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第一章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第一节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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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做个别谈话。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炯炯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听谈吐,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会受到干涉。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声“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

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放整齐。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讲话。

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间。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注记”。

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仔细想想,可能因为要保密的关系,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

我们十四个人,以我的年纪最小,期别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们是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徐会之和刘季文,第二期的两位是张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没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实,那个时候的四十元,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应该是很够用了。

他们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们几个单身汉,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受训到第四个月,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都结业离校了,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又名尚英。

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辞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地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地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就算了。

后来,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说:“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不过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时候,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

戴雨农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

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

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

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

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

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转一下就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

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

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托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给我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和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分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他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付我任务。我当时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据一般记载,在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

戴雨农于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并举行,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

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组,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

于此可见,戴雨农此刻负有“联络”任务,自是无疑。不过,所谓的“联络组”,可能不是正式编组,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

至于说:于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一节,也不尽然,别的地区不敢说,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这是一个证明,编写历史性的文字,实在是大不易呵。

戴雨农之任“特务处”,也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在“力行社”高级干部中的期别、地位,都比不上别人,此一重任,怎么会交付给他呢?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请求辞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


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著的工作经历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他著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

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至十九年(1930)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

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雇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京,意图行刺,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借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

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己,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斗争性特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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