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驼峰坠机C-53 吉米福克斯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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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97年阳历6月,去高黎贡山,正合了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五月渡泸”(报道见《再回中国 半个世纪的寻找》,<97.6.12>,《搜寻从1944年开始》<7・24>,《死期计划》<7.31>,《高黎贡山脊的历史坐标》<8.7>,《汉克斯回国后提交考察报告》<9.4>)。   这次是去考察二战时期驼峰航线失事的一架运输机。我们到的那一段高黎贡山,有两座山峰在3400米以上,又湿又冷,但不算高。没想到来自平原的人员仍有出现高原反应的。   第一例严重的高山反应出现在大队跟进的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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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阳历6月,去高黎贡山,正合了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五月渡泸”(报道见《再回中国 半个世纪的寻找》,<97.6.12>,《搜寻从1944年开始》<7・24>,《死期计划》<7.31>,《高黎贡山脊的历史坐标》<8.7>,《汉克斯回国后提交考察报告》<9.4>)。


这次是去考察二战时期驼峰航线失事的一架运输机。我们到的那一段高黎贡山,有两座山峰在3400米以上,又湿又冷,但不算高。没想到来自平原的人员仍有出现高原反应的。


第一例严重的高山反应出现在大队跟进的当天下午。


1997年6月17日下午3时许,中国探险协会’97驼峰航线考察队行进到海拔3300多米的高黎贡山脊高山剑竹林带第二休息点,47岁的中国航空博物馆韩文斌馆长出现心跳间歇,随队医生、泸水县医院外科主任何杰前趋处置。


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头顶着什么样的责任。不算队长两天前带走的先遣组,大队18口子人,除了已经出现高山反应的韩馆长,还有一位80高龄的美国老头。在远离人类文明的原始森林里,在滑坠、迷失、断粮等意外尚未出现以前,疾病前脚先到了。


虚弱的韩馆长不肯拖累全队,喘息着提出返回。我派不出人护送,而又绝对不能让韩馆长一个人从无人区返回。一旦在原始森林里迷失方向,只有死亡。


阴冷的浓雾被印度洋上吹来的西南季风推怂着,从深不见底的山涧急速爬上陡峭的山脊,呼呼地从浑身泥水的队员们身边涌过。我像掉进了北极冰裂缝的海水里,凉气顺着靴子“呲儿、呲儿”地往脖梗子上冒,一个探险者们在危机四伏的困境出现时通常会想起典型问题撞进我脑子里:


――我是谁?我怎么在这儿?我在做什么?


“介入”的困惑


中国探险协会’97驼峰航线考察活动有3项工作任务:


1.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拍摄一部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驼峰航线的专题片。


2.请专家对53号机进行实地考察,分析坠机原因,提出解运设想。


3.帮助美国前驼峰航线飞行员弗莱切・汉克斯到达坠机现场,实现其53年的梦想。


这事我跟报社几个同事一说,大家都觉得“有新闻价值”。为了争取随队采访的机会,除了突击看一摞有关驼峰航线的书外,得完成出队的前期工作:写立项报告、写电视专题片脚本用以寻求赞助之类。这是常有的事。如今文字记者地位不如电视摄像记者,谁平白无故非带你去现场?你得有点先期投入,还得显出许多优势:对所作考察的背景比一般记者了解得多,至少在专业上能跟考察活动的主持者对上话;有野外作业经验,至少说得出走过几个让人家服气的地方;能合作;有相当强的体能;本职专业上“能写”,并能影响控制版面的人……诸如此类。在高黎贡山的采访中,其他报社记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被考察队接纳,以至白白到山上跑了一趟之后,就回家写了一通汉克斯不能上山的报道了事。然而这种事一旦参与进去,往往还分不清新闻的主体、客体。比如张岳庚到南极采访,身份就是中国第七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在特定场合,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没有最后界限。


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亲任’97驼峰航线考察队的队长。6月5日在昆明机场接汉克斯时,严对我说,“你担任本队的电视采访‘主持人’。”让干就干,这有什么含糊的?我从来就没觉得电视“主持人”比文字记者强。第二天严又说:“你当本队的司库吧。”我虽然不懂账也没办法,干呗,这也没什么可含糊的。只是美军帆布腰带上的弹夹盒里多了厚厚一迭公款,购物、吃饭算帐买单都成了份内的事,走到哪里都得提心吊胆。到第三天,严说:“叶研,你得担任本队的副队长。”这我就不答应了。不是含糊,是想分清新闻的主体、客体。后来严一说到副队长必需由具备相当的野外作业经验的人来担任,我知道没法往后缩了。


但我估计,也许有人对此会提出疑问:你是不是在“造新闻”?


