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的痴言妄语:弹性防御战略与南宋国防思想有关系么?毫无疑问,南宋国防一直饱受今人诟病,似乎它的一切缺陷都是由统治者懦弱腐败、消极抵抗等人为因素所造成。其实,这实为今人在缺乏基本的政治文明与国防认知上所发出的曲解。任何国家(自然包括南宋)的存在及政治军事行为,皆为地缘政治互动的结果。综合参考国防布局与地理条件等因素,本文要阐明的南宋弹性防御战略,亦是如此。

防御思想大体三种:即前沿防御、纵深防御和弹性防御。

前沿防御的特点是拒敌于国门之外,重兵云集前沿,而后方可能极度空虚(典例明朝)。优点勿言,但其致命弱点在于漫长防线上,只要被撕开一个口子,就可能演变出灾难性后果。选择前沿防御,一般都会有个不可割舍的战略利益,这个利益可能是经济的,可能是政治的(明朝都城北京,不可不守),更可能是军事的。一旦放弃前沿防御转入弹性防御势必会让出这一战略利益点而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大国出一对于对自己实力的自信,一般会首选前沿防御。小国往往也采用这种防御,原因简单,缺乏纵深,无路可退!

纵深防御的意图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敌军占领和推进的困难,从而尽量减低其入侵的获益。然而纵深防御是一种最无奈的选择,简单说来,就是以空间换时间。这种防御是最无奈的,虽然有可能最终击败敌军,但其惨烈程度往往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一片亟待修复的废墟(参考抗日战争和拿破仑,希特勒侵俄战争),所以纵深防御即便成功也通常损失惨重。

弹性防御究其实质,是纵深防御和前沿防御相辅相成的混合防御模式。其意图是在一定的弹性空间里,依托大后方的物资与人员支撑,于运动中扑捉战机,并最终击败入侵敌人的战略思想。

三种防御可以互相转换,我们可以设想下,当敌军成功突破前沿防御且己方无法堵截缺口,就可能导致防线的全线崩溃,国家的后方就会直面敌人的冲击!因而,当前沿防御失败时,弹性防御则成为必然选择,而纵深防御则是连弹性防御都失败后的最后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北宋选择弹性防御的前提、国防思维转变的基点是幽云地区被后晋拱手让给了辽国,使得北方游牧帝国可轻而易举地冲击整个中原地区!幽云地区的威慑力远非拒马河一带的雄州—霸州所能抗衡,无法建立长期有效的前沿防御导致宋朝只能实施退一步的弹性防御。历史上,北宋的弹性防御区域即为河北北部,而核心防御点却是河北中部的真定、中山、河间三府。结果也表明了这种战略的正确性,契丹势力基本被抑制在河北中线以北。而南宋尤其如此!南宋草创之初,随着河北、河东、关中、山东、中原的沦陷,中国最精华的军事政治地理特征完全丧失,而南宋最强大的地理形势不过是二三等的荆湖与长江!明代王夫之《宋论》中说“天下形势至南宋而十去八九”,可见选择最符合国防规律的弹性防御战略,成为南宋统治者最务实的态度。长江具有真正军事特征,而淮河只有政治特征而基本不具有军事价值,因而南宋理论上则是将整个淮南–江北大部都设为弹性防御区。所以,采用弹性防御是己方缺乏天然军事屏障后,步军王朝面对游牧铁骑时的一种退而求其次但也是最好的选择。而最理想状态则是能构建出完善的前沿阵地。

但即使建立了前沿防御又能如何呢?前沿防御是被动的刚性防御,因而,前沿防御的据点往往城坚池深,但是,对方又怎会在己方军力没有胜算的情况下来以弱击强、并让你实施梦幻般的有效而没有损失的强大前沿防御呢?对方要进攻,意味着必然已经掌握了你防御的弱点。并且游牧民族最强大的也只是野战和机动力,攻坚战中,面对装备装备先进的宋军,胜算不大。

宋金之战,基本为步兵对骑兵,虽然宋步军数量远过于金骑兵,如果宋军只以前沿防御,则必然造成灾难性后果。金骑兵完全可以利用速度和机动能力分散宋步军防御力,再利用步军之间协作缓慢的速度差,迅速完成分进合击,形成局部优势兵力的强行突破,从而轻易地在漫长的宋军防线中找到很多突破口,继而导致防线的大溃败。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术,与二战时期美军的“跳岛战术”或者德军的“渗透战术”相比,共性在于绕开对手坚固但固定的防守单位,迂回到敌人薄弱处,不断消减对方战争潜力,如此,再强大的堡垒也会自行瓦解。于是,宋军面对完全骑兵的金军时,单独的前沿防御已经失去任何意义,随着金军对广阔纵深的打击,前沿重要据点便可不断地自行陷落。

