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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纪实文学。

这本书是我的工作记录。我早就想写、早就该写了,但由于环境及个人的懒散,一直到民国六十六年(1977)才开始动笔。前后拖拖拉拉地写了好几年,写了又改,改了再写,自己也不记得校勘了多少遍,而且,还多方请教斧正过。于今虽已完稿,仍然觉得不满意,自知笔拙,不善修辞,内容平铺直叙,更无写作技巧之可言,好在本书只求记事信实,至于文字的工拙,也就无须自我苛求了。

完稿前后,我曾就教于几位权威编者,有的认为内容不够紧凑,影响到情节发展,我承认有些部分的确如此,但并非全般皆然。有的认为写得太真实了,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或是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把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描绘成“007”型的神奇人物,漫说我笔下不能生花,纵然勉力而为,也有违我写这部书的本意了。也有人提议:不如请教高明,将原文改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或许更能吸引读者。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谁肯这么做?我想还是等到出版之后再说吧。

此外,另有一种见解,是顾虑到在本书中的五件行动案,全都弥漫着杀伐之声,血腥气味太重,似有宣扬“暴力”之嫌。这可要说明白: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治了。代表政府执行法律,这与党同伐异,使用暴力,乃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泾渭分明,切不可混为一谈。

再说这本书的性质。近些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大著,珠玉之论,各有春秋。那都是属于高阶层的、全面性的评述。倒不是自谦,拙著只能触及“二级作为”,仅仅写出戴先生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实况而已。所以在内容方面并不一样。

还有一层,也要交代明白:有关当局现存的档案,应列为“公文书”类,自有其法定的地位,数据之引证,当然以此为据。不过,据我了解,其中也间有遗漏与缺失之处。因为戴先生亲自处理过的很多工作,除了他本人和少数有关同志外,根本就没有记录。其次是在抗战之前,军统局尚未完全制度化,所以也有许多事件登记得不完整,再加年代久远,多次迁移,以及旧有档案按期销毁等,乃至造成此一事实。因此之故,其根据档案资料所编撰的文集,和我亲身经历所写的这本书,必然不尽相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本书共分六章,虽各成单元,但仍不失其脉络的连贯和个中的因果关系。各节中,除记述全部案情之外,还兼容了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等各种作业,如果再加以充实编整,或将成为一部“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毛坯。

为了调剂行文,也是我的一项喜爱,文中还穿插了一些民间习俗和地方掌故,别看都是些鸡零狗碎,但如今不是早已面目全非,即已绝迹绝响,自有价值。

友人曾经提醒我:出版这本书时,不要忘记向“案中人”的家族及其后裔打一声招呼。对!我就此敬请有关者予以谅解为祷。其实,这也是公事公办,实话实说,其中绝无私人恩怨之存在。我想当不致因此而结仇。

再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和涉及的人也不少,未能一一趋前征询,统此敬祈原恕是幸!

最后,我谨以万分的真诚,感谢刘原深先生。我们是多年的同志、同事,私底下更是莫逆。为了这部书,他所付出的精力、智力与劳力,绝不逊于我。原深先生所给予我的助力,不只是文字上的修删润色和意见上的沟通,最可贵的还在于无间地砥砺与不断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