前面说过,对这事的“新闻价值”,听说的人一般不会有异议。问题是事情到了后来,原定路线被人为卡住不让走,考察队不得不在原始密林里开一条路到达53号机坠机点。于是严江征带了3名民工前出开路,两天后副队长带大队跟进。这样一来,对被采访的新闻事件介入太深,就完全有必要问一句:这不是先干出一件事,然后再报道这件事吗?关键是干事的和作报道的是同一主体。第三者的立场到哪里去了?


我恰恰是在理论上最主张记者坚持记录者立场的。


驼峰考察的特殊点是:


①有了参与,事就可能成功,预期的新闻就可能成为事实。


②放弃参与,新闻则不会出现。


而且,我一开始就是参与者,只是想在事件中处于次要位置,临到上山时,我已无法选择。


我得推动这事成功。不为了别的,就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日本人到中国来杀人放火,而53号机上的人为抗日牺牲了;不为了别的,就因为有人想掩盖、想抹煞、想篡改那段历史,而老汉克斯是为了那段历史而来。


管它什么主体、客体,管它什么职业立场呢!我不写报道了行不行?!就算不写报道,我也得干这件事。


干事的“干法”,可以评论。而我干这件事,却是出于另一种选择。这选择已超出了“干法”的范畴,属于“活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人人都会作出这种选择,不同的选择缘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在多元化的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应受到同等的包容。实际上不同“活法”之间无需过多讨论也无法充分讨论。差异是环境决定的,讨论不能根本解决差异问题,甚至没有必要削平所有的差异。


我仍主张记者坚持记录者的立场。只是我去高黎贡山,首先不是为了新闻报道。至于后来写了报道,那么一是欢迎对报道本身评头品足,二是允许人家对自己的“干法”提出置疑。


“遥远……遥远……”


每次重返云南群山,耳边都会响起苏联边防军歌曲《在遥远的地方》(A・邱尔金词、Г・诺索夫曲)所唱的:“在遥远的地方,在大森林的那边……在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荡漾……”


风雪丫口,高处寒浓。队伍走进灰色的云涛,林海在哀婉哭诉着的风中摇曳。


“沿山脊线行进实际上还是上上下下,为绕开悬崖陡壁和难以通行的密林,不断失去高度又重新攀升。队员们在高山杜鹃林和剑竹的缝隙中侧身而过。装满辎重的背包卡在柔韧的剑竹丛中硬挤挤不过去,为了躲过斜伸到胸前的树干,人须更低更慢地通过。重心分别在两腿移动时,单腿几乎难以支撑。倒伏的竹子和竹叶盖在山坡上,如同抹了润滑油的席子。频频向上攀升时,不得不看准了石缝土窝,用脚尖蹬稳,手抓住竹枝树干,玩小时爬城墙的把戏。树干上覆盖着厚厚的青苔,青苔里蓄足的雾水雨水顺着胳臂凉嗖嗖地一直流到胳肢窝。灌木上的水把长裤抹得精湿,再在雨林里摔上两三个滚,队员身上就没一根干纱了。死竹朽树也长着青苔,抓错了就嘎然脆断,发生滑坠。开路的先遣组砍开死竹留下的斜茬,锋利如矛。保住不戳着眼睛、胸部,保不住划着腿部。人人胫骨正面的皮肉上布满血痕。”


苏军亚力山大洛夫红旗歌舞团的男声次高音把“那里云雾在荡漾”唱得意气凛然、风流忧伤。5天后我们在云雾荡漾的山脊找到了俯视怒江峡谷半世纪之久的53号机。机组人员尸骨无存。机长福克斯失事时24岁,两名中国飞行员与他年龄相仿。我不知道他们生前履历,但在我心里,他们年轻高贵。这是因为他们为我的民族捐出了生命。汉克斯把可口可乐洒在53号机破碎的引擎上说:“喝吧,福克斯。这儿很好,你可以安息了。”当年风华正茂,沙场铁颜,1500名中美飞行员折翼驼峰航线。从喜马拉雅余脉到高黎贡山,那些年轻的灵魂至今翱翔在起伏无边的群峰之上。我很难切身了解那段历史,但我此时感觉得到他们被湮没在眼前的云海里,沉浮游荡。