那是否不需要建立前沿防御呢?不,虽然其有先天的致命弱点,但前沿防御却是后方安全的保障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有数十年的和平,原本的弹性防御区即可恢复为前沿区,借此可再不断扩大前沿的范围。当北宋与辽和平百余年,河北北部的弹性防御区就早已变成前沿防御(金军南下时,北宋的主力部队都在陕西境内),从而彻底丧失弹性机动战力后,就被新崛起的金迅速地摧毁,然后太原、中山、河间、真定等就此陷入被动局面,防守虽然坚固,但金军依然可以绕过而涂炭中原、摧毁前沿防御的战争潜力,而后强固的前沿据点即可一一陷落。可以说,北宋的成功,得力于弹性防御的成功,北宋的失败,起于弹性防御的失败,弹性肌肉被剥离,那即使骨骼再强大也可摧折。这就是前沿防御遇到机动战之后的悲剧性规律。

那弹性防御又是如何克制敌方铁骑,抵消骑兵的速度优势呢?

弹性防御打法很多,但核心价值在于以前沿据点的物资和后勤等实施有限度机动作战,搅乱对方的作战计划,掩护己方可能存在的防守缺陷,并伺机在运动战中打击对手的生力军和战斗力。也可以逐级消耗敌人的战力、兵力、后勤保障以及获得完全的情报优势。可以利用当地所有的地理条件和资源进行伏击、据守、劫粮、骚扰、水网阻击等等逐级抵御对方的冲击能量,并获得大量可靠的军事情报,以便于主力部队即时精确地做出反应,而最后的决定命运的战场却是在退无可退的数个战略据点。当敌人饥肠辘辘疲惫而跌跌撞撞地来到江边,那就意味着开始了最后的较量,此时,己方已经获得大量精确情报,对敌人力量、动向、虚实都已经很清楚,剩下的就是彻底打击对方。而对于己方,这也是一个无可再退的前沿防御区。当然此时的战斗非只前沿防御,而是在弹性防御区进行机动打击。

对于南宋,敌人占领淮南,如果不拔除荆湖之襄阳、郢州;淮西之庐州、和州;淮东之楚州、扬州等,就依然会受到南宋军队的强力钳制。所谓守江必守淮,淮南不守长江危矣的唇齿关系并非是将前沿防御推进至淮河,而在于重兵云集沿江,并占稳几个淮南战略点,在淮南挫败敌人,则已达到守淮保土作用。所以,据点加机动弹性防御即构成守淮之根本手段,如假设淮南不在南宋控制中,则南宋军队往往要在金军到了长江边才能做出反应,所谓“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而这样的反应,则只会使得南宋立国根本的繁华江南沦为残破的缓冲战区。而江南之后再无战略屏蔽,则南宋必亡。

弹性防御区虽然重要,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过大,弹性防御区过大只能步军机动的成本增加,导致己方机动战力的迅速降低。即时空的扩展,马军对步军的优势就会几何暴增,原因即四个字:“唯马快尔”!所以,随着占领地的扩大,步军就不得不待援固守,否则就没必要占领,而固守,就会损及攻击方的弹性防御力,而步军要打败马军必须通过机动作战,机动防御力的丧失,也即意味着机动防御转入固守待援的前沿防御,前面已经论述,前沿防御遇到马军机动进攻必是全线崩溃。但占领后不实施固守,则机动战又没有依托,后勤保证就更成问题,结果只会导致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南宋刘义隆(刘宋不是赵宋)的元嘉北伐可以视为这一情况的体现。刘宋以荆湖、山东为依托,瞬间囊收全部黄淮平原,可谓挡者披靡,但占领地一扩大,则就不得不立刻沿黄河转入分兵固守待援的前沿防御,即随着占领空间的扩大,固守兵力必须增多而兵力分散,机动力下降,各支军队机动配合的难度直线上升、而质量效率却直线下降,于是在北魏马军机动打击下,无可挽回地被各个击破,兵败山倒,顺带整个淮南的被毁而终结元嘉小康盛世。所以,步军可在有限弹性防御区以一定的机动打垮马军,但一旦新占领地过大,弹性防御区过大,则必然会变为被动挨打的前沿防御,则又将面临必败的困境。

