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第一章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第三节 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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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召参加训练,受委托物色同学,因是之故,我就成为当然的“领班”了。领班的意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的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地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他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戴先生所指的“紧要事故”不明白是哪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写调查报告。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真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

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地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则六七百字,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地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分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写调查报告的事情进行得并不完全合乎理想,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着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再说,受训期间与同学们相处,大致说来,堪称一团和气,其主要的因素,是大家没有利害冲突,再加上毫无空余的时间,就是有点个人间的小别扭,格于环境,也摩擦不起来。还有一层,也无妨自我标榜一番:我既然是公推的班长,不说表率群伦,装模作样也得端正自己。幸而平日考绩列为甲等,一般的实习测验又很少出洋相,因而同学们对我都还不错,所以在有形无形之间,也产生了一点调和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我除了在接受训练这方面和其他同学机会均等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和同学们完全一样。虽然我是领班,又和主持训练的戴雨农先生有私人关系,可是并没有任何的特权。不管人家的想法如何,以及背后的批评又如何,我心里坦然得很,也是我觉得最硬气的地方。

六个月,很快就要消逝了。结业前,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其中有一栏是工作地点,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我填到此处,毫不犹豫地写出了“杭州”二字,这不是临时决定,老早就一心向往了。

戴先生为了这一点,曾特地询问过我,他重视的是我在杭州有没有特殊的工作路线,或是有什么预期的构想。当时,窘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其真正的原因,是属于潜意识的,因为我祖籍杭州,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半新不旧的人,总免不了存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其次,多少受了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吸引,其实,这都与工作无关。

结业那天,举行简单仪式,蒋公三度莅临训话,语多勉励。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全部到齐外,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佩戴整齐的高阶人物,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据说,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与同年九月间新设立的“调查统计局”有职务上的关系。

这里所提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军统”。可是实际上的“军统”,可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军统”,应是“早期的军统”,因为当时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第二处”。到了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调查统计局”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军统”。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系统”已不存在,但它的工作精神却延续下来。也就是后来的“国防部情报局”。

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毕,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作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最后一名才轮到我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

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

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

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交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地参加了“特务工作”。

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

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儿,才说了“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志认识,在座的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郎宁手枪给我。那枝枪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意大利制造。他把手枪拿给我的时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枪真个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概括性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后文再作实况的反映。

二十一年(1932)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数据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

二十一年(1932)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处”处长。

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1932)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1946)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交代透彻,此处略为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1932)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说,大都无凭无据,到了现在更没有人为此而查证了。据我所知,该局除了由戴笠任处长的“第二处”之外,当然还有“第一处”,听说“第一处”是由中央党部方面派人出任,也可能就是后来的“中统”。还不只一、二两处,尚且另有“第三处”,处长是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陈焯。确否如此,不敢保证,敬待知情者予以指点。

到二十七年(1938),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历不够。

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1938),于“力行社”暨“复兴社”蜕化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1938),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

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间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哪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不过,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

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1934),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1949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地说都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安徽全椒县他的故乡,早在与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死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中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他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1981年5月底,活在台湾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勋,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澍,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我。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

以上七个人,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性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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