从另一个陌生的空间,男声次高音反复传来。他舒缓自由若有所思地重复着“答列过……答列过……”这是歌曲的第一句――“在遥远的地方”(也是歌名)。直译的话,是“遥远……遥远……”


“如今,只有我能来了”


“我没有见过杰米・福克斯。也没有和他通过信。”汉克斯说得直率而确定。


汉克斯大学毕业后在波音飞行学校学飞行,毕业后在该校所属的联合航空公司任副驾驶,任机长是在转到泛美航空公司海外部以后。海外部的股份泛美航空公司占51%,中国航空公司占49%,一般由美国飞行员任机长,中国飞行员任副驾驶。转飞印度――中国航线即驼峰航线之前,他先后飞过中南美洲航线和阿拉斯加航线。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一度作出沿阿留申群岛向东北进攻的姿态,阿拉斯加航线航班减少。


1943年3月美国国内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得知53号机失事的消息,此时福克斯的父母也写信请求福克斯的朋友、泛美航空公司飞行员赫尔姆斯寻找福克斯的下落。赫尔姆斯和他的同事汉克斯、斯蒂夫一起来到印度――中国航线。


汉克斯说,到驼峰航线来,不是因为热爱中国人民,是因为这里需要飞行员,而且工资高,当然也有寻找福克斯的的因素。他开玩笑说:“还因为加尔各达有许多漂亮的女人。”


“来到中国以后,变得非常喜欢中国人。我看到中国人的苦干精神,当时中国好多地方在修机场。”


汉克斯说,他在驼峰航线飞了900多次。在飞越53号机失事地点时,汉克斯曾70多次作离地面100英尺的低空飞行,看见飞机完整,机舱玻璃完好。最初几次的观察,飞机尾翼姿态有变化,汉还以为会有飞行员走出来,实际上没有。一位比汉克斯观察53号机更多的飞行员有一次看到一只熊蹲在飞机旁边。53号机坠落的洼地后来被驼峰航线飞行员称为福克斯丫口。


片马地区1944年被中国军队收复。同年10月,中国航空公司派遣赫尔姆斯、汉克斯、斯蒂夫前往53号机坠机点进行搜寻,十多名民工参加。11月初,搜寻行动因缺水、疾病、山林阻隔而告失败。


如今,赫尔姆斯已去世,斯蒂夫在意大利卧病。


“只有我能来找这架飞机了。”汉克斯淡然说着,53年沧桑不形于色。



80岁的汉克斯在我眼里光彩夺目。冲他在抗战时飞了900多次驼峰航线,冲他为今生看上一眼53号机半个世纪坚持体能训练、11次参加铁人三项比赛,就够了。我是说,他的人生就足够壮丽了。于是我不管自己是否可笑,刻意要在汉克斯心中留下一种印象。中国文化中“士”的印象。


西方人好象很注重个人自由,特别的关注反而使他们感觉不自在。多数场合他们更愿意感到没有被人注意着。好吧,你就当没我(们),我(们)也当没你,上山吧。行进间,前有战士拉着,后有医生推着,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一步步地挪,但是没有多余的话。极险处自有更多的人前后照应。老汉(他本来就是老人,正好又叫汉克斯)真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竟以80岁的高龄,拖着一副满是旧伤的老骨头坚持下来了。他大腿肌肉神经受过伤,髋骨是换的人造的。这老汉也怪,除了“好啦,咱们出发!”竟没有任何要求。


一路上,医生背的几罐可口可乐专供老汉一天一罐。一般情况下,早上有一顿简单的早餐,每人一块湿面包或一根火腿肠。晚饭也是这么一点。中午在休息时随便吃点干粮。每次休息,保证你老汉有火烤,有水喝。每次宿营,第一个帐篷支起来是你老汉的。第一个帐篷进水了,又找高处搭好第二个帐篷。白天每隔4小时医生给老汉量一次脉搏、血压。老汉需要什么,人们马上会有反应,一切都在默默中完成。所有中国人,哪怕任何一位民工,都会自觉地把篝火边最好的位置让给老汉。


可能我把给老汉留什么印象的问题提得太玄了。什么“中国文化”,什么“士”啦,小题大作。不过民族文化与个体的关系如同生命体与细胞,任何一个细微末节都反应着整体的特征。就连一块指甲、一根发丝也带有区别于其他生命的DNA。我得让你老汉认得穿布衣的中国人,有知识、有体力、有勇气、友善、具备严格的道德水准、能体察情况、胜任复杂的组织工作。这些都是下意识表现的,后来才逐渐明确。我回忆起,所有中国队员,包括医生、战士和民工大概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下意识。我们多数时候沉默,但你老汉爬过峭壁的时候,你会感到我们在你身边。你感觉一下,这比你们的绅士风度如何?