史上南方政权能做到中兴北伐收复国土而将前沿防御推到黄河沿岸的,只有南朝宋刘裕。而且他能做到也有着极为严苛的历史机遇,如果不是刘裕平乱而获取东晋最高权柄而事权归一,如果不是南燕的狂妄自大自敞沂山天险,如果不是山东的重要前沿战略点如徐州、允州等处于刘宋统治区,如果不是当时北方处于大分裂,如果不是北魏救援南燕草草收兵等天赐良机,刘裕北伐同样具有极大的不可预见性,而随着刘裕归天,不等坚固的弹性防御区建立,北方政权便又尽掠中原和关中。

弹性防御还有第二个缺憾缺陷。如果说进攻方的弹性防御区容易理解,但防守一方的弹性防御则往往是在前沿防御失败之后的选择,因为弹性防御区必须放弃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这对当政者来说,必然会有痛苦的抉择!这就是采纳弹性防御的一个先天缺憾,即军事上的高分和政治上的低分(参照南宋政府受到的指责)。大体军事专业化程度越高、素质越高的军队,都会比较倾向接受弹性防御,但政府或国家是要强调政治形象的,所以很不喜欢这套,因弹性防御的一部分现象就是“避战逃跑”。但是,当形势过于严峻,则必然会在考虑国家整体生存的利益中倾向弹性防御。以明朝为例,虽然其获得了“天子守国门”的赞誉,但军事上却始终受到后金制约!

历史学家曾瑞龙先生曾引用二战时期德军元帅与希特勒对东线战场的防御类型的争议:1943年,曼斯坦元帅与希特勒争论东线战场采用何种防御时,曼斯坦主张弹性防御,而希持勒认为在顿尼茨流域进行弹性防御会损害该地工业,而放弃某些城市则会使罗马尼亚受到空袭而退出战争,因此极力主张前沿防御。然而曼斯坦认为,希特勒拒绝采用弹性防御的主要原因是,放弃占领地和下放战区指挥权会令他的自我形象受到伤害……

另外,募兵制的出现,也从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成本,进而影响政治声誉。可以说游牧民族的男人都是天生的战士,而募兵制下的两宋军人却是专业的战士。天生的战士基本不需要培训的成本,而专业的战士却是需要大量的培训支出。所以募兵制下的宋军极其金贵,虽战斗力远高于之前军队,但成本巨大而数量有限,如北宋正规军最高峰50万左右,南宋最高峰为绍兴十年约35万左右,跟游牧军队高质量兵源的全民皆兵打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宋军绝不能陷入军队数量的对耗境地(对于南宋更是如此)。当宋朝面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就可能作出弃地保军队的选择,地丢了还可以短期内夺回来,若军队没了,短期内组绝无可能,战役失败了是小事,保存军队才是大事!这也是弹性防御思想开启后,关注点从坚固防守转移到怎样打击对方军队和保存己方军队实力上。于是,对于弹性防御区的次要州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确保军队战斗力,死守现象基本只在不可退让的战略据点,这就是宋人思维,自然南宋也会继承。所以才会看到宋军爱惜一支军队甚于重视一座城池,及战役期间大批州县守军望风而逃的现象(当然,逃兵还是存在),这实际上部分原因就是募兵制和弹性防御战略结合的结果,如果不明真相,很容易误以为是政府懦弱不抵抗投降政策所致。

如果这样,那究竟在哪些条件下当政者会必然选择弹性防御呢?北宋因燕云地区无法收回后略呈劣势,而不得已开始构建弹性防御区。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总结守御一方的弹性防御产生的前提:

(1)弹性防御区的战略战术价值有限,不是经济文化重要活跃区,无法满足己方军队的后勤补给。即便暂时的退却也无法使得敌人得到很大的资给,或者战略战术利益有限。或者该区已经被破坏,战略价值较低,不值得付出巨大代价来建立前沿防御,即便改为前沿防御也无法获得良好的军事效益。可见,这一区域基本就是战争的缓冲区。而如果某区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有着较大利用价值,那必然会首选前沿防御。

