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第一章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第二节 吸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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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话,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扯开话题,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育,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他所说的反而比我回答的多,我反复寻思,实在摸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

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留话给我,说是过几天还会有人和我再谈一次。

此人走后,我越想越不是味道,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地回答他的问题?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

过了两天,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我们会过面,只是很少来往罢了。他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可以说是大时代中的产物,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基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牺牲个人利益,用钢铁的意志,有严明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在校长英明领导之下,共同开创新局。”

他问我:“像这样的组织,愿不愿意参加?”我心里的话:“我本就想纠合同志,搞这么一个组织,可是我人微言轻,根本不够条件,何况我也不敢公开倡议。”我正想到这里,他又逼问一句:“是否还有什么考虑?”于是,我这才提出反问:“前几天和我谈话的那位潘同志,是否就是这个组织派来的?”易同学告诉我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吸收同志的一项手续,也可以解释为必经的过程。不过,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访问,很容易使对方莫名其妙,甚至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似乎应该加以改善。”

谈到最后,我天真地问他:“为什么会遴选到我?”他笑着回答说:“想是有人推介吧!”我又问:“能告诉我是谁吗?”他却笑而不答,在他临去之前,曾暗示我,这一关又通过了。

是否填写过许多种表格,以及办过些什么手续,或是他们和我谈话的记录就代替了这些手续,都已记不清楚了。过了没有几天,我接获通知,知道确已被“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同志了。在当时的感受上,觉得能够成为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一员,自然免不了有一份心理上的骄傲,因为我已经是革命阵营中的中坚分子。

其时乃至稍后,我绝不知道在“革命军人同志会”之上,还有一个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只了解到除了简称为“军会”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之外,还有一个与“军会”平行的姊妹组织,简称为“青会”的“革命青年同志会”而已。换言之,我被“吸收”进入第二层,仍然是核心的“外围”。

入会后不久,大概也只有三五天光景,就被戴雨农“征召”接受特工训练去了,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军会”的组织活动——类如小组会议等。

最令人不解的,受特工训练长达六个月之久,而“军会”方面,一次都不曾和我接触过。我不懂,难道这个“训练班”和那个“革命团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照说,虽然性质不同,可是总应该有个联系才对。谁料得到此中还大有奥妙,这一点以后将在事实经过中作交代。

1979年,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记载:


力行社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有“情报人员训练班”,戴笠为主任,成立于二十一年(1932)三月底,学员皆考选自军校各期毕业生,及其他具有情报性能之各界人士。针对力行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


此文,系“力行社”高级干部所撰述,可证明一点,那就是“力行社”暨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与“特务工作训练机构”之间,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或主从关系。或者说,这个“训练班”是“力行社”办的。

惟该文中提到情报训练班的各点内容,与我亲身所经历的实际情形,仍有很大的出入。这也难说,因为一线之隔,也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其不同之处,以下也将一一说明。

在二十一年(1932)那个时候,我虽系“军会”同志,但我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此外,半是传言,半属猜想,那都不能算数。其最大的意外,是绝想不到戴雨农在这个组织中,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下面这一大段,写应征召、受训练的详细经过:

二十一年(1932)五月间,戴雨农找我,他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似乎早已肯定我非答应他的要求不可了。他不作说明,也不加解释,要求我在第四、五、六、七期军校同学中,物色三十名同学,接受为期不算太长的特别训练。此外,他提示给我的备注事项是:最好能在一周之内,提供一份附有简单人事数据的名单,给他备用。

只有三天,我就在三道高井、明瓦廊环绕着“军校毕业生调查课”这一带的小旅馆里,征求到三十位同学的同意。其中有穷根究底的,有不求甚解的,也有半信半疑的,因为他们估不透我会有这种关系,或者说不完全相信真有这回事。不过,大多数都觉得这倒是很新鲜。

戴雨农先生未加考虑地就照单全收了。总数是三十名,连我也包括在内。

训练班的地址,就在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后进,出入必经三道高井的大门。该一班址,面积不大,有一些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一片高低不平的院落,辟为操场之用。在朝南的一堵边墙上,新开了一个小窄门。说它是个门,实在像个洞,仅容得矮小者一人低头通过而已。窄门以外,是一条只有数尺宽的小巷子,连人力车都不能走。

小巷子那一边,相对又是一堵高墙,墙里面才是“洪公祠”。后来,军统局记录中的“洪公祠训练班”,即源出于此。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全衔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显然的,正副主任全是挂名差事,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开课、结业或是蒋公莅临时,他们到一到,应卯罢了。

班本部之下,分组或分课,各言其是,我记得是分为三组。郑介民主管教务,戴雨农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

这就是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因事在草创,只略具雏形而已。不过,全班上下,里里外外,却充满了神秘气氛。

