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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初,戴雨农先生偕机要秘书毛万里,及译电员一行数人,来北平视察工作。实际上,他另有高阶层的活动。

戴先生抵达北平后,先是单独住在北京饭店,其他随员住在西城花园饭店。没有多久,另在东城栖凤楼那条胡同里,租到一所两层楼带院子的住宅,又请了一名烧饭的大师傅,就此安顿下来,想是有较长时间的停留。

戴先生对于“北平站”的工作实况,用不着我向他作简报,已经是了如指掌,他并没有责难之意,而所寄望于我们的,是如何积极地推展工作,以争取表现。

说实在的,我们几个人限于社会关系的不够开阔,以及社会地位的过于低微,事实上,有很多上层的路线,根本攀附不上,虽然很想往好里做,可是又谈何容易,这是强求不到的。

戴先生是多么明达,当然能体会到这一点,他之所以在北平预作长期停留,也大有亲自出马一显身手的意思。

此际,因华北局势吃紧,没落中的故都北平,顿又成为军政重心,一时冠盖云集,热闹非常。至于军政首要们会商的是什么,我们这微不足道的小单位可感应不到。

当戴先生抵达北平之次日,“天津站”的负责人郑士松(王天木)即奉召而来。据闻,他与戴先生原是老朋友,在“特务处”和“第二处”尚未成立之前,戴先生工作于侍从室的时候,已经是特务工作的搭档了。其时间可回溯到民国十七年(1928)。此刻,既然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那更要通力合作,干上一番了。

戴先生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伸展到社会各阶层。至于内容如何,除了有我参与的事情之外,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们有一项不成文法的原则是:不需要知道的,不必多闻多问。可是,人终归是人,除不去求知欲与好奇心,还是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免不了侧耳一听、瞩目一望。

其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是戴雨农先生和“四公子”之一的吴泰勋“建交”经过:

吴泰勋,字幼权,人称“五爷”而不名,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兴权)的儿子。吴俊升就是“皇姑屯阴谋炸车案”中,被日本野心军人“谋杀”、与张作霖同时遇难的主角之一。这位“吴五爷”,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惟独在为人处世这方面,却称得上“慷慨好义”这四个大字,他虽然继承了他们老太爷留下的偌大家财,可绝不是为富不仁的那种人。

传说,他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都数不上来。由于戴先生和他交往日久,我和吴幼权也混熟了。有一天,喝了两杯酒,乘兴开玩笑似的问过他,我说:“你们家里有那么多的钱,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他懂得我话中的含意,他不以为忤地告诉我说:“我爸爸没有刮地皮!从前,黑龙江乡下人都把吃不完的黄豆当柴火烧,并不觉得糟蹋得可惜,后来经人指点,才晓得可以卖给外国人换大钱。我们从乡下人手里收购多余黄豆,再转手卖出去,钱就是这么积攒下来的。”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不敢妄断,只好听之。也许这位贵公子天真,在他的心目中就以为真是这样的。

吴幼权始终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内部的人事记录中,也没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据我所知,他对于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着实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除了人力之外,还包括资助在内。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四月起,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无论是在北平、天津、上海、香港各地,他都和戴先生经常保持密切的往还。

戴先生对于这位贵公子,相当礼遇,很有意提携他创炼创炼,以期干一番事业。所以在抗战期间,曾计划派遣吴幼权和我们的工作同志李果谌、吴安之诸兄,追随李杜将军绕道入东北,联组义勇军,共图大事。但均因故受阻而未能成行。

不幸的是三十五年(1946)戴先生撞机殉职,军统方面即不再与吴幼权保持密切联系。虽然郑介民先生、毛人凤先生都和吴幼权偶有接触,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时的那种亲密景况了。

在吴幼权个人来说,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三十七年(1948),吴幼权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铃之女),于搭机飞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殒命。她所携带的许多贵重珠宝都烧焦了,若干存折单据、有价证券也焚毁了,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关于钱财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吴幼权本人则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再谋补救可就难了。据吴幼权说,事后追查回来的存款,为数也非常有限。从此家道中落,乃至一蹶不振。

吴幼权潦倒香港多时,至1957年,罹肝癌去世,享年仅四十多岁。临危之际,受尽折磨,穷得连每月一百块港币的互助会钱,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于地下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吴幼权对“军统局”的确是有过不少帮助,只可惜没有记在“军统局”的账上罢了。现在,由我作证,向他致敬。

当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动,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吴幼权的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过,循着吴幼权这条路线,也的确接触到许多位东北籍的耆彦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等。另外还有现职或退职的少壮军官如王以哲、苑崇谷、冯庸等。

这些人到后来有的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有的只不过仅止于初步晤谈或建立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而已。记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联络的,有黎天才和关吉玉二人。这里所谓的“联络”,是替他们转递信件,约定一个会见的时间,至于他们具体进行的是些什么事,我并不知情。

经过一段时期,我才渐渐体会到,戴先生的作为,并不限于情报活动,尚且含有较高形式的政治运用。在那一时期,类如安抚东北军在职将领,笼络东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归属于政治运用的范围之内。这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不具备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无法做到好处。

写到这里,又引出以后的一桩掌故。也可以说是前面政治运用的后果。接着就便在此一提。

二十三年(1934),张学良先生自欧洲考察回国,任职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驻节汉口时,也许是在欧洲受了某种政治风气的感染,思想上好像起了点变化,所以他建议兼总司令蒋委员长,将其前此在东北、北平原已存在的秘密政治组织——“护东学会”予以解散,并请蒋总司令指派干部与其解散后原系“护东学会”的干部,再另行合并共组一个新的政治团体。

