,被党组织派往四川的黎琳到底要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呢?她又会经历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