(2)该区有强大的利益价值,但在前沿防御遭遇惨重失败,被迫会转为其他类型的防御。因而对于这部分地区,弹性防御则是不得已的第二选择。

总而言之,如果有很多无法割舍的东西,就不会考虑弹性防御。 如果无价值不高,就会顺利转入弹性防御。

由此,我们重点分析下南宋淮南弹性区。南宋的国防战略即是著名的守淮以守江,而这种思路,也即是弹性防御思维,南宋虽理论上以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作为弹性区,但在具体部署上,弹性区又有一批前沿防御点(点而不是区),因为南宋也希望在淮南建立完全的前沿防线,惟其如此,才可以将弹性缓冲区北移到淮河以北,但历史不容假设。导致南宋只能在淮南构筑弹性防御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两淮的残破。金人南下的屠戮对宋朝的损失是及其巨大:“大河之南,连亘数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胜计”。两淮本为北宋最富庶地区之一,结果却“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淮南洊罹金人蹂践,且群盗继之,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民,非朝夕可还。” “濒淮之地,久经兵火,官私废田,一目千里。” “淮南平时一路上供内藏紬绢九十万匹有奇,至绍兴末年才八千匹尔……;而且不仅南宋草创的高宗年间无法恢复,即便经过整个南宋150年,两淮依然没能恢复,“……市井号为繁富者才一二郡,大概如浙中一中下县耳!县邑至为萧条着,仅有四五十家,大概如浙中一小聚落耳!”南宋时两淮之惨状可见一斑。

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发达的重要前提是人口,如果对照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而淮南两路户数:元丰年间(1078-1085)为1351064户,合6755320口《元丰九域志》;而嘉定年间(1208-1224)则为345619户,合1728095口《通考.户口考二》;而北宋各地人口基本上在徽宗末年达到极致,而非他父亲神宗时代,经过惨烈的金人施虐之后,淮南人口下降到极致,纵然经过百数十年的发展,人口依然为神宗时代1/4,约徽宗时代1/5!可见南宋初年淮南基本就是尸山骨海、鸟无人烟的一块赤地,因此,绝无可能支持数十万大军的长期供应!

还有荆湖区,这是南宋立国之根本屏障,也遭到了毁灭性残灭:“州县建置二十有五年矣,今极目?莱,开垦不及十二三”。也即在高宗绍兴末荆湖的生产依然不及平日两三成。荆湖本是南宋国防的重中之重,理应以大量人口充实,但从神宗年间户口为657533户《元丰九域志》,合3287665口;到靖康之后百年的南宋嘉定年间的荆湖区也才只有369820户(《通考.户口考二》),合1849100口;只及平日盛时一半人口!

如果要问淮南地的一直难以生产恢复原因,除了直接的巨大兵灾导致人口流失原因外,鲜为人知的原因即是社会模式和经济规律的影响。宋朝社会属于工商业模式,所以必然是个自由民流动社会,因此淮南的惨状无法吸引人力自由流动,南宋政府多次招抚流民开垦荒地,恢复淮南生产,但精耕细作的耕作模式及社会结构基础一旦被打掉,就自然退化为原始的耕作方式,而生产关系也由原先先进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经营退化为落后的地主农奴制庄园经济模式,这就是时也势也,南宋政府无法撼动。所以,受战争导致退化的经济规律影响,南宋初淮南的社会模式相比之前一落千丈并陷入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之中,即便一百多年的恢复也始终难以达到原先一半水准。淮南的长期萧条穷困,自然导致南宋无法长期在淮南驻军,至于超越弹性防御而成为前沿防御区也只能停留于幻想!

那为什么不让南宋军队耕种呢?众所周知,唐中叶以前数千年军队,属于半农半军寓兵于农性质,平时耕地种粮,所以如果军队驻扎边境,则可以强力驱使军队屯田以解决军粮问题,所以屯田是军队的义务,军队不会感到不便,因而可以保证边境地区军队的稳定驻扎进而带动整个兵灾区的生产恢复,流民回归,局部恢复社会秩序并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域。但是,这个办法在宋朝却行不通。事实上,自北宋西夏战事以来,就形成了在西北屯军的传统,南宋也是如此,自建炎二年便有实行,但效果却远不如历代,原因是募兵制下的部队与之前半军半农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显然募兵制不适于屯田——军队是拿钱打仗的主,如果又要打仗又要耕地,就没人愿意干了。南宋屯田军一般就是这样,即便干了也是心怀怨言,如此军队还有战斗力?宋人全民皆商,大都有经商的习惯,一句话,耕地拿钱太苦,远不如商业来钱轻松,宋朝农民平时就是这种思维,何况这些大兵?所以古时军队屯田可以提升战斗力战争潜力,而在宋朝只会妨碍战斗力!(见辛弃疾《美芹十论》)以上两点,是题外话,但有助于理解南宋淮南弹性防御区的社会性质。

