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和苏共内部那些不肖子孙们曾经制造了不胜枚举的谎言,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煽动,力图玷污和全盘否定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如今,在苏联解体、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档案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本文总结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澄清的问题有: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的问题;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所谓流放少数民族问题;所谓“宗教裁判所”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关于所谓“偏执狂症”的谎言等。作者依据新公布的诸多材料,对这些问题均做出了澄清事实真相的新分析。事实证明: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评价的争议,实际上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表现。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是检测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作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复杂情况,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几十年中一直沸沸扬扬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今天,对于在历史上对于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就应该根据事实真相,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经过深刻反思,深刻认识斯大林评价的真相,这就是具有劳动人民良心的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一、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应该客观评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中攻击斯大林在肃反过程中的问题。其他问题依次为斯大林的性格问题,卫国战争的责任问题,疏散少数民族的问题,个人崇拜问题。总之,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是问题的核心。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在批判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方面的错误时,许多批判者抛开了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归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性格,甚至把整个30年代概括成“黑暗的时代”,完全抹杀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面,这样的批判就太极端了。应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历史背景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现在,由于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在史实面前,许多夸大其辞的说法和谎言不攻自破。从这些解密的新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曾经作过纠偏的巨大努力。

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胁,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苏联开展了肃反运动。在1937年至1938年间肃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1938年的甄别、纠正又不够得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次肃反过程中主要是审查了中央委员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几个重大案件。此外,还审查了“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和“平行的军事中心”等案件。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但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许多混入中央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搞乱了局面,伤及了许多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

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仍然应该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负领导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自从赫鲁晓夫故意夸大渲染之后,被严重夸大化和妖魔化了。今天,科学的研究应该根据新发现和公布的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

第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严重夸大了。

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3500万人受杀害。他说:“3500万无辜受害的人们!1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1言者制造这么耸人听闻的数字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做被镇压的人数,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连以反共为己任、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最高智囊人物的雅可夫列夫,在担任审核历史各种案件的审核小组组长期间,经过审核也觉得索尔仁尼琴当时的说法太离谱了。

“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的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取决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根本不是事实。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1921年——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2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总共损失的人群是380万,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如果都笼统地都加在肃反扩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3

按照疯狂的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

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苏联面临危险的时期。肃反的错误只是在于扩大化。现在的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4

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6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时说:“部长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国。至多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5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希特勒所说的他的“第五纵队”的警觉,并非杞人忧天。

为了驳斥敌对势力污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300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6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势力就可以采取“鸵鸟政策”了。

第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

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以前有人总认为斯大林毕竟是“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的人。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牵强附会的指责,是不能说服人的。

30年代的镇压,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老的党员。原因是许多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列宁曾经称这些人为“这样的天晓得的老布尔什维克”。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7

所谓斯大林消灭“列宁近卫军”的说法,是把不属于斯大林的一些残忍行为也算到斯大林的账上,把那些反苏分子也说成是近卫军。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8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在判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鲁莽的行为。

第三,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

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已经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在1941年5月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9这就是所谓的“消灭4万指挥员”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

第四,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斯大林时期迁徙部分民族——鞑靼、车臣、印古什人,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认为,苏联内务部部队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使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

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起码,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19日,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12万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在迁徙日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的军人的职务。与美国的同类做法相比,当时苏联的做法只是显得比美国更加仁慈。

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后来,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居住并恢复民族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这决不是指责斯大林的理由。

第五,关于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

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论,说是苏联成立了新型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宗教界人士。2002年3月6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文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容许开办神学院;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夫引用1995年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普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10

在肃反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11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只有把这些科学冷静的观察与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才能对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真正看清楚。

二、关于斯大林评价中其他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斯大林的评价中,还有几个问题被严重歪曲或扩大化了。这也需要正本清源,依据新的可靠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一,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在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的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捏造。

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

“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

“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

“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

“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12

斯大林个人的民主作风是坚持如一的。尽管在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上,他有时显得不够民主,甚至有些专制的味道,但他个人的民主作风是贯穿始终的。起码,他的民主作风比批评和指责他的那些人要民主得多。他明确地提出,在党内不要再培养“珠穆朗玛峰式的人物”,坚决保持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斯大林在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是这种所谓个人崇拜是有分寸的,原因是具体的,应该是有分析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这位世界瞩目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一定的威信的。这是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需要。没有足够威信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是不能担任当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责任的。总的说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成分,不是靠宣传机构和舆论工具鼓吹起来的,主要是他个人的伟大实践和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得人们没有妥当地把握对领袖的信任和热爱的方式而造成的。后人应该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训,不应该再这样做。斯大林在他能够觉察的问题上也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对修改《斯大林传略》的那篇引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崇拜,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对斯大林个人也没有好处。个人崇拜容易使得个人的错误意见和错误决策很难得到纠正,使得党内民主监督的气氛受损害,使得党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防止和避免产生个人崇拜。这是党的建设工程应该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是很有意味的:“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产生的结果。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13这番话是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是教人做人要老实,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会弄巧成拙。然而,那些自恃自己的权势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的。

第二,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

过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14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15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16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

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散布的所谓斯大林隐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物,把自己对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怀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只能暴露自己的卑鄙。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科索拉波夫说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央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经常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想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17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的来源。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

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她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18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解。

第三,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19

人们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发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假话和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

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做出科学评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毛泽东同志。他既能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不差蜀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

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榜样。

正当赫鲁晓夫拉开大反斯大林的帷幕时,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对斯大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956年4月25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20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坚持公正评价,不同意赫鲁晓夫做法的最早表示。这样的评价,显然能够服人,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划清了界限。这里讲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人,就是指赫鲁晓夫。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世后又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

1956年的“五一节”,中国一如既往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直言相告:“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21

鉴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混乱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形式,表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过的意见,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

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严重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时,《再论》的文章回击了国际上把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强调对待斯大林及其有关同志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错误的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否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22

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是从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公正立场出发的。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是有远见的。

四、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是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代检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2002年12月,俄罗斯学者符·苏霍捷耶夫在俄罗斯的《对话》杂志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23在观察各种评价斯大林的言论时,这样一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

自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恶浪,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错误被扩大,事实被歪曲,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台后,“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压力和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非斯大林化”的疯狂,斯大林受到空前的诽谤和污蔑。斯大林简直就被彻底“妖魔化”了。

但是,辩证法的逻辑就是物极必反。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对斯大林的诽谤越是极端,随着他们自身的原形毕露,就越是使人们看清了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

大致从1994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和谣言制造者们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这些叛卖者制造的灾难降临到人民的头上并引起人民的觉悟,随着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随着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公布于世,在事实面前,当年许多污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自破。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了“五多”现象:澄清事实的文章多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了,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历史再也不允许被歪曲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还斯大林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地位的时候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们能够把斯大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上贬下去,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克思主义良知的人民大众,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把斯大林的地位恢复到他应该占有的高度。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4斯大林的话讲得真好,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刮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