张学良先生的意思,是要组成一个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蒋委员长只应允指派干部组成一个维护中国传统——明礼、尚义、崇廉、知耻的团体,并定名为“四维学会”。这样,显然的就把原来的“法西斯”意味以及可见的独裁倾向矫正过来了。

被指定参加“四维学会”的,在中央方面,全部都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干部,其中有刘健群、邓文仪、戴笠、郑介民、干国勋、丁炳权、赵龙文、邱开基、韩文焕等。除刘健群一人外,全是军校同学。在东北方面,军政干部皆有,其中有王卓然、黎天才、关吉玉、阎宝航、高崇民、王一哲、何柱国、刘多荃等。至于是否已将“力行社”的组织对“四维学会”公开了,则不得而知,据判断,很可能是保守秘密的。

戴先生在“四维学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也可以说“四维学会”之组成,是他政治运用上的一项成果。

“四维学会”会址,设于汉口,戴先生另有许多任务,无法兼顾,所以又指定特务处的汉口负责人邱开基经常参与其事。

前文提到过的黎天才、关吉玉等,原与戴雨农先生有旧,而且在情报工作上又有过交往,所以戴先生与黎天才、关吉玉的关系也相当微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也许更倾向于戴雨农。

因为“四维学会”是个“合成性”的政治组织,无论是在信仰上及思想上,都缺乏“一心一德”的精神,所以在组成后的不久就停止活动了。或者说,因“四维学会”中原属于张学良干部中的少数分子,太不老实,且有怂恿张学良这样那样的企图,故而被解散了。不知是耶非耶。至于“四维学会”的解体和而后的“西安事变”是否有所关联,那就很难说了,此处亦不拟妄加推断。

再说戴先生留(北)平期间,接触面很广阔,前后也罗致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不一定都参加了本位的情报工作,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此后的十多年,戴先生领导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与他知人善用这一特长大有关系。

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也不休息,很喜欢约集王天木、吴幼权、毛万里、王云孙(“北平站”书记,人称北平万事通)和我几个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有时候也在北海的五龙亭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坐下来喝壶茶,偶尔也去吃个各具独特风味的小馆子。这可不是消闲,在他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从细枝末节中才能看得更真实。

与戴先生同来的毛万里兄,其职责与一般的机要秘书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名义。当戴先生另有其他活动的时候,也常和我一起盘桓,我们有许多脾胃相投之处,更因为不拘形迹,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要好的朋友。我们的结交,非常纯洁,也可以说是自然的形成,连一点“便利工作”的意念都没有。从此相交五十年,至今依然还是好朋友。人家说我们是酒肉朋友,我认为交朋友“酒肉”又有何妨,但也得肝胆相照。

毛万里兄和我的交情,莫逆到超越了我们的工作守则,在未来的惊险生涯中,将有多次的记述。

戴先生即将离平返京,在临行之前,由郑介民先生陪同晋见何代委员长(即何应钦。编者注),并分别到驻军前线去拜会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我想这不仅是酬应式的拜会或辞行而已。内情如何,不便乱猜。

离平前一天,戴先生召集平津同志,在他栖凤楼居所举行谈话会,实际上是听他讲话。

指定的时间,在上午十时,到场的有郑介民、邢山、毛万里、王天木、杨英、戚南谱、白世维、王云孙及我等人。

戴先生在他住所二楼的客厅里略加布置,刚好可以容纳十个人。当时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在尚未谈话之前,戴先生对在座的郑介民先生特别客气了几句,随后开始讲话。说的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点:

首先,他分析了当前的内外情势,并强调华北局势的严重性。

其次,指示“北平站”、“天津站”要加强工作部署,也就是多方开辟情报路线。

再次,提示上级主管的情报需求:不仅要搜集有关日本军事行动及其支持汉奸破坏活动等各种具体情报,还应特别注意共产党的行动。

最后,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自励自修,充实自己,增强工作能力,庶可肩负艰巨。

戴先生讲完之后,又很尊敬地请“介民先生”发表一点意见。郑先生不便推辞,就照戴先生说过的话引申了几句。

戴先生也问过王天木和我,天木兄没有说什么,我更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讲话完毕,大家默默无言,彼此间也没有交换一下意见。这也是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随后,就在戴先生那里吃便饭,也等于是一次临别的聚餐。

戴先生是搭火车走的,那个时候从北平到南京,并没有飞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津浦铁路特别快的“蓝钢车”。所谓的“蓝钢车”,在外形上把车身漆成蓝色,在质量上比较坚固,行车速度快、准时、平稳而已。我们到火车站送行时,我特地和毛万里兄道过珍重,真是临别执手,不胜依依。戴先生也知道我们的感情不错,他说:“希望你们在工作上多多合作。”

火车开动前片刻,戴先生忽然想起一件事,交代我去办。我原以为什么特别要紧的事,还提高注意力听他吩咐,他说:“我替人家买的那部车,请你暂时保管,不久就要运走。你千万不要开着玩,弄坏了就麻烦了。”原来如此,我听了实在不是滋味。

这是一部1931年的“别克”,八汽缸,敞篷,买来就是二手货,保养得不错,还有八成新,如果用来兜风,当然很帅。这是小事一端,不值得在此提上一笔,可是天下就有那么巧的事,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这部车在我们的工作上竟建立了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