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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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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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本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本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编辑本段政治路线转变的原因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本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的修建为例。上百万人民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的西南边疆地区开出了几百公里的国际生命线。参与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没有薪水,甚至饮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国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价最低。另抗战中期,为配合盟军战略轰炸日本。后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当美军工程顾问人员正在踌躇得不到大马力轧路机时,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轧出了供B-29“空中堡垒”庞大机身起降的坚硬跑道。机场竣工后,美军轰炸机在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下起降。从四川起飞的美军飞机共在日本投下了几十万吨的炸弹。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随即而来的各省独立和人民运动才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争。正是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最终取得胜利。号称以孙中山先生为“偶像”的汪精卫为什么在抗战中丧失了这种可贵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本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孚不愿与日本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么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选,内阁五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他起码知道了日本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么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本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日本这才明白了重庆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有什么故事呢……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本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重光堂协约》;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 日本的和平运动不可能真是打算“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这对于中国是天大好事,对日本反是不好的。真这么好的话,日本政府应该直接走外交途径,开个什么会然后来个公报:日本放弃一切在华特权。真这样的话,中国人民起码到现在都会对日本感恩戴德。难道为中国好要搞出个9.18事变,为中国好要搞出满洲国,南京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的30万同胞全是因为不明白日本的好心吧?日军来中国到底是干什么来了?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汪精卫为什么不明白。如果真的不明白,算是先总理瞎眼了,算是汪精卫傻到与虎谋皮。但正常分析,这样政治上幼稚的傻瓜怎么能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又怎么能是党国高级领导人之一呢?恐怕是别有隐情吧! 汪精卫中了鬼子“圈套”后,日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汪留。你汪主席以民国正统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个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你汪主席以先总理忠实信徒为自豪,偏偏不让你提什么“三民主义”。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决”,偏偏日本在各级伪政府内部派一大堆“顾问”…… 汪精卫于1944 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逝。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编辑本段身后评价

总评

汪精卫一生前段 汪精卫

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正面评价

汪精卫的正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林思云,他 汪精卫

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但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负面评价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在林思云先生的观点中“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日占区的民众是“安稳的”,那么其他地区的人民由于汪精卫政府对日本的物资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现在看来就是分裂国家罪。 汪精卫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而且汪政权自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汪政权后期与日本交涉中确实争得一些权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力量在变弱,而并非汪政权实力增强。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也使所为的「和平建国」落的一场空,最后在日本人不管不问中死去,曾经的美少年,据说在临死前已经不成人样。 而且汪精卫的身份很高,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对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史家陈寅恪的评价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1944年12月17日吴宓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史家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伪齐政权的傀儡皇帝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编辑本段汪精卫诗词选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 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 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 以寄感》 欲将诗思乱闲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 残灯难续寒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噩梦漫全虚。 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 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 忽忽馀生恨,茫茫死后忧。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 落落初相见,无言意已移。弦韦常互佩,胶漆不曾离。 杜鑱朝携处,韩檠夜对时。岁寒乐相共,情意胜连枝。 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 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 《感怀》 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方其未死时,怦怦终不已。 宵来魂跃跃,一骛三万里。山川如我忆,相见各含睇。 愿言发清音,一为洗尘耳。醒来思如何,斜月淡如水。(自注)骛:音雾,迅速。 《述怀》 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讬。嗟余幼孤露,学殖苦硗确。蓼莪怀辛酸,菜根甘澹泊。心欲依坟茔,身欲栖岩壑。忧患来薄人,其势疾如扑。一朝出门去,万里惊寥落。感时积磊块,顿欲忘疏略。锋铓未淬厉,持以试盘错。苍茫越关山,暮色照行橐。瘴雨黯蛮荒,寒云蔽穷朔。山川气凄怆,华采亦销铄。愀然不敢顾,俯仰有余怍。遂令新亭泪,一洒已千斛。回头望故乡,中情自惕若。尚忆牵衣时,谬把归期约。萧条庭前树,上有慈乌啄。孤侄襁褓中,视我眸灼灼。儿乎其已喻,使我心如斫。沈沈此一别,剩有梦魂噩。哀哉众生病,欲救无良药。歌哭亦徒尔,搔爬苦不着。针砭不见血,痿痹何由作。驱车易水傍,呜咽声如昨。渐离不可见,燕市成荒寞。悲风天际来,惊尘暗城郭。万象刺心目,痛苦甚炮烙。恨如九鼎压,命似一毛擢。大椎飞博浪,比户十日索。初心虽不遂,死所亦已获。此时神明静,萧然临汤镬。九死 诚不辞,所失但躯壳。悠悠槛穽中,师友嗟已邈。我书如我师,对越凛矩矱。昨夜我师言,孺子颇不恶。但有一事劣,昧昧无由觉。如何习静久,辄尔心跃跃。有如寒潭深,潜虬自腾轹。又如秋飚动,鸷鸟耸以愕。百感纷相乘,至道终隔膜。悚息闻师言,愧汗骇如濯。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馀生何足论,魂魄亦已弱。痌瘝耿在抱,涵泳归冲漠。琅琅读西铭,清响动廖廓。 (自注) 硗:音敲,1.土地贫瘠 2.坚硬 3.薄(不丰厚);“确” 字亦有此三种意义。 痹:同“痹”。 穽:音井,1.地牢 2.陷阱 3.圈套。矱:音约,尺度。 轹:音力,1.滚,压 2.欺凌 3.越,超过。 痌:音通,同“恫”,痛。 瘝:音官,病患,疾苦。

编辑本段汪逆跪像

汪逆跪像为纪念抗战阵亡的将士而塑的大卖国贼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跪像。温州、河南等地均发现汪逆跪像。 最著名的是重庆磁器口的汪陈跪像,于1940年10月制成。汪精卫跪像高1.15米,上身裸露,背刻“汪逆精卫”。陈璧君跪像高1.12米,上身裸露,背刻“陈逆璧君”。同时刻有一块《汪逆夫妇跪像志》碑,高1.27米,宽0.27米,厚0.05米,碑文为:“相彼夫妇,汉奸之尤,民众公敌,举国同仇。男名精卫,汪家败类,妇曰璧君,陈门妖魅。认贼作夫,卖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诸道途,人人唾骂,万类见羞,臭闻当世,污流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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