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惟恐暴露身份?想必其中一定有个道理。

还有不可理解的事,那就是“特务警员训练班”既然由“力行社”所主办,可是从开训到结业的半年中,校长都莅临多次,却不见“力行社”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人到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实在是耐人寻味。这些人事问题太复杂了,我还不到加以分析的高度。

再说到训练班的设备,光用“简陋”两个字形容,似乎还不够,若再加上“寒碜”,那就差不多了。我这么说,绝无奚落之意,而在说明开创的艰难,真个是筚路蓝缕。

班本部的办公室,设在两间矮房中几张高低不等的办公桌上,都铺着一块蓝布。蓝布倒是新的,可遮盖了斑驳的桌子面,却掩饰不掉破旧的桌子腿。桌子上摆着几样文具,此外还有一个响丁当的叫人铃。

房间的门都没有了,门口挂上一幅白门帘,风一吹,不住地摆动。

办公室斜对面的一排房子,就是学员宿舍。暗暗的,却又有门无窗。屋里的空气,也不甚流通,再加上黄霉天反潮,好一股冲鼻子的浊气。床分上下铺,薄木板拼成,睡上去就吱呀作响,翻个身都会吵得四邻不安。被褥、床单是自备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皆有,如果严格的要求内务整洁,那就难了。

上课的教室就是大礼堂,所有的集会也都在此举行。讲台是木板搭成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上面有一张油黑发亮的桌子,算是最惹人注目的新物件了。后面架着一块旧黑板,说它是“黑”板,实际是深灰色的,往后,它的颜面还会淡下去。讲台面积不大,顶多也只能站十多个人,如果摆上椅子坐下来,容得六七把而已。讲台左右各有一间木板搭的小耳房,作为储备书籍、讲义以及实验物品之用。同时也是备供教官们略事休息之所。

教室里,整整齐齐摆了十五张长条桌子,排列成三行,两个人共坐一条长板凳,恰好容纳三十人。教室、礼堂和集会,多种用途的大厅,光秃秃的什么点缀都没有,只有开学的那几天,在周围的墙壁上贴了些个花花绿绿的标语。标语内容,也没有突出的词句,至于后来戴雨农先生亲撰的“领袖耳目”、“兄弟手足”那一联,此时还没有。

饭厅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七八张方桌,四边摆着长条凳。每日三餐,照例早上馒头、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饭,规定六个人一桌,供给四菜一汤。教职员一齐用膳,伙食完全一样。说到伙食的好坏,果腹而已,可是从来都没人计较过。

盥洗沐浴,设在饭厅旁边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露天,一无遮盖,前后几扇木板,聊作掩体。搪瓷脸盆大木桶,可任意取水冲洗。水沟排水声潺潺,又何尝不是一景?

最不好受的日子,是夏日里溽热难熬,盼到下场雨吧,可是屋子又漏了。

队长李士珍,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地都投入了他的职守。

训练期间,所有的星期例假,一概取消,不但不许外出,就连打一个电话出去都不行。换句话说,是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关系。所以,在这半年中,除非因课程实习,大家列队出入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出过那扇像洞似的窄门。

早晚两次集合,都由李士珍队长亲自点名,六个月如一日,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晚上点名后那一顿训话,既冗又长,实在令人好不耐烦。

我们上课,李队长差不多每一堂都陪着一齐进教室,一直等到教官开讲后,他才离开,可是转眼之间,发现他又站在那里了。同学们除有点嫌他啰嗦,大体上都还对他尊敬,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好队长。

李士珍也是我的军校同学,在日本学过“高等警察”,在班上,他也兼了一门课,就叫“高等警察”,看上去是属于天赋不怎么样而力争上游的那种典型。

我和李士珍于此别后,后来的四十多年再也没有遇见过。都说李先生在警察方面颇有建树,又传闻在某一时期,还和戴雨农先生互争过警察领导权,不知可有其事。我想,就是有,那个时代也早已成为过去了。

开学的日期,据《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的记载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照我个人的记忆是五月,也许是我记错了。

开学典礼,有简单庄重的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校校长蒋公亲临监誓。陪侍蒋公步入礼堂的,不是班主任申听禅,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盘,更不见“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书记或常干,却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

进入礼堂的只有蒋公和戴笠,其他的人着军服便装的都有,皆止步于门外,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

预先,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蒋公举左手引导宣读,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读毕,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当场就引火焚化了。全场肃穆无声。

蒋公训话,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做一个无名英雄。

宣誓过后,正式上课。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哪些课目?需要哪些教材?到哪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

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地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数据”而已。

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

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们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

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

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还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观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像是“棉湖之役”。

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哪一位了。

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

爆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爆破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

射击——包括各式枪支的分解与装配。实弹射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理,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

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作“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

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药性,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

属于学术性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著,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

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

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

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都是三脚猫、四不像而已。

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

武装斗争与群众暴动——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斗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已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

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

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阐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

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都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业,不要说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

总之,一般同学的心理,并不在于学本领,大家都盼望着早日一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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