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如何用阴谋整死对手夺取太平天国实权?

陈继承 收藏 1 719

宗教灵感让落第书生绝处逢生


1843年,广东发生了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洪秀全在广州应试,第四次落第,回花县老家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两广总督祁某奏请开制器通算一科,被礼部议驳,以老病乞休。两件事都与科举制有关,微妙的国运系于科举一线。


洪秀全是被科举制淘汰下来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却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个四次落第的书生,在绝望中认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决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种真正的绝处逢生的感觉。历史上,我们看惯了英雄末路的沮丧,听够了怀才不遇的喟叹,我们已经习惯于欣赏这种苦涩的美感,这种美感早已构成我们历史观的一部分。


太平天国运动的灵感来源于***,其信念却根植于中国古史,洪秀全以一个崭新的诠释将二者沟通,赋予了运动灵魂。他在《原道觉世训》里说:


中国上古时,君民一体,都拜上帝,自秦皇迷于神仙,狂悖而死,历朝效尤,至宋徽宗,改皇上帝尊号,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天下人已惘然不识皇上帝。


孔子之后,圣人取代上帝成为文化的主宰者。通观二十五史,我们发现,孔子的内容是上帝的两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说:“尔(孔子)声名反大过于朕乎?”洪秀全能发现这一点,也算个天才了。


太平天国设添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称孔子为“孔某”,在“上帝”二字前加“皇”字。耶稣的原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各司其职。洪秀全加一“皇”字,将基督精神纳入王权主义,使政教合一。


对于这场中国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曾从历史动力的角度作了很高评价,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评价却截然相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在访问天京之后,发现洪秀全疯了,因为洪硬逼着传教士承认太平王朝是天国,南京是***和世界帝国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儿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人人可以见到的代表。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以轻蔑的口吻写道:天王(洪秀全)是一个最为顽固的、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然而,这个异端是从中国古史里跑出来的,他的来路不一样。


洪秀全用“新思维”为起义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据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没有露面。那时,他“避吉”在乡下胡以晃的家里。


历史事实的小虫子,往往蛀穿逻辑,一个细节改变了定式。


通常我们都认为,在历史紧要关头,革命领袖都是登高一呼,叱咤风云。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将这样的历史图式,烙在我们的记忆里,以至于不惜用这样的图像记忆,诱导历史事实。而事实是,金田起义,洪秀全不在现场,是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猝然发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见姜涛文章《金田起义再辨析》。


至于天王东乡登基,更是政治幌子。其实,他在平山就已登基。


这位天王,嗜王如狂,自天启之后,即改名“秀全”。“秀全”者,二字拆开——“禾乃人王”,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王”。王权合法性来源当然来自天父、天兄,天父是最高主宰者,天兄则是救世主。因此,天王救世,要直接对天兄负责,而最高指示来自天父。这样就为天王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提供了一个宗教的依据。


冯云山缺乏这方面的宗教灵感,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个儒生,骨子里仍受着儒教理性的约束,虽为运动巨擘,但其神化作用有限。


前面提到,洪秀全的上帝观念灵感源于古史,而天父天兄附体仪式,则来自广西民间“降僮”,乃史官文化加上巫觋文化并西化的产物。“降僮”指神灵附于人体上而为灵媒——僮子。神灵附体时,僮子一改常态,全身颤动,或闭眼,口吐白沫,代神言语,而为神谕;或以刀剑砍身,针锥穿舌,而不流血,以显神功。

当杨秀清托天父降体时,出言肃穆,举人阴私,无不毕中,复劝人为善,信仰上帝,众人既惊且惧。他的好友萧朝贵尝为僮师,信从者多,助之。云山倡上帝会于紫荆山时,“朝贵初未之与”。秀全救云山未果,自粤东反,寓萧朝贵家中,对于杨、萧所为,心照不宣。于是,朝贵复托天兄下凡,与秀全对话,号称《天兄圣旨》。用“降僮”术,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成了天父、天兄的代言人,解决了天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