第三天大雨断粮,第四天被迫下撤。一有人烟,第一碗米饭盖着野菜就递到老汉手里。唯一的木架子床,铺好垫子、睡袋,请老汉躺下。只问一句:“明天我们还要上山找坠机点,你能上吗?”


“顶好!”――于是有了最后一天的圆满成功。


汉克斯回国后在提交给美国53号机基金会的报告中说:“此次旅行的艰难程度是始料不及的。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道路之一。……所有的人都尽力帮助我,虽谈不上与之交谈,但我们都会成为终生的朋友。”他在给我的信中也谈到:“能和探险队那些热心的、有主见的队员们分享这次探险经历,并最终见到中国航空公司53号机,真是棒极了。当我们通过高黎贡山的悬崖时,我感受到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


履行角色


去泸水,路宿下关。招待所大厅有一大理石屏风。屏风由同一块石料剖开磨平对接,所以花纹是对称的。图形清晰而且极形象(否则不会用作装饰),有两条黑龙对舞,正中下方竟是一只美丽的狐狸。这座屏风实在是太巧妙了,有人立刻引出其寓意:这是两条龙来找福克斯(FOX,意为:狐狸),此行肯定成功。因为严江征拉我当副队长,我俩在这次活动张罗事儿,碰巧都属龙。于是我和严在屏风前作跨立状留影。翻译郭树忠却说:“我们这回上山肯定遇大雨。我每次带旅游团只要有人属龙就下雨,这回一来来两条龙!”――两个说法都应验了:大雨和成功。


这样,我这条龙就得忠人之事,履行角色。在昆明购置装备,3页纸的清单,从宿营、野炊用具到防蚂蝗袜、药品、头灯、电池、胶粒手套、山里联络用的哨子,一项一项地核对。再买3天的食品,多少根肠、多少盒压缩饼干、多少块巧克力、多少包方便面、多少箱可口可乐、多少包大米、多少袋速溶咖啡,多少袋榨菜……不会管账,硬着头皮干。


我发现平日自己好象粗疏,关键时刻可以算作细致周密的人。到泸水第二轮装备购置:绳索若干、塑料布若干、铁锅、铝壶、砍刀、尼龙编织袋、雨披、塑料桶……又是2页纸的清单。本子上记的更杂:租车(大、小越野车)、找民工(分两批出发共11人)、出境证办理、找纸箱、找装盐的小瓶、观察天黑时间、分发装备、联系县委、协调武警关系、规定联络哨音和行军序列、当地抗日时期史料收集、抗战老人采访、复印地方志……人上岁数脑子不好使,全靠笔头。许多细节的提出和落实都得自己去办,好在人还勤勉肯干,没失手,也没误事。


队长要带先遣组出发了,我放下早饭现找车、请民工。转到菜场买上半扇猪,带给风雪丫口的武警部队。临到大队出发,又是民工的早饭、接医生、车辆,又是半扇猪。到风雪丫口用半小时民工分组、分民工装备、分背具、重捆物资、出发前任务交代、明确行军纪律和环境保护注意事项、宣布行军序列和意外情况处置方法……最后问老汉还有什么问题,好,冒雨出发。


并日而食


我在全队最后,跟着负重组。队伍在高山密林里行进缓慢,人人举手投足都分外小心,而且负重的人上上下下特别艰难,好象电影中的慢镜头。我在95年元月松花江冬训时左踝关节落下病根,长距离负重行走就犯。上山后不久肿得和小腿肚子一边粗,而且逐渐发硬。山势陡峭,特别需要踝关节给劲,仅仅支撑重量不行,必须能绷住劲,控制身体重心。走起来我穿得最少,三千几百米的高度,只穿一件棉毛衫,外面就是雨衣,因为疼得全身冒汗。在队后走很少休息,前队歇足了我们才到。没等放下背包又继续走了。好在可以匀速行进,不好在没法休息。


