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周恩来的性格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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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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