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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谕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

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这时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份,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真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

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

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问,就很亲切地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势那一套。

客厅里布置得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上去多少带点东洋味。

这位郑士松先生,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征都找不出来。一双大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府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扮,虽不至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

我们一交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了。他比我年长十六岁,我不过才初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郑士松先生,真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所学经历,有保定军官、日本士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真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

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来请他协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后,如何发电报这件事。那个时候,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无论是“特务处”或“第二处”,都没有专用的电讯设备,外勤单位和南京通电报,必须借重中央党部调查科代发。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样。因为天津方面和他们有联络,所以请郑士松先生搭个桥。

在通常情况下,外勤单位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次,反而是上级要我们平津两单位密切联系的。这也是我要办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来意后,这两件事很容易得到结论而顺利解决。郑士松先生很诚恳地请我到外面去吃饭,我不好推辞,终于去了。因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顿饭吃下来,根本尝不出什么滋味,只担心千万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饭后,郑士松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车送我回客栈。这是我们首次接触,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颇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甚至于近乎溺爱。

我和杨英、戚南谱二同志聚齐后,就照我们一路上商量定的,立即迈开我们的第一步——找个落脚的、安身的、办事的,也是创业的好地方。

不出一两天,寻遍四城也难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莫过于能适合我们的条件:租金非常便宜,只要先付后住,连押金都不要;这所房子,位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虽只有两间半,好在独门独院,关上大门,谁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搞什么鬼。

出乎意外的,房东装好了电话,不打算迁走,只需把电话押金还给他,就可以供我们使用了。

天下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所房子没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脏。

杨英和我都不讲迷信,管他什么黄道黑道,先搬进去再说。戚南谱愿意担任外勤,他另在外面自行安顿。

我们都没有掩护职业,自作聪明地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木头牌子,满以为可以充一充作个幌子,万一有人查问起来,也能应对得出,殊不料到后来竟惹上了大麻烦。

派出所的警察也来查过户口,你怎么说,他就在户口簿上怎么填,很容易对付。如果他走进屋子里看看的话,恐怕不露马脚也会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实在值得多说几句。

多少年来,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阁子”,为什么叫“阁子”,没有请教过高明,不敢胡说。不过,我看见过的“阁子”,多半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上猪肝色的油漆,里面摆上两张小桌子,户口簿拴上绳子一排一排地挂在墙上,警察先生们凳子上一坐,不分严冬酷暑,就这样办起公来。

要讲为民服务,北平的派出所称得上全国第一,找名问姓去“阁子”,打架斗殴上“阁子”,出生死亡报“阁子”,婆媳不和、妯娌们拌嘴也麻烦“阁子”,只要你自己解决不了的,无一不可找“阁子”。就是他管不着,也会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回答你,绝不会颐指气使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因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对管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个八九。如果一定找个弱点,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识。

我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后,除报告上级备查外,同时也知会了天津的郑士松,以便取得相互间的联系。

我们开始学习着使用由南京带来的密电本,并发出第一通电报。杨英权充译电员,我自己兼任“交通”,把这份电稿送到东城苏州胡同,交给了“张旆”张先生。“张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电台。拜托他们代发电报的时间,非常短暂,到了二十二年(1933)初,上级就派遣电讯专才程俊同志来到北平,建立了我们自己专用的电台。

在我们积极展开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经费短缺,再加上毫无工作经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

到了二十二年(1933)二月间,稍微加强了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地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人事方面,加入内动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我们对内称为“运用人员”)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张伯武是天津郑士松(即王天木。编者注)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张伯武所援引的。他们二人原来都是青年党,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侯子川慢慢地坦白了,张伯武却始终不肯承认。张、侯所供给的都是地方性的情报,运用价值有限,间或也有些关于东北军的动态数据,亦无足取。

范行,字纪曼,四川人,他自称是中央军校六期,此刻,又在北平读“艺专”、学绘画。这位仁兄,可真称得上是传奇性的人物了。

我们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个同连入伍的同学江田(立生),他刚从家乡冀东玉田县到北平来,暂时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韵清的家里。江韵清的父亲名江灏,是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齐名的老牌共产党员,早年死在海参崴。江韵清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宜清,三妹汰清,都有点思想“左”倾。范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

江家房子不大,我们都挤在一块聊天。范行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说来无不是头头是道,我们都被他的声容吸引住了。我想,这倒是一把好手,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进来。此念一生,来往了几次,就这样成了我们的情报员。

