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郑发找蒋介石认亲记

一部《金陵春梦》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对蒋介石身世之谜的关注。蒋氏祖籍在河南许昌还是浙江奉化,似乎后者已成为定论,实际上50多年来学界和民间还是有些争论的。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朱绍侯教授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几点看法:“(一)承认蒋介石的祖籍除奉化说之外还有个许昌说;(二)不能否认郑绍发千里认弟的历史事实;(三)奉化说、许昌说都需要作进一步研究。而研究的结果也可能与‘烛影斧声’一样成为千古之谜,但总比隐讳一说、强立另一说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据考证,郑发系河南省许昌县河街乡(当时称灵沟镇)后郑庄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4月23日,兄弟排行老二,因按祖谱“魁”字排行,大名郑绍魁,因小名叫发,后叫郑绍发,亦称郑二发。哥哥郑大发早年夭折;弟弟小名合成,又名三发子,比郑发小3岁,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九月。郑发父亲郑福安,约在1891年于贫困中去逝。母亲王采凤(与奉化蒋介石之母王采玉只一字之差),河街半坡铺人(一说是小王庄人,因民国初年王家家败无人,已无从考证)。

据郑发本人和其女儿郑喜云所言:光绪十七年 (1891年),许昌大旱,庄稼基本绝收。到八九月间,郑发一家决定外出逃荒要饭,因郑福安体弱多病,便留家看守门户,王氏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开封。他们走后不久,郑福安去逝。

到开封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采风成为从奉化到开封经营益泰盐行蒋老板家中的保姆。一年多后,蒋老板原配夫人去世,不久同王采风成婚。由于郑发不如弟弟合成聪明机灵,在家中很受冷落,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节过后离开蒋府自己谋生。郑发曾干过学徒、巡警,后在部队中又从士兵逐步提拔为副班长、班长、特务长、掌旗官、排长、副官、连长。到1921年部队被冯玉祥缩编,郑发解甲归田。其间在1904年,郑发曾去开封蒋府,可惜已是人去房空。从此,郑发再没能见到母亲和弟弟。

郑发回到许昌后,在家种田为生,过着平静的生活。1929年10月,蒋冯大战爆发。为稳定战局,蒋介石到河南督战,并在许昌停留,召开军事会议。据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回忆,他和蒋介石秘书邵力子来许昌,曾亲眼看到蒋介石带领几名卫士离开火车站,向一处村子走去。河街乡知情的老人说,当时曾有一个军官带领一队卫士来河街找郑发,并停留休息了片刻,因郑发恰好外出,失去了“手足相会”的好机会。著名作家李建彤(长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也曾回忆印证:当时许昌最大的餐馆“万福楼”老板牛万清与她父亲李福顺是好友。一天傍晚,牛万清对李福顺说,我告诉你个秘密,今晚老蒋要在我这儿吃饭,河街郑老大 (指郑发)也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宴席又取消了,谁都没有来。

1933年元宵节郑发带着儿子双喜来城里观灯,走至许昌专署衙门前时,发现大门口正中央挂着两幅巨大的人物照,一位是国父孙中山,另一位虽然不知其名,却与自己长得出奇的像。郑发问门口的卫兵,卫兵告诉他另一个人是当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还告诉他委员长是浙江奉化人。这引起了郑发对往事的回忆,他认定当今的蒋委员长就是他的弟弟合成。

同年秋,郑发有了去南京认亲的想法。他先找到许昌专署专员徐亚屏及英美烟公司董事长买办、浙江奉化人邬挺生。二人听过郑发的述说,相信所言之实,立即帮郑发筹备了路费,并由邬挺生写一封信。郑发乘火车到达浦口后,需转乘船渡江。他刚下火车,便被宪兵搜出了邬挺生写给蒋介石的信。宪兵硬说郑发认亲是假,而一阵审讯下来没有什么结果,便没收了他的路费,装进北上的闷罐车让他回河南。郑发回到许昌后诉说了自己的遭遇,邬挺生很是生气,并表示今后回奉化时带上他一同前往。不料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日,邬挺生因作恶多端被人打死。不久,徐亚屏见势不妙也匆匆离开了许昌。因失去了支持者,郑发认亲之事搁浅。

抗日战争爆发后,水、旱、蝗、汤(恩伯)祸中原,郑发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清苦。1941年,他请许昌霸陵中学校长贺升平(许昌知名士绅,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建国后任河南省政协常委、司法厅厅长)到县政府开了张路条,并卖掉两头毛驴作为盘缠,一路跋山涉水去了重庆。

到重庆以后,郑发住在萧家沟门牌82号的王家小店,并将请人写给蒋介石的信寄出。几日后,一个自称是宋美龄使女的马小姐要郑发照一张两寸半身免冠照片寄到一个地址。当时郑发洗了两张,一张寄出,一张则自己留了下来(后在白公馆郑发给了国民党少将师长蒋其远,建国后蒋其远将此照片献给政府)。十多天以后,郑发来到位于大阳沟的河南同乡会,由郜子举、姚廷芳、李肖庭等人帮忙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求见申请。又过了些时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自把郑发接到他家中,许以5000现大洋重金打发他回许昌。郑发则说自己来重庆并非为了钱财,只是为了手足相见。戴季陶劝不过他,只好让他回河南同乡会。