洪秀全是运动的思想者,而冯是运动的组织者,起初两人思想一致,以***的上帝为前提,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反对所有怪力乱神。可随着运动的深入,洪秀全发现外来的上帝在发动民众方面作用有限,尤其是在赋予他天王权力合法性方面,从***里面很难产生灵感。冯云山在紫荆山经营多年没有进展,致使运动蛰伏民间,未能形成爆发的局面。


运动要有新进展,首先就要解决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使他作为真命天子登基。这时,洪秀全的目光便从***的上帝转向中国古史里的上帝。他本来反对巫术,这时却要用巫术来确认自己,对于以***的上帝为皈依者,这是无法理解的。可是,一旦回到我国古史的背景里,便觉此为必然。何以这样说呢?因为,我国古史里的上帝,就是通过巫觋与人沟通的。“究天人之际”的,先是巫,然后才是史,巫拜上帝,而史尊孔子。洪秀全取巫弃史,所以他的上帝并非一味***式的,而是中体西用的。他以***的上帝为引子,进入古史中的上帝,穿透历代王朝史,回到王朝之前的古史。


事实证明,洪秀全的新思维的确推动了运动的进展,而杨、萧二人则成了他的新思维的合作者。在他的新思维里,上帝不再是“神道设教”的工具,而是最高目的和绝对意志,所谓天命和天道皆出于上帝,而历史要以神道为归依。


通过杨、萧二人,洪秀全确立了权力合法性,实现了平山登基。天王出世,克服了信仰危机,他以天王名义,发动起义。


天王用新思维,为起义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洪、杨、萧“三权分立”


登极前后,远近各处上帝会首领来到平山,朝觐天王,聆听天父、天兄圣旨。天王为什么要在平山登基?因为平山是杨秀清的根据地。据载,杨氏一族迁居广西桂平紫荆山内平在山新村,已历数代。平山即平在山,也称平隘山。往北约百余里,“皆叛徭出没处也”。山是自由的屏障,山中之民多自由精神,易受巫蛊,宜以神谕。


秀清,五岁失怙,九岁失恃,其叔怜而抚之,长成山中之民。及长,烧炭为业,家贫,而庐中常请客,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浩歌道上,掉臂天门,乃龚定庵“有大音声起”之诗谶者也。


自由之人,倘佯于叛逆的山水之间,真可谓得大自在。


冯云山至桂平,深入紫荆山中,杨秀清与萧朝贵率炭徒从之。然云山士子,其所倚重者读书人而已,故其能识石达开,却不识杨秀清也。陶短房《天国志?东王世家》云:“秀清、朝贵等虽勤勉,初未之奇也。”“乃至云山等为生员王作新扭去,会众执械夺回,秀清皆未与焉。”


其时,洪秀全自粤东至,于此叛徭之地,谋立国之举。有女子杨云娇,自言其梦遇天父,谕天东来,当从之。未几,秀清叔杨庆修卒,秀清命童子诈以庆修附体,曰:“三七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秀全窃喜,“禾乃”,“秀”也,“人坐一土”,“全”也,盖以天命归矣。故杨、萧二人,虽不为云山所识,却为秀全所倚——神化矣!


云山能为天国建制,却不会神化秀全,故渐受排挤。以天父、天兄、天王名义,洪、杨、萧形成三位一体,并以巫化的宗教仪式虚构了三权分立,杨代表天父,萧代表天兄,洪是人间天子。


这****来到人间,洪秀全起誓:称王不称帝。不称帝意味着三权分立,以皇上帝为最高主宰,三人有分歧皇上帝仲裁之;而秀清代帝立言,意味着最后决定权落到杨秀清手里。按理,秀清不应任实事,要少发言,因救世乃天兄耶稣之职,天兄归天,则以天弟继之。故金田起义前天兄频频下凡,我们所见材料,多是《天兄圣旨》。


秀全登极,踌躇满志,有时情不自禁将龙袍穿起来,酷毙!又多蓄姬妾,房事无度,众女衔冤。于是,天兄不厌其烦,屡屡下凡,胁众女以白刃,令一从秀全之欲,由是而有轻秀全之心。《天国志?西王世家》云:“然朝贵颇嫉读书人,每以反语嘲洪、冯等,逼其自认无用。”而秀清虽不识字,却喜与读书人语,渐与洪亲密。