一开头不怎么样,往后,越来越有进境,他所提供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类如:日本在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阴谋,国际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交换了解等高级情报。来源据范所报,是某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一名译员,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我个人还不具备分析此类情报的能力,所以都是来件照转,而上级的反应,也认为是“颇具参考价值”。

这是我们搜集重要情报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情报活动中的一次奇遇,不过,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此单纯,其中还有许多不能突破的疑点。

此外,上级交联(只负责联系,无权指挥)的还有廖化平、郁某(名字遗忘)二人。

廖化平先生在军校时,当过我们的政治教官,还记得他教的是“社会进化史”,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竟会在这种情况下又遇见了。廖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很老。民国十六年(1927)清党,廖化平自广州逃亡,潜至北平活动,被北平宪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愿为我工作,所以才交给戴先生派驻北平的单位联络。廖先生后来担任过“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职,1952年在台湾去世。

郁某的来历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资历也相当深。到了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五年(1936)间,这个姓郁的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任职时,因窃取机密文件被发觉,再度被捕而处决了。

二十二年(1933)三月,上级令我们编预算,其中有生活费、活动费、事务费以及特别费等项目。核准的数目,大约是三千余元。我个人的“生活活动费”合共三百余元,没有分开计算,另有“特别费”一百元,加起来有四百余元,实在不少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的上等洋白面,每袋只卖两块八毛,如以在台湾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1933)的四百多元,约等于1981年的五万余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会太远。

“北平站”这个名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命定的。不过,既没有委,也没有派,更不见明令通告,但却当真。

“北平站”的工作任务,并无具体规定,在当时,除了搜集情报之外,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来。

时局的不安,政情的变动,对我们也会发生影响。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

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

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

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佩戴军阶的正式军职。

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齐庆斌在这部书中将多次出现,最后,他也成为我们的“无名英雄”。

我虽是“力行社”领导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会员,可是一直都没有参加过组织活动。我并不知道“革命军人同志会”已经撤销改组而并入“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也没有接到把“军会”的会籍转移到“青会”的通知。

郑介民先生分在两个地方办公,一处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这就是军统局第二处“特派员办事处”,与我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协助郑先生处理日常事务的,还有一位邢山(森洲)同志。另一处是“力行社”组织上的,我也去过。

自从郑先生来了之后,“北平站”与南京局本部之间的联络,显著地减少了,除了人事经费之外,有关工作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等事项,都直接听命于郑先生,也就是说,在工作系统上,“北平站”的上面又多加了一个层次。

对于“北平站”工作地位被抑低一节,我们认为是工作部署上的需要,并没有其他的感觉,上级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遵行,何况对于郑先生的开明领导,个个都服服帖帖。

郑先生为人宽厚,待部属如子弟,相处久了,更会领略到那份真挚的情谊。他是广东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留学俄国,现代军事学素养很高,其后,尤其熟悉国际事务。在当时也是惟一对“特务工作”理论体系有研究的人。

郑先生对经由范行搜集来的情报资料,特别感兴趣,曾召见范行多次,为该一情报来源交换意见,惟迄未获得满意的答案。郑先生为这件事,单独地指示我:“范行的情报质量虽高,但其可靠性则有参差,如果不能彻底了解来源的真相,将来在情报运用上还是有顾虑的。”

郑光生又指出:“按照过去范行所提供的情报,很少可能会在同一来源中获得。”

郑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说,范行递送的情报虽然质量不差,可是如果不晓得究竟是怎么弄来的,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因为我们有疑虑,所以不敢贸然予以实际上的运用。这是我的责任,必须遵照郑先生的指示,对范行应再作多方面的了解。

范行单身一个人住在北平“艺专”附近。一间小屋,一几一床而已。这种房子是专为租给学生们用的,每月租钱大概只有三四块钱。有一天我专程拜访他,是想和他多聊聊,增进一些了解,不意屋里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说是孩子,其实也有二十多岁了。范行介绍是他的同学彭雅萝,也是四川同乡,看情景,两个人都有点忸怩,似乎不止于同学、同乡而已。我心想,如果这位彭雅萝也是范行女友的话,那么,在江家不是还有一个江汰清吗?

