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蒋介石“清党运动”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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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和以后的残暴行动当然是革命过程中之悲剧。其引起很多家人父子兄弟投奔反蒋的阵营,不下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尤特里女士可谓对蒋极为同情的作家之一,可是她在所著之《中国最后的机会》一书中对清党一事也写出:“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此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其于中国人良心和母爱之打击,又何可胜计。 1920年间不容易看出,中国之全面改造,一方面要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以便杜绝军阀割据,完成中央集权之体制,

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和以后的残暴行动当然是革命过程中之悲剧。其引起很多家人父子兄弟投奔反蒋的阵营,不下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尤特里女士可谓对蒋极为同情的作家之一,可是她在所著之《中国最后的机会》一书中对清党一事也写出:“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此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其于中国人良心和母爱之打击,又何可胜计。


1920年间不容易看出,中国之全面改造,一方面要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以便杜绝军阀割据,完成中央集权之体制,才能独立自主,收回国权。一方面也要翻转内地之低层机构,使贫农生活均有保障,才能谈得上厘定各人权利义务,具备新社会之基本条件。这两项工作既冲突又重叠,只能事后在历史上看出有互相支撑之功效。


北伐军由广东出发之后,至湖南而以一个Y字形的姿态分向湖北与江西展开,自攻克武昌及南昌之后,因地理因素产生的新问题,已使国民党内部之冲突尖锐化。


1926年下半年,蒋介石不时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他的处境艰难。既提到经费不能维持,也埋怨革命力量消沉,将领胸襟窄狭,不能在长远处着眼。可是最大的问题仍是国内左右派的问题不得解决。


在离开广州之前,他还抗议右派人士对他不能谅解。例如七月十日,他仍以西山派在上海的组织为“伪党部”。《蒋介石先生》有下列的记载:“公以上海伪党部抨击整理党务案,集矢于己,不胜郁愤。”24日又有长信给张继,内称:“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在日所确定。”他自称继续与共产党合作之宗旨,决非“卖党”。而指责张继等人“老同志”,“能使本党消灭者,其唯本党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势力。”“本党每有一最负责任之同志,不避劳怨,即为一般老同志所不喜”。


可是他刚一出广东境,他所抱怨之对象,已为共产党人。陈独秀在《向导》所发表的文字,已令他相当震怒。


9月19日又有“内部复杂,变生肘腋”的记载。27日有“本党大会有人捣乱,是非不明”的记载。11月28日有“内部两派意见甚深,不能解除,亦无法消弭,令人痛心”的记载。


如果这时候蒋已经有了清党的企图与腹案,则这些筹划不见于现已发表之文件。11月11日他在南昌,接到黄埔军校有推翻校长的建议。同月21日也在南昌,他接获黄埔同学会有修改会章取消集中制的建议。这时候他除了电令广州黄埔同学会不得修改会章,指示第四期毕业学生一律调赴南昌,由他自己点名训话后分发各部队外,没有采取其他的行动。