朝贵“树威权,无所不用其极”,还以天兄下凡的名义泄其私愤。“有陈庚者,值天兄下凡,应对太速,竟受杖五十”。“复与养父亲子萧朝隆不合,乃假天之手,必杖责而后已”。故天兄形象渐失,蜚语渐起,不得已,秀全求诸《天父圣旨》……


思想资源短缺导致阴谋繁殖


1864年,洪秀全在天京逝世。大势已去,不死何为?


不久,清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失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局限性”三字,将历史的本质掩盖了。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农民从来就不是弱者,他们经常是赢家。民本主义的存在,便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是“天听之民”,“载舟覆舟”之民。曾国藩就来自这样的民。这样的民,不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且还能做帝王。这不,左宗棠就派专人将一副对联送胡林翼转曾国藩。这对联是题神鼎山的,上联是“神所凭依,将在德矣”,下联是“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投石问路,他在问胡、曾二人,学了帝王学,想成帝王业?胡不动声色,将此联转曾国藩,曾立马将“似”字改成“未”字,然后退给了胡林翼,胡阅后,在笺尾处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鼎为国之神器,问鼎就是问王权,左氏果有此一问?可能多半还是“据说”。


洪秀全也是“田舍郎”。两个“田舍郎”,一个登了天子堂,一个进了礼拜堂,礼拜堂和天子堂,并非势不两立,问题是进了礼拜堂的人还想当天子。


革命的失败,不在于农民是运动的主体,而在于整个运动的资源枯竭。事实上,镇压这场革命运动的,也还是农民。洪秀全并未充分发动农民,而只是利用“土、客”矛盾发动了客家农民。针对拜上帝会的田亩主张,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是自耕农(土)和流民(客)之争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倒是曾国藩将自耕农发动起来了,士人领山农乃湘军取胜的根本。也就是说,洪秀全的失败,不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恰恰是因为他脱离了农民。曾国藩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他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建立了士农联盟,还开展中外合作的洋务运动,甚至雇用洋人,组织洋枪队直接参战。而拜上帝会不仅打倒了孔孟之道,还打倒了几乎所有的偶像,连西方的***也不放在眼里了。洪所依靠的客家人,则从岭南到江南递减。


当洪秀全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创造历史,用思想的三板斧,劈出天国的半壁江山时,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当他放下板斧,开始用王权的刀子雕刻历史和人性时,留下的却是千疮百孔的败笔。我们可以说洪个人江郎才尽,但整个运动的思想资源贫乏,却不能归咎于他个人,而是运动所依据的思想基础的薄弱。洪、杨内讧不能完全归结为权力之争,思想资源的短缺也会造成严重分歧,只好玩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


运动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秀全将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里,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渐已枯竭,他对于运动提不出新的纲领。于是,思想背景比他简单得多的杨秀清,以民间司空见惯的方式,从天父那儿汲取灵感,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指导运动,运动也就到了寿终正寝之时。丧失了思想的运动,只能依靠阴谋。从此,运动不再有思想,却不断繁殖着阴谋。洪秀全,终于从思想者堕落为阴谋家,而以加速度自取灭亡。

天王阴谋“三步曲”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


那时,洪秀全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冯是君子,被人算计而不知。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实则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第一步,依靠杨、萧二人,不惜以巫术确认其教权的合法性。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乃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因此,洪地位虽高,而实力却有限,没有实力,哪来实权?


