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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日本关东军不顾全世界舆论责难,悍然进占我国热河省,并以小部队分别于长城外各隘口,进行扰乱性的攻击。

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则驻在天津,执行其自行拟定且受到日本军方全面支持的机密谋略。

坂垣的手法,是用大量金钱收买我方残余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地痞流氓等,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到处制造事端,意图先行破坏社会秩序,然后再扶植一个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

照坂垣所打的如意算盘,即使皆无所获,亦可坐视中国人自相残杀,酿成内乱,而收渐次削弱中国国力之效。

此项阴谋是相当狠毒的。

以上的情况,是我们在许多情报数据的互相参证中,再复按一般显著现象,分析出来的一项结论。

我们的工作指标,就是针对此一结论而拟订的。

不过,“北平站”规模不大,能够做的,就影响大局而言,在比例上非常有限,除了列为基本任务的“情报搜集”之外,又增列了一项“打入拉出”的工作。所谓“打入”是找门路、想办法,进入图谋不轨的叛乱组织;“拉出”是策动那些从事叛乱活动的人,改邪归正,迷途知返。

此一任务,由“北平站”交付戚南谱负责进行。戚南谱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他是先从加入帮会着手。

当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曾下达命令给辖区内所有的军、警、宪机关,实行严防宵小滋事、取缔集会游行等警戒措施。我们了解的虽不够多,于此,也足以反映出时局的杌陧不安了。

此际,“天津站”的负责人,化名郑士松的王天木,因为便于他女儿念书,全家搬到北平来住,因而我们接触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大家一熟,我们就改口称他为“王大哥”。

他在北平的时候,常常抽空教导我们。他说过:“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因为在工作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

他又引据具体的事例,讲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乃至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他认为连饮食男女,狎邪冶游之事,都有认识了解的必要。比如:陪着我们去做西装,带着我们去吃大菜,还领着我们去逛窑子等等。

我们常在电影、戏剧中看到的“小凤仙”,其中部分情节,就是描述民国初年,蔡锷将军在北京城逛窑子的故事。不过,我在影剧中所见到的一些镜头或场面,都不太真,也许是因为相隔十多年,有了改变或为迁就戏剧形式故意美化了的缘故。

北平颇有名气的“八大胡同”,就是所谓的风化区,有些地方也叫平康里。不过,在北平可不用这种称呼。

“八大胡同”在前门外,是几条横竖交错的小胡同,也就是小巷子,差不多都毗连在一起。每逢华灯初上,三两好友,穿大街、走小巷,安步当车,东张张、西望望,是谓之“逛”。大门口亮堂堂,悬挂招牌字号,写着“清吟小班”四个小字的,那就是头等窑子。

想逛窑子的,尽管进去好了。

走进大门,多半都有影壁,左一弯、右一拐,再往里走,自会有人撩起门帘朝屋里让,他们习惯地必先问一句:“您有熟人,还是见客?”有熟人,就指名是谁,如果没有,他就拉开嗓门长长的喊一声:“见——客”。为什么要长声喊叫?为的是楼上楼下前院后院都能听得到。

姑娘们见客,各具不同的姿态,虽意在撩人,但还是全凭客人们的喜爱。姑娘来到门前之际,伙计站在一旁唱名,来一个唱一个,一直到见完为止,若是这家有十个姑娘,而只见了八个,伙计亦必放下门帘低声下气地说:“一个出条子没回来,一个有病跟您请假。”交代完了之后,这才问你:“您看——”他把看字拉得很长,意在等你的回话。你有意就直截了当告诉是哪一个,一个都不中意,摇摇头往外走,也无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常事。万一真的没看清楚,还可以来一个“二次再见”。不过,这可要看是“诚心”花钱,还是“故意”找麻烦了。

挑好了姑娘之后,先让客人到姑娘“本家”房间里坐。待坐定了,娘姨们才端上一盘瓜子,打开一听香烟,斟茶敬客,请教贵姓,开始找两句谈谈聊聊,接下去自然是:客人仔细欣赏姑娘的姿色,姑娘慢慢算计客人的荷包了。这就叫做“上盘子”或“开盘子”,北平独有的名称也叫“打茶围”。