然则完全站在被动的地位不准备还手也始终不是蒋介石的性格。看样子他于8月底9月初决定离开武昌战场而往江西时即对今后的局势有了整面目的重新打算。


其实蒋已在半月之前决心离开湘鄂前线,赴赣指挥。至9月15日之后,则不仅蒋本人离开武汉战场,其“主军”之第二师亦继第一师之后展开于江西战场。


蒋介石在江西的三个月间仍留下了不少呜呼噫嘻忍气吞声的字眼。但是在此期间除经费困难外他已有充分行动上之自由。他只消灭孙传芳势力,斗力与攻心并用。他一面自忖地写着:“此獠思想顽固,行动取巧,败亡时日问题耳!”一面又于同日致电“南京孙馨远先生”,请撤回援赣之江浙各军“则东南和平才有真正之希望”(1926年9月17日)。甚至提出将来和平实现江西仍可“归还五省范围”(9月18日)。所以用兵期间使节络绎道路延至10月杪南浔铁路决战之前夕。从他致前后方的通信看来,蒋介石始终对战局乐观自信。即在南昌攻城战尚待重新布置之际,他已决心进兵浙江,为加伦反对(10月6日)。他之感到胸有成竹,固然由于孙外强中干,企图避免苦战,一方面也因为他蒋能控制何应钦在汕头之部队,而他本人又亲自主持对驻在杭州陈仪的策反,预料沿海之大包抄已实际可能也。至于翌年初又有驻安庆之陈调元的归顺,所以以后之取得京沪,不过在江西将孙部主力囊括之后的军事行动之尾声。因此举蒋介石经历生平第一次之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果辉煌亦为以后未有。迄至年底前他也仍写下不少自责责人之词句,但是他已不能全部压制自己胸头喜气。他之自负可以从下段看出:


遇军事最危急时,即是转胜之机。如一轻举妄动,即足招败亡而贻羞耻。以后不论何事总要熟虑断行,切勿随人主张而转移也。军事第一要贯彻到底,即使错误亦须错误到底,所谓将错就错也。(1926年12月26日)


然则军事上之成功只使内部分裂愈为恶化,在这数月内南昌与武昌间政治关系之距离日益辽远。北伐开始时之三个口号依次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军事行动不久,即发觉照字面做去之不合实际。9月间美国公使麦加利由香港访问广州,蒋介石即自前方电令所部给予礼遇,开与西方国家接触之门(9月23日)。次日亦由于他的催促,国民政府通令解散广州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恢复广州香港间的正常交通,自此结束了一年三个月的对英大罢工。此后广州政府宣布征收华盛顿会议授权中国征收之进出口货品物品附加税,也未受到外人阻挠。中英关系继续改善,伦敦授权英国新任公使兰浦生往北京到任之前,于年底先来武汉拜访,作为承认国民政府之先声。这种接触与改向,不免使在武汉之顾问及国民党左派感到傍徨。他们也预料蒋介石向江浙进军,必将对西方各国更为接近而对苏俄更为疏远,因之影响到国民党之整个联俄容共政策。


1927年初武汉与南昌(1927年3月之后则为另一城市中心——南京)全面决裂。2月24日汉口组织群众大会,参加者五万人,其标语与口号着重党权高于军事权力,反对人身政治与军事独裁,其重点则在反蒋,邓演达曾参加演讲,为大会之主持人物。当南京政府打击沿海一带之左翼工会时,邓演达亦于7月在《中央日报》撰文攻击蒋介石。


武汉政府崩溃之后邓化装为工人出走,抵达俄境,又在东西欧游历约三年,于1930年5月还上海,在租界发行《革命行动》。蒋之国民政府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法办。邓演达以危害民国罪被判死刑,于1931年11月29日执行。以当日情景及蒋介石与他之特殊关系,此事极难如是解决而无蒋之示意或认可。


因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记事至1926年12月31日而止。我们只能看到蒋所作“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后一天……大海茫茫,何时能达到彼岸”之责身自问,而《大事长编》续记清党各事,则以已经发表之各种公告占篇幅,不到1927年10月蒋辞职赴日之后未提引其日记,《蒋“总统”秘录》也只引用蒋4月18日奠都南京后演讲辞内提及当年1月13日鲍罗廷在汉口欢迎他晚宴时的讲话,内中用无礼的态度警告他:“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此外缺乏蒋亲身切眼的经验,反映到当日实情。


纵算我们过目之资料仍有各种缺陷,我们已可从中看出在1926年夏季至1927年春季的约九个月间蒋介石已充分表现其为人做事之若干特性。远在1923年1月26日他复廖仲恺信里已提及实行主义与获得政权为两件事,此由于党员与政客之性格不同,他甚至讲明国民党如要取得政权,必引用“中国式政治家”,既然如此,他也必已预先了解如望以武力统一中国若干军阀行径仍不可少,只因社会环境如斯,革命家纵异军突出亦无从天马行空也。所以他一方面向军校第四期毕业学生训话,承望他们向黄埔第一期同学学习(死去的已五分之三),不要向第二、第三期同学学习,一方面也仍以人身因素拉拢部下,用升官发财为饵培植个人势力。蒋介石军事上之成功,大都得力于此种现实手段。可是此亦为他今后立身做事之羁绊,他纵可能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自身解脱,他的态度已不能为黄埔近身同事李济深、邓演达所谅解。


