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挽歌

英国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将于明年春夏季与交往8年的平民女友凯特·米德尔顿举行婚礼。


在君主制国家里,王储的婚姻总会成为百姓关切的大事。虽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之下,这些早已不是什么“事关重大”的严肃政事,但它们总能牵出一些神秘难言的社会情绪来。


米德尔顿小姐将成为英国350年来首位与未来国王结婚的平民。上一次发生这种事还要追溯到1660年,当时,安妮·海德(著名的玛丽女王之母)与王储詹姆士秘密结婚。


然而,如今威廉王子的这场价值连城——预计花费5000万英镑、可能拉动近10亿英镑市场容量——的婚礼,显然不可能像350年前那场孕育了“光荣革命”的伟大联姻一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事实上,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这个昔日无尚荣耀的“日不落帝国”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的一曲挽歌。


大约就在威廉与凯特订婚的时候,10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节支计划。英国将在未来4年内削减高达810亿英镑的公共部门支出,其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了首相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政府瘦身。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不得不这么做——两年来,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一系列输血和刺激政策已经使英国的国家债务攀升到9500亿英镑,预算赤字高达GDP的11%,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甚至高于正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希腊和葡萄牙!


在这次财政紧缩中,英国将要取消近200个独立的政府部门,裁减约50万个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尤其令英国媒体关切的是军费的大幅度裁减。按计划,在未来5年中,皇家陆军将削减35%的火炮和40%的坦克,裁撤7000名陆军士兵;海军将主战舰艇从24艘裁减到19艘,人员裁减5000人,英国惟一的一艘现役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将退役,在建的两艘中型航母将不配备舰载机,并在建成后出售。空军也将裁减5000人,关闭若干基地,在无数好莱坞大片中频频露面的“鹞”式战斗机也将退出现役。此外,英军还将裁减2.5万名文职人员……总之,人们所熟悉的大英帝国的军事面目将成为记忆。


英国与法国稍后签署了一份新防御条约,强烈地表达了“英法联军”在财政困境面前希望携手勉力保住全球影响力的用心,但这丝毫不能阻止这个事实:英国已告别“大国时代”。依据上述军力配置,未来英国将没有能力再承担全球性军事任务。这意味着,它将从此彻底放弃“准超级大国”的自我定位,回归为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当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卸掉了一个日益不堪承受的历史和心理包袱——联合王国今日的综合国力已经撑不起这个门面。


或许令人沮丧的还有另一件事情:卡梅伦政府的这次紧缩还将削减70亿英镑公共福利支出。大英帝国漫长而持续的衰落已经有百年之久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企图把英国建设成为“福利国家”的努力,也是促成这种国家竞争力衰退和地位下降的重要因素。眼下,这个代价昂贵的美梦也要做到头了。



泰晤士河日复一日蜿蜒流淌过伦敦市区。


在东起伦敦塔,向西包括蒂尔伯里、圣凯塞琳码头、萨里商船码头、直至西印度码头的一片占地26平方英里、水域面积近440公顷的区域,便是闻名遐迩的伦敦码头区。2009年9月初,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向其中的金丝雀码头集团注资8.8亿英镑,使其免于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破产的命运。


维多利亚时代,这片码头区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历史上,码头区是大英帝国的骄傲缩影,象征着帝国的繁荣与进步。随后,它又成为工业化时代和整个资本主义的风向标。


“二战”的炮火以及随后到来的后工业化时代和集装箱运输方式使码头区失去了往日风光,不过,伴随着美国投资家主导的一系列复兴计划的付诸实施,码头区又成功变身为金融贸易中心——被称为伦敦的 “水上华尔街”。2009年春在伦敦举行的那次重要的G20峰会,也是在码头区召开的。


维多利亚时代 (几乎相当于鸦片战争爆发到清朝灭亡)最有想象力的人也绝不可能预见到,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人成了金丝雀码头的新东家。


2010年11月8到9日,在前往韩国出席今年的汉城G20峰会前夕,卡梅伦首相率领史上阵容最豪华的政商代表团来华访问。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指出,卡梅伦像其他西方领导人一样,是在金融危机后削减开支之际为谋求新的经济增长源而到访中国的。


眼下还有一长列的欧洲老牌国家对中国投以期待的目光。汉城G20峰会之前的一个月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家主席胡锦涛相继访问欧洲。他们在旅途中多次表态承诺,将对身陷债务危机中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施以援手,或购买它们的国债,或与它们开展更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当然,渴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好处的还有骄傲的法国人——150年前,他们的先人与英国人一同点燃了圆明园的大火。就在卡梅伦首相访华前一周,萨科奇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签署了价值2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很少有人比中国人更加熟悉这种审视历史的大跨度视野——从大唐盛世到20世纪,中华文明的漫长衰落过程持续了不是一百年或两百年,而是整整一千年!只是在最近的30年里,我们才又重新走上复兴之路,最终能否修得正果现在还很难说已见端倪。