这只不过是一个疑点,并不能解答什么问题,至于和我所要知道的是否有什么关联,还不一定。

又过了些天,我一个人去逛东安市场,信步走到丹桂商场的书摊上,东翻翻、西看看地也想买几本书。说到丹桂商场,也是昔日北平的一古:丹桂商场是东安市场的一部分,靠近王府井大街这一面,全长数百尺,就好像一条街一样。场内有上盖,不在乎风吹雨打,两边全都是书店和文具店,街道当中也长长短短摆满了书摊,只留下靠左靠右两条窄窄的通路供人行走。摊子上、铺子里,各种性质的书刊,一应俱全,其中有专售线装书的,也有只卖新文艺作品的,一个摊位上兼售几种政治立场不同的书刊,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要买极“左”的禁书,他也会从摆书的夹缝中,或木柜里掏出来应市。还有几家更不正经,连黄色书画也照样卖,他们好像很长于鉴貌辨色,一眼就分得出谁是真正的买主,谁是“找茬儿”的警探。

在书摊上选不到想买的书,正在东捡西挑的当口,一抬头,却看到“北平站”直属通信员范行,刚从斜对面一家书店里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小卷东西,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等他也看到我的时候,赶忙就把那卷东西塞到短大衣的口袋里,一面朝我走过来,又不住地回头去张望,他嘴里搭讪着伸出手来和我拉手,可是脸上的神色,却泛红泛白的,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这个家伙一定有鬼。”

我很想一把从他口袋里将那卷东西掏出来看个究竟,可是这么一来,岂不是弄僵了,第二步又将如之何?倒不如假装没瞧见,放他个长线再作道理。

范行也许心里有数,从此之后,他所表现的像似比以前更积极、更适应工作需要了。照情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正常。

“北平站”为了他的事,也曾下过不少功夫,正面的、侧面的以及暗中的都有,所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少,保留置疑的多,很难加以论断。

我们对他所了解到的是:他通晓好几国的文字,英文和俄文,能写又能说。平时谈吐,嘴上挂着的都是些有关文艺的词汇,桌子上、床头边,摆着的也全是这一类的书籍,可就是从来都不谈政治。

他说他在“艺专”学绘画,却从未见到他的作品,到“艺专”去打听,不错,有这么一个人,注过册,时常进入,但很少上课。

他常到北京饭店、德国饭店这些带洋味的地方去,似乎是找人的时候多,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少,更没有发现他和别人有过接触,总觉得非常奇怪。

他所报来的情报,一口咬定说是从使馆区某国“武官处”弄来的,可又不曾见到他进出“东交民巷”。

那么所谓某国“武官处”的东西,又是如何传递到手的呢?是否由他自己“编造”出来,而再装上一个假托的来源?那也不会,因为由他报来的情报,有一部分是事后得到证实了的。

我们几次三番地要求和这个供给情报、自称“黄润生”的人见一次面,范行总是说这个人不肯,又要求范行把这个人随便带到哪里指给我们看看,并保证绝不和他交谈,范行口头上虽答应想办法安排,可是总拿“没有机会”这句话搪塞,而且一再拖延。

范行的两个女友——江汰清和彭雅萝都不单纯,他们是在那里真的谈情说爱,还是另有作用,此刻尚不能遽下断语,不过,和我们的工作似乎还牵连不上。

范行他到底为了点什么,难道就为了那区区几百块钱吗?如果真实的目的在于金钱,我们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恐怕不会如此简单。

我把以上这些资料,都提出来和郑介民先生研讨过,他认为这件事不难处理,同时提示了几项处理的原则:

如果为的是钱,我们可以相对的满足他,该用的,不吝惜;

假设他有什么政治背景或国际关系的话,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工作线索,无妨将计就计,进行一场考验性的“情报战”与“政治斗争”;

若干可疑之点,不急于马上求得解答,因为我们迄今并无任何损失。从现在起,应该冷静地观察,切不可在言语举措中刺激他,最好能和他建立私人间的感情,这会产生稳定作用;

对他转来的情报,今后要慎重处理,保留原件,以便集中检讨,前后比对。

这件事就遵照郑先生的提示做了,且待以后的发展。

我和范行的关系,由此开始,在“友好”中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十一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天,我将要离开上海之前,才算打开了这个闷葫芦。可是,并未了结,还有下文,那又是1953年在香港的事了。这些奇妙无比的情节,将分别在下文中一一道出。

可不要小看了他,他是一个颇有“来头”的人。猜猜看,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以上所述,显得有点琐碎,而事实上在建立工作之初,也的确是杂乱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