队员来自各地,没有时间建立秩序。特别是民工,见面几小时就上了山。谁也没法立刻就命令谁、要求谁。第一天宿营开晚饭,开了一箱八宝粥,不够也不再开了。我得防备活动延期,公共口粮不够。我指定两名队员:“你,和你,还有我,咱们三个没有粥。”第二天换两个队员:“你,和你,还有我,咱们三个没有。”第四天早上,分光所有面包,扯开塑料袋口让每个人自己拿。有拿的,有不拿的,剩下一撮面包渣,我揪着塑料袋倒在嘴里。5天里尽量不去碰公共口粮。这又合了诸葛亮的那句“并日而食”。后来回北京一秤,体重掉了9市斤。


不这么干,就没资格要求别人,就吆喝不住全队。第三天出发,人人背具上肩,多出一个帐篷没人背,“拿来给我。”一辈子不习惯发号施令,逼到眼前了,能自己干尽量自己干,反正体力好。可是这次左脚脖子肿得实在邪乎,疼起来直犯恶心。第四天下山时连滑带冲,三四米的崖子下到一半就得松手,来个自由落体运动。整个体重和负重都砸在关节上,脚脖子就像包了一圈烤羊肉的火碳。


哦,53,53


急剧攀升、攀升,考察队第五天中午1点到达地表宣软的山脊凸尖杜鹃和剑竹杂生林带。


隐约听得前队有人说“到了,到了”。陶京天底声喝住所有人:“安静!我已经开机。让老汉从我摄像机前走过,我要拍他看到飞机的眼神。”


飞机离队员们不到十米。竹林阻隔,许多人瞪大了眼也没看到飞机。而汉克斯已经绽开晴朗的笑容,他几乎是早已嗅到了飞机的气味。在队伍最前的陶京天算是没拍到那一瞬老汉的眼神。


飞机静静地雄踞山脊东侧。头朝东南面的深谷,像要滑翔到怒江东岸。降落时削断的杜鹃树枯朽疏松。右大翼和机身相对完整,发动机散落在一边。机头被缅甸边民砍下, 机身被锯斧豁开,碎片零件散布满地。破坏之处铝皮翻翘如犬牙。驾驶舱窗边“U.S.A C53”和右翼下“中国航空公司”字样清晰可辨。


全队尽可能远地退到飞机四周的林边。所有镜头地对着老汉。


老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近飞机,念念有词地嘟囔着,轻拍飞机、抚摸飞机。绕飞机走着走着,老汉忽然跪下,脸凑近机翼,双唇贴到被54年山雨冲刷得晶亮的冰冷的铝皮上。


陶京天由副摄像师王春雷撑着后腰跟拍,扛机子十来年没掉过泪,此时不禁泪眼迷蒙。


载重量3.9吨,具有良好的迫降性能。DC―3及各种改装型共生产了3万架,现还有约调00多架在世界各地飞行。


53号机机组人员或者在迫降时已出现伤亡,或者遭遇野兽、日军,或者被山林吞噬。


一切缘于日本的侵略


“全――体――脱帽!”老**中国民工、士兵、医生、考察队员在飞机前列队。


“为在抗日战争中执行驼峰空运而遇难的中国航空公司53号机组成员默哀。”


“为53号机机长、美国飞行员杰米・福克斯鸣枪致敬!”


中国武警上士陈学文、武警中士张正斌枪口朝天,子弹带着哨音飞向阴霾的天空。


“为53号机副驾驶、中国香港飞行员谭宣鸣枪致敬!”


“为53号机报务员、中国飞行员王国梁鸣枪致敬!”


81突击步枪的阵阵枪声在群山消失,没有回声。




汉克斯把民工们沿路采集的杜鹃花放在破碎的飞机引擎上。韩馆长在花上洒下最后一瓶酒,致词道:“愿中美两国飞行员在九泉下安息。”严江征拆开一盒特意留下的骆驼烟致词:“愿中美两国飞行员的灵魂永远在天空翱翔!”


老汉启开一罐可口可乐。从风雪丫口出发,装备过重,成箱的可口可乐没人背。何医生背了6罐可乐,5天1天给老汉一罐,这时最后一罐。老汉在杜鹃花上洒着可乐喃喃地说:“喝吧,福克斯……喝吧,福克斯……”


在驼峰飞行纪念碑、在默尼中尉纪念标献花、敬礼的时候,老汉陷在皱纹中的蓝灰色双眼干涸无泪。此时,吻飞机、倒可乐,老汉的双眼依然沉郁清澈。未见东方人睹物思人悲从中来的景象。


21个中国人都多次想过,5天5夜缺吃少喝地在雨中的高黎贡山转游,到底是为了什么。连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一定要越过半个世纪和半个地球来看一架飞机都没法圆满缔解释。――永远无法洞悉老人的内心。老汉活了80年两万九千几百天,同考察队共度的不过这几个昼夜。