二十二年(1933)时候的行情,头等班子打茶围,不拘人数,是一块大洋。如果打开一听英国名牌香烟“茄立克”,再上一碟水果,通常都给两块钱。偶尔遇上“老赶”(方言,指没见过世面的人。编者注)不在行,仍旧给一块钱的话,他们也绝不会争多论少。王大哥领我们去开眼界,他出手五块,并不是摆阔,而在使我们见见世面。

北平的头等班子,分为南国佳丽和北地胭脂两个班部,风格不同,情趣各异。南方班子,不分无锡、常州,都说自己是苏州人,可是绝不会有长江以北的;北方班子,差不多全是北平土著。至于近畿外县的,大都沦入二三等去了。这与姿色好媸并无太大的关系,是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制办衣装的本钱所致。

南方班子的姑娘,总是哄自己的客人,有朋友在场,反而碍眼。北方班子则不同,她们对待自己的客人,有如家里的老公,虽然亲昵却相敬如宾,招待客人的朋友,则百般奉承,惟不可及于乱。这虽然都是招徕之术,但在客人的感受上,却自有千秋。

南方班子要客人花钱,名堂奇多,今天“开市”,明天“宣卷”,捧场就得破钞,一旦开了口,焉能不点头?否则以后就没面子再进这个门。北方班子有分寸,不到火候绝不开口,除非遇上冤大头。他们也会假门假市地替你出主意,怎么办才能省钱。结果钱是花了,可是弄得你心里好舒服。

这只是北平花事入门,无妨当作故都掌故看。

有一天晚上,王大哥又领我和白世维兄,三个人一起去逛韩家潭。韩家潭是条小巷子,北平“八大胡同”之一。这一带差不多都是苏州的清吟小班。所谓“清吟”也者,就是卖唱不卖身的意思,自高身价罢了。韩家潭有一家“莳花馆”,王大哥认得个熟人,花名含春。此姝年过标梅,风韵正佳,谈吐气质都不错,可是总免不了有点矜持之态。这不一定就是缺点,有的人却认为这就是端庄。风闻,张宗昌曾有意接她出去,她是执意不肯,领家的妈惑于金钱,劝她应允,她也宁死不从。

王大哥怂恿我也叫了一个,这个人的名字起得好怪,几十年下来,我还记得她叫“飞龙”。胖嘟嘟的长得没有什么模样,不过,一口吴侬软语,尤其是苏州人说北平话,糯糯的、甜甜的很受听。我们又促世维兄随缘随份也叫一个,他一个都看不上,推辞着换一家再说。

我们坐在含春的客厅里聊天,王大哥谈起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结识戴雨农先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的经过。飞龙却三番两次地请我们到她屋里坐,我们以为随便在谁屋里不都是一样,其实不然,原来第一次的生客不到本人屋里,就不算正式上盘子,也就不好要钱,这又是他们的规矩了。

我们几个人正嬉笑得云山雾罩之际,像似王大哥的司机在外面问伙计找人,王大哥一看,果然是老萧,招手叫他近前来,老萧回说郑介民先生到处找我们,已经找了好半天了,还是郑先生的司机在胡同口,看见王大哥的车子,问过他之后,才知道我们全在这儿。现在,郑先生正在胡同口外车子上等我们。

王大哥和我也来不及掏钱开盘子,请世维兄留下来等一会儿,连忙拿起帽子往外赶,我们刚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看见郑先生一个人,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我们见到郑先生,都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郑先生却让王大哥陪着他往回走,于是我们仍旧回到了含春的客厅。

世维兄站起来,原想站起来礼貌一番,又踌躇下来了,我猜,大概是鞠躬不是,握手也不是。还是郑先生先开口,让大家坐下来好说话。

含春、飞龙和娘姨、小大姐们都上来招呼,郑先生问:“天木兄,这里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王大哥转问含春,含春点头,引导着往里面让。

这是一间小套间,布置得相当雅致,是专供客人们捧场打牌用的。我们恰好四个人,他们也许会错意了,正待拉架势开局,王大哥一看情形不对,随即悄悄地和含春嘀咕了两句,含春倒也大方,斟好了茶,又端上两碟水果,带上房门,他们就都退出去了。

世维兄又小心地前后看了看。

郑先生收敛了笑容,放低了声音,持重地传达了他的指示。他说:

“下午五点多钟,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召我前去,当面交付一项任务,其重要性,关系到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危,我代表我们的组织,承担下来了。这是一件行动工作,制裁的对象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限期是从今日起计一个星期,也就是七天。提示给我们的线索,是张敬尧现已潜入北平东交民巷,正从事叛乱活动。再进一步的细节,需要我们自己侦察。”

稍微停顿了一下,郑介民先生又殷切地鼓励我们说:“这是一个为国家除祸害、为团体争光荣的大好机会,成功了可以稳定华北的局势,想见其作用之大,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以赴。这一件工作,我决定交由天津、北平两单位集中力量合作执行,其任务分配,请天木、恭澍二兄自行斟酌,本人立即将此事电告戴先生报备。明天上午十时整,我们在府右街集合会报,有关事项,届时再详加讨论。”

郑先生的话宣示完毕,看时间还不到午夜。他表示要先回去发电报,希望我们立刻交换意见,着手进行。

这是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事前毫无心理准备的行动任务,乍听之下,顿时茫然若失,大有手足无措之感。因为这个时期,我们的工作组织还在初创阶段,一切都在摸索,试着起步。而且平津单位成立不久,规模尚小,时正全力从事于情报路线的部署与开拓,对于行动制裁,不但没有人手,应有的器材设备亦付阙如,更重要的是根本缺乏行动工作的经验。现在一声令下,事出仓促。不觉千头万绪,纷至沓来,真像打鸭子上架的一般。可是功令所在,义无反顾,只能竭尽所能,勇往直前了。

我们送走了郑先生,大家沉默了一会,那些班子里的人又都进来了。王大哥很有意把含春带出去,咬了半天耳朵,含春似乎是不肯,一时弄得僵住了。飞龙依然请我们到她屋里去,我们也就趁机会站起来,转换一下环境,免得大家难堪。

王大哥临出来的时候,抽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含春叫娘姨们谢了,也跟着我们一块来到飞龙的房间。

飞龙这里的气派,较着含春那里,可差得多了。

我一肚子心事,巴不得立刻就走,连坐下来喝口茶都不耐烦了。可是王大哥却胸有成竹,他拉着我让我坐下来说:“我有办法,你沉住气好了。”

王大哥又转头对飞龙说:“我们想请你出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就送你回来,你看怎么样?”别看飞龙说话软绵绵的,应对起来倒非常爽脆,她用北平话说:“好,上哪儿都跟您去,那又有什么,请各位稍微等我一会儿,跟我妈说一声,披一件斗篷立刻就来。”王大哥当着含春又怕她不好意思,只好敷衍说这都是为了撮合我们,改日一定来捧场。

这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胡同外面街上还有一两家专做宵夜的江浙小馆子,仍然灯火明亮的开着门没打烊。我们几个人随便叫了点东西,也猜不透王大哥打的是什么好主意。

好容易大家都吃完了,王大哥这才开口,他说:“东交民巷只有两处最有可能,一处是日本使馆,一处是六国饭店,另外一家公寓式的旅馆,我想他不会去。”

又对我说:“我想现在就去一趟,万一能够开到房间的话,住一宿也许会发现一些迹象,你看如何?”

我怎还会有意见,如果叫我去开房间,连怎么样走进六国饭店的门,我都不知道,更谈不到去探索什么了。

接着,王大哥进一步说明他的具体做法,他说:“不是大哥我没有出息,你也千万别在意,顶好是这位飞龙小姐委屈一下,能够大大方方地陪我一块去,你们想,这个时候一个单身男人不带行李去开房间,总会惹人起疑,若是一男一女,那就好得太多了。”

说到这里,王大哥又冲着飞龙说:“刚才,含春不答应出来,我也没办法;现在,请你帮一次忙,以后你会知道是件多么有阴功的事!”

说着又指着我对飞龙说:“他是我老弟,你就是弟妹,你这个大哥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只要你跟我走一趟就行了。至于你们有什么规矩,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做。”

飞龙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会,脸红红地问我:“你说呢?”

“我说你就听我们大哥的,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飞龙表示答应了,不过她要和她妈招呼一声。

王大哥和她说:“我们先去东交民巷看看,如果开得到房间,再打电话也不迟,反正是总要送你回去的。”

时间已晚,不能再多耽搁,于是王大哥带着飞龙上车先走了。

我和世维兄雇了辆洋车,回到北长街十八号。

我和世维半晌都没有话说。我在盘算着如何才能用得上力气,又准备明天一清早先把戚南谱兄找来,商量一下,为未来的许多必要事项,作一安排。

世维兄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猛抽香烟,既不睡觉,也不发言。当他打定了主意之后,蓦然站起来问我说:“恭澍兄,你看,我去干好不好?”