于是,在南宋无法获得地理优势和机动优势,并且淮南也无法建立有效防御的情况下,南宋就必然选择弹性防御思维,以一个军事迂回区为战略缓冲区。因此,被蹂躏而又无法马上恢复的两淮,就构成了建立军事迂回的弹性防御区的必然选择。然后再以长江防线为刚性、无可退让的前沿防御模式。也就是说淮南弹性缓冲区之与长江防线互为为肌肉与骨骼的关系构成了南宋的国防模式。淮南的弹性防御是肌肉,而长江的刚性防线是支撑南宋躯干的骨架。

正如南宋张栻之说:“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说明的正是这一现实(南方立国者都大体出现此类战略思维)。而非今人所以为的南宋朝廷选择保守投降的自保政策。于是,我们就能明白,南宋初年无法在淮河一线尤其淮西构筑稳固的前沿防御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此,故残荡的两淮荆湖只能以少量军队扼守险要以阻缓敌势,重兵和前沿防御则屯于长江边。有事重兵过江,然后以南宋各地转运使调粮以水道为主,辅以陆路到达各军队,这种种客观因素促使形成这种南宋国防模式。绍兴十一年完颜宗弼入侵淮南案例可视为体现此略的经典。当前沿据点寿春和腹心庐州失掉,刘錡依然可以据险东关扼濡须水将金人挡在巢湖而使其不得入长江,然后南宋的江南主力部队从临安七日内赶到淮南和州应敌,同时弹性防御区匮乏的物资也使得敌方无法获得有效补给,导致战争能量逐级递减。于是,物资齐备的各路南宋军队配合打击,就有可能做到聚歼敌军,虽然此战最终功亏一篑,但这个战例已经明显感觉到南宋这一弹性战略精神的存在。

最后,再简单对南宋淮南几个防区部署进行分析,来印证本文的观点。

首先,岳飞军的实际部署:众所周知,岳飞军战斗力为南宋各军中战斗力最强,但可能不知道岳飞的辖区荆湖具有南宋唯一的完美防守与进攻性的地形,荆湖最精华的即是襄阳城。如果我们以理想状态设想南宋布防的话,那就是岳飞本军进驻襄阳,即可着手在荆湖以北的南阳盆地之唐、邓州及蔡州等地考虑建立弹性防御区甚至将唐邓蔡等也转化为前沿区,如此,即可将荆湖威慑力远投关中、中原乃至河内地区(黄河以北、山西以南)。而驻军襄阳也根本不必担心敌军之偷袭,鄂州下游之江州、池州甚至可以不设防!从而可将荆湖兵力全部投入到威慑性力量中,这样也必然会减轻淮东淮西的压力,所以即便南宋当政者真如今人以为那样胆小怕事,也绝无理由不驻军襄阳,但是结果却是岳飞军退驻鄂州(今武昌),而岳飞军的全部粮饷皆取自江西湖南就能明白,岳飞本军大本营只能驻扎在运输成本低廉的沿江区域,这足以证明荆湖区不足以支撑岳飞军进驻襄阳(和两淮弹性防御区情况一样),从而无法将荆湖的威力彻底展现。绍兴五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第二年北伐,就一度收复洛阳,但随即便因后勤问题不得不退回。即使是防御,也无需大军进驻襄阳(襄阳随便安置点兵力就足以防守),不能进驻襄阳,则荆湖区的进攻姿态便不明朗,相对应地对手就可能呈现进攻性,所以荆湖下游的江州、池州等江防薄弱而危害很大的地方的防守迫切性就此体现,因此沿江的鄂州就成为统筹荆湖与江西防务的最佳选择。然后,驻军鄂州就构成了荆湖的这样一种统筹上下游的防御模式。