因此,我写这篇文章,绝不是想要为这些曾经集文功武备、财富荣耀于一身的欧洲帝国的葬礼献一篇幸灾乐祸的悼词;我更不想矫揉造作地用所谓“前车之鉴”来殷鉴正在艰难复兴中的我的祖国。实际上,如果能够谦卑地以一种“被动”身份(而不是“主人”姿态)来欣赏(而不是试图驾驭)文明的潮涨潮落的话,我们或许能够从中收获远远超越所谓“经验教训”的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体验。


我有很多亲戚、同学和朋友曾留学英伦或老欧洲其他国家,我自己也曾经多次游历西欧大陆和北欧诸国。无论是他们还是我,对英国和欧洲的印象都非常一致:这是一块富裕、宁静、祥和的人间宝地。几乎在任何一个欧洲小城,你都不会看到多少工业污染和商业嘈杂;你只会看到古朴优雅的街道和建筑、富足而有教养的居民、充满创意的科技和设计、井然有序的社区生活……在那种氛围中,哪怕再有贪心和权欲之人都至少会短暂地慨叹一声:这才是真正值得向往的人生!


如果文明相对于蛮荒有什么本质区别(亦即文明的核心意义),那就是它的延续性和积累能力——身处于文明中的每一代人都能够从他的前人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馈赠。而他又会将自己的独特创造添加进去,传承给下一代。而且,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与消长并不必然是一种零和游戏。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全球地位一直在下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整个西方的实力也呈现相对下降的态势,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仍然日益富裕和进步。


作家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Smith)说,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属于西方,那么21世纪将另有所属。但是,“我不认为亚洲的崛起、进步或物质成就意味着必然有人成为输家。”


所谓“西方没落”与“中国崛起”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在历史上,多种文明在同一时期绽放盛开或者整个人类陷入黑暗混乱的例子也真实存在过。但要在动荡时期成功地争取到共存共赢,我们就必须超越以往绝大多数狭隘的历史经验,而将文明视作一种有生命、甚至有人性的东西。这要求我们既要懂得珍视和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又要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的文化传统,并从中获取有益的教诲。


据报道,英国政府明年将正式启动“国民幸福感调查计划”,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此进行实测的、并将收集来的数据作为制定国策时的依据的国家。卡梅伦首相坚称,推行这项计划并非心血来潮或者政治作秀,这是他多年来的宿愿,“是时候承认生命的意义远不至于赚钱了,我们不能只盯着GDP……幸福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也不能通过买卖得来。幸福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好坏和文化的优劣,核心在于彼此的关系是否密切。”


卡梅伦这一承诺能否实现,现在很难断言。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推行“幸福政治”,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共识和群众基础。尽管工党与保守党在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将国民幸福纳入执政目标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早在入主唐宁街之初,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就对传统的GDP至上主义提出过质疑:“成功只能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吗?”正是从布莱尔开始,英国政府逐步研究和制定“幸福政策”,如今的保守党政府只是延续并推进了这项政治主张而已。


英国的尝试似乎向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号:过去500年来一直以在物质上进取、索取和对外扩张为主基调的西方文明,眼下正试图转入一个更加内敛的新阶段,它将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内省。这或许是它外在衰落的结果,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又何尝不是这种文明臻于极致的体现?


在帝国的挽歌声中,我们听到的不是悲伤、痛苦和绝望,而是更多的尊严、从容和美丽。



如果相信文明也是有生命的有机体,那么我们就不会为一种文明——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文明还是“他者”的文明——的兴衰起落过分焦虑:没有人会因为“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这个铁律而时刻焦虑,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利长寿。


我们每个人投身于哪个文明以及这个文明的哪个阶段,纯粹是命运的偶然安排。至于能否促成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的崛起、延缓它的衰老,我们也许可以为此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成就注定是极其有限的。


假如西方文明命定要没落,中华文明命定要重生,抑或不是这样,无论我们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有必要为此而忿忿不平、惴惴不安或沾沾自喜,我们只要真正学会欣赏它们衰落时的纤美悲壮或兴起时的开阔强旺,那么这有限的一生也就没有太多遗憾了。


更加值得欣慰的是,历史必定会以某种合适的方式将那些曾经塑造过历史的伟大文明中的宝贵价值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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