第二步,洪秀全欲从教权进入政权,便拉拢杨秀清,实施政教合一,先从教权内排除萧朝贵,使教权从三权分立,政权从五王共和,同归于二王分治。在二王分治的格局里,洪成了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取得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而杨在教权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权上节制诸王。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自有平山登基之后,还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确立了三权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则以二王分治打破了这一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权分立排挤了冯云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挤了萧朝贵,此二人者,一为洪秀全老友,一为杨秀清老友,洪杨合谋排挤了老朋友。本来,二王分治,一掌教,一执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后,权力交叉。洪执掌教权,杨却能代天父立言;杨执掌政权,却须奉洪为天王。两人分庭抗礼,而天王示弱,东王用强。东王不仅在政权上将天王挂起来,在教权上,还常以天父下凡占据上风,甚至以天父名义棍责天王。


谁要天王当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赋予他的权力合法性呢?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从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难过,却忍着。而动不动就拿天父来演戏的东王,其本来面目日渐暴露,此术久用必败,何况用来作恶!天王用弱,获得普遍同情;东王用强,日久却失人心。


翼王东征,安定了东南半壁,东王伸手来要最高权力——逼天王封他万岁。连名义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走到尽头,该出手时就出手!东王一味用强,却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当。东王自以为握有军政大权,可西征以后,兵权都归了翼王,有了翼王声援,谁敢向天王下手?


石达开与冯云山相知。当年,石率自家宗族起义,立马投奔冯去,有实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风云际会,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青春气息。但他一味打仗,不问政治,对天父下凡之类的鬼把戏从不感兴趣,却认定冯、洪一体,冯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变,他也有预谋。可天王知道,让翼王去诛杀东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讲义气,是性情中人,不喜欢这样的阴谋。可天王有了保护者还不够,他还需要杀手,于是天王跟北王结盟。


韦昌辉动手了!原以为,杀个把人是小手术,没想到是恶性肿瘤,一刀下去,癌细胞就扩散了。跟着,一刀接一刀,越杀越收不住了。


洪与韦、石单线联系,他既没有制止韦的杀戮,又在没通知韦的情况下,让石回来安定大局。韦、石相疑,杀戮蔓延至石的家室。于是,天国将士无不以为韦氏罪大恶极,人人皆欲杀之。


翼王举兵,而天王诛之,韦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宫里,可怜似汉献帝,韦氏替他开了劫。天王以数万天国将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娱。他一开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觉,因此,他要把打劫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真“秀全”来——“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他以韦杀杨,以石诛韦,三下五除二,原来五个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与翼王分治,还是由他专制?当然要专制,翼王成了绊脚石。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要扬眉吐气做真王了,可偏偏还留着翼王这么根刺。他决定,不管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都要拔掉。


石达开当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与洪合作,要么等死,要么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走!


洪秀全的“政治死穴”被点中


1850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华北捷报》。该报又名《华北先驱报》,或《先锋报》,是一份供外国侨民阅览的英文周刊,一直关注太平天国运动,曾多次报道翼王石达开的消息,称赞石达开的安庆改制,使人们在新统治下各务本业;赞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


此报还报道了传教士谒见忠王李秀成的经过和观感。在与李秀成的交谈中,传教士提起曾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保护过干王洪仁玕,还特意提到天王的老朋友罗孝全,告诉李秀成,罗孝全还在华南,然后请求与天国政权开展贸易。


后来,罗孝全来到天京拜谒他当年的弟子洪秀全,留在天京一段时间不久就逃走了。逃出后,还是在这张报纸上,他椎心泣血控诉天王,指出对这里的传教事业感到绝望,对这场运动也已绝望。


曾国藩从衡阳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斥“粤匪”无庙不焚,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籍扫地荡尽,乃名教之奇变,为鬼神所共愤。他一语破的,点到了洪秀全的政治死穴。他以“名教”旗帜,动员士林;以“鬼神”二字,发动百姓。


而洪秀全既要冲破“名教”,又要打倒“鬼神”,可想而知,他怎能继续政治动员?他还有一块“上帝”的牌子,那是他的政治资本,可传教士偏偏揭穿了这个冒牌的“上帝”。而否定他最坚决的,又偏偏是他当年的宗教导师。


曾氏《讨粤匪檄》一出,士林便捐银助饷,风起云涌,跟他去卫道。罗孝全的公开信一出,更是釜底抽薪,连上帝这把火也要熄灭了。连罗也闹翻了,洪秀全只有破罐子破摔——天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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