蒋介石之作为,保持着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宗旨(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觅对方可被击败的机会)。他在政治上的准备,也采取同一方式,先作守势次取攻势。有了以上背景上的分析,1927年的清党与宁汉分裂不难了解。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武汉。蒋介石亦在南昌召开军事善后会议,又邀请中央由广州赴武汉之中委先来南昌,由他招待游庐山,在庐山举行会议,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只是一部已到武汉之国府委员及中央执行委员却在当地组织“联席会议”,声称在政府未迁来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大概蒋介石以为此系临时性质,所处理亦不过一般行政事项,曾表示赞成(12月20日)。即《大事长编》亦曾未称其为不合法。不料此联席会议受鲍罗廷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把持,准备筹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便全面改变政策。于是在江西之中委包括谭延闿及张静江等才宣布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暂留南昌。自此中国国民党已有两个中央。在宁汉分裂之前已因湖北及江西间之争执,先已有了“鄂赣分裂”。在武汉之一派包括邓演达在内除对蒋介石大权独揽人身之不满意外,尚反对其进军于江浙,缓和对外关系,以及准备约束工会运动之诸般措施。


蒋介石于1927年1月乘军舰由九江至汉口,有意弥补两方意见,只是显无成效。鲍罗廷之“欢迎词”已形同警告,而蒋一周之后返南昌,两方裂痕更加深巨,南昌致电于第三国际要求撤换鲍罗廷则未获答复。


武汉之二届三中全会于3月开会,到会者33人,除3人外,尽系左派及中共党员,其决议可谓推翻自“中山舰事件”发生以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各项措施,并且通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以削弱蒋之职权,而蒋则执行其向江浙地区之进军。可是4月12日之清党并非如艾萨克斯所说突然展开。即在武汉之联席会议采取各种行动之前,国民党之监察委员会由蔡元培领导已聚集于上海筹商对策。上海总工会组织劳工市政府时,国民党右派亦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与之对抗。当北伐军军行所至各地发生排外风潮时,外人在上海已严阵以待准备武装干涉,蒋介石则发表谈话表示尊重外商财产无意在此时以武力收回租界。凡此都使清党无可避免。


4月1日武汉免去蒋介石总司令职务,更使今后冲突逼近一步。其所以未在此时全面决裂者,因此时蒋等期望汪精卫回国后或可吸引国民党左派人士来归。不料汪见蒋后径直往汉口参加武汉政府。


4月12日上海事件发生之前,国共之间或国民党左右派之斗争已展开于广州、福州、重庆、杭州、南昌及镇江等地,也及于黄埔军校(时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至于清党终在上海展开者,乃因当地总工会组织纠察队五千人,在孙传芳、张宗昌部队退出上海地区时,获得枪械数千支,至此成为严重问题。3月初蒋介石及白崇禧已发出通令此等半军事机构务必将兵器交出。如谓4月12日事件出于突然,工会人物全无预感,只在懵懂之中被出卖,甚难置信。只是武汉方面不顾蒋介石新胜之余威,尚望千里之外一纸命令即可以将之免职,鲍罗廷未敞先说,邓演达不顾中俄革命背景之不同,而蒋反击时则用军事行动之方式,先着重对方弱处,以上海总工会代替武汉联席会议,表示两方做法,具有现实主义者及理想主义者之差异,非尽用左派、右派、前进或保守等名目所能概括者也。


史达林曾谓中国国民党只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则可信手抛去。费正清曾引用此语,但是他随即提及1927年之清党,因此他悠闲地写着:“看来国民党之右派先挤。”






摘自黄仁宇作品《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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