但是因岳飞北伐都会相应地暂时驻军襄阳,这也使得荆湖的威力能得到一定程度地体现,也因荆湖区本身易守难攻的军事特征,使得荆湖即便缺乏生产,也一样能有效地建立前沿防御,只是威慑力大小的问题,所以,岳飞军才可以较快地在南阳之唐州、邓州建立弹性防御区,甚至构筑前沿防御以屏蔽荆湖,而这些,却是淮东淮西所不具备的地理条件。所以,换言之,如果荆湖生产恢复,就可以确保足够的军粮,则岳飞军必以襄阳为大本营。南宋军事必然是另一幅风貌。

再看淮西,淮西是南宋漫长东西沿线防守最薄弱之处,除却刘光世本身较腐败外,淮西地理条件也实为南宋的最弱项。历史上只要南北战争,淮西总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从构建淮西防务来看,刘光世军先以长江南岸池州、江北的庐州为大本营,这就可以证明南宋的思路,就是只要力所能及,就会极力构建淮西的前沿防御。而庐州被考虑为淮西大本营,就在于庐州本身的地理条件为淮西具备一定攻守、交通中心,由此军资运输条件可以比较方便地通过水路到达。但绍兴七年,南宋信心满满准备北伐前夕,发生了淮西兵变,淮西军力为之一空,于是淮西的大本营最终并入张俊的建康大本营,这就可以证明宋朝极力构建淮西的前沿防御,但力有不及,最终只能退回弹性防御模式。于是淮西据守也只是次及军力,张俊本军就始终驻扎健康。若仅仅从淮西片区的具体分析看,主要据点在寿春—庐州(合肥)一线,这就很明了,即淮西整个弹性区又以寿春、合肥为前沿防御据点,其他地域如淮西陆路一线的濠州、滁州、六合等作为防守空虚的弹性防御区存在。只是在实际情况中更复杂,若寿春、庐州前沿防御失败,则务必退保该线末端之历阳以为屏蔽长江之用,因而历阳又成为前沿防御点,而淮西其他区则陷入弹性区。而历史的演绎也证明了这点:淮西因地形的弱势,时常陷入前沿防御与弹性防御的交替过程,最终使得前沿防御一直无法在淮西有效建立,而不得不使淮西总体上成为弹性防御。 淮东的形势相对来说好很多,战略要道即运河一线经楚州–高邮–扬州。运河供应军粮更为方便,所以韩世忠重兵可以较远地投到海州–楚州一线,而海州已经是在淮北近山东的地界,因此,海州–楚州的稳固,就可以将此看作韩世忠军已经将淮南开始成功地变为前沿防御区,而开始将弹性区转移到淮北,这就更确保了淮东前沿防御的安全。

由此可见,南宋初,淮南之现实条件在于无法迅速恢复生产并提供足够的军资,无法为大规模屯军建立强大的前沿防御,从而导致北伐的物资供应和后勤补给无法及时跟上。故反过来,就会形成一种适合南宋的战略思维,要想北伐胜利,就得先在中原建立局部弹性防御区,如此,就又需要以淮南建立前沿防御为据点和依托,而淮南建立前沿防御的前提就是先要恢复生产,否则淮南只能是弹性防御区,就无法构建稳固的中原弹性防御区。当然这些作用是互相的,不建立中原弹性区就不能建立淮南前沿防御区,就不能发展生产……如此,各种因素决定了南宋必须北伐,但北伐战果又一时不可能扩大。所以,南宋初北伐举动很多,动机也是真诚的,只要有机会和实力,南宋总会不遗余力去构建淮南的前沿防御区,以便下一步在中原建立弹性防御区。绍兴十年截止六月份的北伐计划即是建立淮北前沿或弹性防御区(可见战时的淮南总在前沿和弹性防御区摇摆)。直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以淮河划界后,中原建立弹性防御区的可能性丧失,淮南最终只能回到弹性防御区模式,从而整编完的新一代南宋御前屯驻大军便从此固定在长江沿岸一线,不再出现在淮南,除非战争。

因此,南宋倚靠两淮构筑稳固的弹性防御区,顽强支撑自己的半壁江山百六十多年,最后亡于空前绝后的蒙元游牧势力实属不易!而后世之蒙元,囊天下之强形巨势却不过百年,最终难逃“胡虏不过百年之运”的定律,便土崩瓦解于江淮的农民起义中,南宋弱乎、怯乎?南宋选择了弹性防御战略,无疑,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定的软弱形象,但在现实中,通过局部地区的牺牲,却构筑了南宋的长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