我也正为这件事在发愁。因为“北平站”还没有行动工作的编组,也一共只有杨英、老戚和我三个人,新加入工作的王云孙,主办文书,这类事他自然干不来,世维兄是处理情报数据的,一向都没有考虑到让他做行动工作,我们的接近,是因为彼此相处得不错,又谈得来,所以时常同出同入,并没有别的用意。如果由我主动要求他,在情在理都说不过去,假如有一点点勉强,那就更为难了。如今,世维兄既然是自告奋勇,我当然求之不得。

我说:“好,好极了。”很想再找两句适当的话,表达出我的心意,可是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白世维,字子廉,山东人,已在北平落户有年。军校七期毕业,曾在河北省抚宁县从事党务工作。父母健在,已婚,生有二女。老父长兄均经商,家境并不十分宽裕。戚南谱和白世维是同期同学,北平相逢,就劝他不要再回抚宁,因而留下来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世维兄参与工作之际,正遇上我们搜集到一批东北军及关外义勇军的资料,就请他暂时先帮着整理,等以后再调配其他适当的工作。

此刻,突然有此机会,我自然希望我们“北平站”有所表现,又何况是件关系大局的事。世维兄不畏艰险,敢于奋勇当先,无论成败,都是我们的光彩。

心情复杂,兼以兴奋过度,我和世维竟夜未曾安眠。

第二天早晨不到七点,打电话请南谱兄过来。晤面后,我把昨天晚上郑先生交办的事,扼要地转告他,同时也要求他对张敬尧的行踪,尽速作切实的侦察。

我知道在东交民巷西首,也就是从户部街进入东交民巷西口左转,有一排三层楼的房子,其中有一家公寓式的旅馆,论等级,只能列入第二流,经判断后,张某很少可能会住进这种地方。不过为免事后遗憾,也应该去看个究竟。我把这番意思和南谱兄说了。

另外一件也是要紧的事,是请南谱兄将戴先生雇用的汽车司机找到,把车子从修理厂开出来,先试试车,也许会用得着。

我又把昨天夜里,也就是五六个小时之前,世维兄对我明白表示的那番话,再向南谱兄讲了一遍。南谱兄自然喜出望外,高兴非常。

上午十点钟,我要到郑介民先生那边去参加会报,我征询世维兄的意见,要不要和我一同去,世维兄认为还是留在这里,听候我们的决定比较合适。

我临走之前,忽然想到有一支戴先生送给我做纪念的手枪,我连忙找出来,连同仅有的六颗子弹,一并交给了世维。

天木兄和我相差两三分钟前后到达府右街,郑先生早已在他那间小办公室中等我们了。

首先,郑先生告诉我们,已将此事之要点,电陈戴先生。现在,要听取我们报告,然后,去中南海回复何(应钦)部长。

天木兄报告侦察经过及其结果:昨夜,我们分手之后,他是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开到一个位于二楼的房间,现在还保留那里没有退。在他与楼下柜台上,以及二楼的茶房头(领班。编者注)的接触中,尚无任何发现。

天木兄补充说明的是:因为深夜到早晨这段时间,一般的活动,都比较稀疏沉寐,所以难于有所发现,准备回去继续侦察。

天木兄认为最麻烦的,是张敬尧会不会隐藏在日本使馆内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谁也无法立即下判断。

我提出报告的第一件,就是白世维同志请缨,自愿担任“执行”的工作,在“北平站”还没有专责的行动人员之前,解决了最大的难题。至于能否胜任之事,大可不必顾虑,因为他一切条件齐备,志愿而乐意。

第二件,有关工作部署事项,分为两个步骤,即事前所必要的,也就是现在应该着手做的,及发现目标后特定的,“北平站”都可以负全责。

当然,缺乏经验的我们随时就教于天津的王大哥。

我们的会谈,到此告一段落。

郑先生告诉我们,他就要去晋见北平最高主管,除报告我们的准备工作及侦察活动外,其次,也希望能多知道一点后续的消息。

郑先生透露他的了解对我们说:“情报来源很可能是来自参与张敬尧叛乱活动的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