据后郑庄人郑喜昌、刘丙焕及郑发子女称,宋美龄也曾召见过郑发。召见那天,是用小汽车把他接到一个庭院里,隔着一道竹帘由宋美龄垂帘问话,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召见就算结束。

宋美龄、戴季陶都不能将郑发劝回,蒋介石便在郜子举等人的呈文上批了个“戴笠处理”。蒋介石既没有承认是真,也没有说是假,该怎么处理,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经过反复权衡之后,戴笠把郑发优待在了白公馆。 1943年秋,襄城县县长李峰来到白公馆看望郑发。郑发与李峰早有相识,当年郑发在部队中任连长时,李峰任连部书记官,兼做郑发的文化教师。此次李峰到重庆是参加全国县长集训的,当时,河南大小县的县长70余人,参加集训的不足10人,李峰能够参加据说是蒋介石特别提名的。据李峰之子李汉超来信说:“河南省推选我父去庐山(应为重庆——作者注)集训,结束时蒋介石召见各学员(即县长),一般人召见时间两三分钟,见见面握握手即告退,当蒋召见我父时,问你是哪县的县长?答河南襄城县。蒋闻之当时立刻惊讶地‘哦’了一声说,襄城是许昌的邻县吧?答是。据后来我父亲对友人 (最要好的朋友)谈到当时情景时说,蒋对许昌特别感兴趣,表情也兴奋,问了许多襄城的事,总是把话题转到许昌。这次谈话,时间长达半小时。这次蒋的召见,还是破格的。”李峰参加集训后,即被调任许昌县县长。李峰安排郑发儿子郑双喜任许昌县国只兵团挂名副官,每月只领饷不办事,李峰还在国民兵团的花名册上,给郑双喜改名为“义国,”,意指同蒋介石的两个儿子?“经国”、“纬国”排行。

1944年春节刚过,重庆方面以郑发名义写给家人一封信,并附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请郑发家人来重庆“团聚”。1944年旧军集结20万大军于黄河北岸,欲南下侵略,许昌是黄河南岸平汉线上的第二座城市,此时危在旦夕。在这关键时刻郑发母女被接到重庆,不知是蒋介石还是戴笠的安排;但毕竟,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在大战前就知道敌方作战意图的。郑发一家人在重庆不久,即被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据当时曾被关押在息烽监狱的黄彤光(建国后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工作)著文称:

“集中营对郑老头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郑家的生活津贴,郑叫我送去。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大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认为老三既已发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他们娘儿俩也送来了。他还认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

当时郑发不仅可以大骂蒋介石而不被禁止,还能够神秘地帮助革命人士。当时郑发一家同“小萝卜头”一家关系就相当融洽。1987年韩子栋(《红岩》中的华子良,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和宋振华、宋振镛兄弟(小萝卜头的哥哥)曾来许昌会见郑发子女等人。韩子栋曾为郑喜云题词:“喜云同志:解放前你在息烽监狱中你的表现很好,老战友韩子栋 一九八七年五月”。韩子栋还说:“当时的郑发家,已成了息烽监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站,尽管当时郑发一家并不知内情,但监狱外的许多国内外重要新闻,都是通过这个秘密联络站传进监狱的。”

抗战胜利后,郑发一家在戴季陶的劝说下“衣锦还乡”。

郑发认亲回到许昌,给地方官员们攀龙附风带来了良机。到许昌当天,许昌县县长宋珉,灵沟镇镇长王天木等人便亲自到车站迎接;三天后,又由专员吴协唐出面在专署中为郑发举办了宴会。不久,郑发被安排为许昌县候补参议员,由认亲前的一介平民成了风光满城的人物。1946年11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总署副署长郑道儒来许昌询问郑发的生活。但是郑发并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他心中想的依然是希望能够见蒋介石一面。

1946年12月,郑发乘火车到汉口,又转乘轮船来到了南京。郑发先找到位于糯米巷的河南同乡会,由郜子举等人请来文笔高手,帮郑发写了一封既简明扼要,又含情脉脉,使蒋介石看了也不会大伤脑筋的信函:

主席钧鉴:敬禀者,窃郑发,年六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光绪廿五年,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属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到民十八年秋,并蒙主席召见,因发离家未遇,殊光怅然。发分别来京,晋谒无门。同学敬请,崇安!民人郑发拜启。

在这封信中,郑发先说自己“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而后又挖空心思地说:“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属同学。”俗话说:“师生如父子”。这样一来,郑发便巧妙地点出了他们同为郑福安的儿子,都是许昌灵沟镇人。而在外人眼中,却又看不出什么破绽,从而避开了“拖油瓶”之嫌,真是一语双关,恰到好处。郑发并没有在开封私塾馆上过学,也没有较深的文化,信内所写,显然是代笔人为他绞尽脑汁,才想出如此高招来。