但是中国人有理由忽略对老汉的不了解:感念福克斯在我们民族危亡的年代同日寇殊死拚杀的时候和中国飞行员一道抛尸山野;感念汉克斯在我们同胞血流成河的时候900次飞越驼峰;感念你老汉七尺男儿53年不忘这次搜寻,别说什么山高水险,我们陪你走上一遭。


汉克斯在飞机前好象多少回答了这些疑问:“我的许多同事死在驼峰航线上。我是幸存者。我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战争时期,别人死了,你还得去做该做的事。没时间伤感。我始终要找到这架飞机,是因为机上遇难的有中美两国飞行员。这是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见证。……这次探险是一个奇迹,我相信没有人可以重复它。”


考察队离开坠机点再次迅速下撤,薄暮时分终于到达一条乱石嶙峋的平路。队员们始终没有听到老汉唱过《我的副驾驶好得很》,于是副队长和陶京天用口哨吹起了《遥远的路》。歌曲诉说一个美国青年走上遥远的战争之路。美国描写诺曼底登陆的电影《最长的一日》的结尾出现这首豪迈的男声合唱时,画面定格在奥马哈海滩,海滩上孤零零地遗留下一顶美军钢盔。


22个人的步伐合上了哨音。滚滚浓雾里看不清22双灌满泥水的鞋,但听得到踏在碎石上“哗、哗”的声音节奏分明。


汉克斯的航班


脚脖子围着火碳也得干。严江征带开路组比大队早出发两天,在山上熬了7天没睡好。撤下山的时候,老往路外的悬崖边走,别人把他叫住,发现他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于是到片马镇以后就剩下我张罗事。分三处安排住宿,晚上12点再才把人收拢吃晚饭。睡下时是22日凌晨3点。


这时出现了一个情况,相当急迫:汉克斯在昆明的离境机票的起飞时间是23日下午3点,22日11时我们还在位于中缅边界的片马镇。这天我一早结了三处的住宿账,掉过头就找去泸水县的车。车来了,装车叫不动人了――人人瘫软。民工们也没这样一连几天在大山里转游过,5天4夜脚泡在泥水里,90%的人脚底溃烂。摄像师陶京天大姆趾甲泡得发黑,我在坠机点为他作了最后一点贡献,没留神在他趾甲上扎扎实实给了一脚,使那趾甲完全脱落。每次扛东西,总会有几个队员和民工跟上来,也总有一些队员和民工动弹不了。反正跟上来几个算几个。我爬上三楼,拣最重的行李拎起来抡到肩上。好在上下楼比山上要简单,脚脖子不用太较劲,只要支撑重量就行。


片马镇到泸水县5个多小时路,不知道多少塌方,还有在泥坑里熄火的拖拉机。一昼夜赶到昆明,谁心里都没底。N个堵车点,哪一个都耽误不起。所有关口都顺利通过,方才有按时到达的希望。每遇障碍,没时间迟疑,我跃过车帮往下跳,推车、搬石头。每次跳下车那一下儿墩,脚脖子疼得锐利通畅,浑身过电。也是跟上来几个队员算几个。


22日4点,车到泸水县。我喊了一声:“40分钟后开车!”


对县领导一再表示谢意,同民工、医生话别,结县里食宿账,装备从越野车转到考斯特,每个队员洗个澡,40分钟。县里从我们上山后第三天就按约定组织车辆到风雪丫口接应考察队回撤,一连两天没等到人。爬到上头引爆雷管给考察队发信号,山里也没反应。县里有关部门决定带食物药品沿考察队的黄色标志带跟进接应那天,正遇到考察队从片马镇返回。


40分钟,摄像师等摆弄器材没来得及洗澡,车又开了。这一夜,我一张嘴刁着点两支烟,给司机递烟、聊天,撑到23日2时。严江征又陪司机到4点,我接着陪到天亮。考斯特直接开到机场,队员们急急忙忙把汉克斯送进安检入口,入口的铁链在老汉身后挂起来――他是最后一名登机的乘客。


队员们在那一刻长嘘一口气,又轻松,又懈怠。懒洋洋地站在昆明街头,出租车司机见了不敢停车,这些土猴似的考察队员靴子上直往下掉泥块。云海密林中“答列过……答列过”的歌声被嚣喧的声浪湮没,53号机已成隔夜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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