这封信的收文日期是“民国35年12月13日,”总收文京府第15517号。12月14日信转到总务局,当即由陈希曾等盖手章签启“交际科核办”。这时蒋介石正忙于召开国民大会,但他还是派国民政府文官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鼎昌会见了郑发。在吴鼎昌的关照下,郑发被安排在国民政府前的一家水果店闲住。到了1947年5月间,吴鼎昌再次找到郑发:一是把郑发写的那封信拍成照片后给他了一张,并说:“你的信主席看过了,也等于见了你本人,你这次来,也总算不虚此行了。因此我把信拍照后送给你一张,你就拿回去作个纪念吧。如果回家后有什么困难,只要持此照到官府一展示,官府一定能帮你解决的。”二是吴鼎昌写给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一封信,让郑发回许昌路过开封时面交刘茂恩。就这样,在吴鼎昌的劝说下,郑发返回了许昌。

1947年秋冬时节,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开始在许昌地区展开拉锯战,双方军队几进几出。为了安全,郑发来到开封,在刘茂恩的保护下,在开封保安队当上了不管事只领饷的副官,授步兵少校军衔。

由于认亲之念未泯,1948年5月8日,郑发从开封起程,再次来到南京。他在河南同乡会请人于5月23日给蒋介石呈上了第二封信:

大总统钧鉴:敬禀者,窃发,年六十四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曾于开封郑老师馆内求学时,与总座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至三十五年发奔至南京,蒙总座派吴秘书长鼎昌召见,心感莫忘。发今再来京,因许昌共匪扰乱,寻获郑发等语,迫不得已,发不顾生死,星夜奔南京,以避危险。专呈一函,恳求总座恩准召见,以解数十年渴望。幸得一见,感戴之至。肃此敬请,崇安!步兵少校郑发鞠躬,五月二十三日。

这封信的收文日期是“民国37年6月2日”,“总收文总第326号”。6月3日信转到第六局(总务局)“收文第 119号”,由吴壁存等签发“交际科”处理。

郑发深知蒋介石常骂共产党为“共匪”,这次为表自己求见“总座”之心切,故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把自己的处境写得格外严重,他想以此博得蒋介石的同情与怜悯,能够求得一见。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是自身难保,于是仍只派吴鼎昌匆匆见了一面。

郑发为寻蒋认亲,虽脑汁绞尽,机关用遍,到头来还是扫兴而归。当他从南京回来时,河南省已经全部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普遍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许昌河街,有人针对郑发搞起了“挖蒋根”运动。在许昌的镇反运动中,许多在国民党部门干过事的军政人员被逮捕法办,有些罪大恶极的还被枪毙了。郑发看到这一切,吓得胆战心惊,孰料“挖蒋根”竟又把他与“头号战犯”蒋介石连在一起,更是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为了躲避祸灾,他只好在坦白交代时避重就轻,把近说远,把远说无。经过几次审讯、攻心,他都坚决不承认蒋介石是他亲兄弟。由于真相供不出,蒋根没挖成,最后只好从他坦白交代的一些事情中,罗列出几条“罪状”判他一年有期徒刑了事。关押了3个月,郑发出狱,但从此他对过去的一切便守口如瓶了。就连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和早年帮郑发写过介绍信的河南司法厅厅长贺升乎来询问,他也是一言不发。“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揪斗郑发,为了自身安全,郑发只好忍痛把珍藏了几十年的吴鼎昌给他的照片和其他官方给他家的信函、证明全部焚烧,给历史研究留下了遗憾。 1973年2月20日,郑发在家中去逝,终年89岁。临终前,他曾向家人交代:“我死后你们把我埋在南寨处,让我头枕西北岗,脚蹬东南洼,面朝东南方吧。”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思乡心切。1961年在台北郊外偶然发现一个名叫“福安里”的村子,便命人在这里建筑起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馆。1962年行馆建成,蒋介石又在10月31日他66岁大寿之日,亲笔题写“慈湖”二字,为之命名,让其与母亲所居的“慈庵”坟庄齐名。蒋介石临终前,又向亲人交代要死后暂厝福安里,待将来“反攻大陆”成功了再移到南京紫金山。蒋介石选中福安里,又更其名与母坟“慈庵”取配,是否有死后陪伴“父母”左右之意,外人不得而知。

关于蒋介石的身世,始终是史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说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但确实有一些事情,又是“奉化说”所不能解释的。

例如郑发去见蒋介石,尽管蒋介石不予接见,却每次都派出要员去处理。如果郑发是假冒的,身为大总统何必会如此重视呢?若郑发真是骗子,他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能使上至国民政府的文臣武将,下至省长、专员、县长都信以为真?有的还为他封官加爵,赏金赐银,就连蒋介石本人都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笔者写下此文,并无猎奇之意,只是希望大家对蒋介石身世之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在“奉化说”之外有一个“许昌说”。“许昌说”并非无中生有。最终蒋介石的祖籍是奉化还是许昌,需要各位专家学者摆出事实,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以得出最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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